刘守华是我国民间故事研究的领军人物，对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可谓情有独钟。他1979年在《民间文学》第9期发表论文《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被视为“中国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复兴的信号”①,此后陆续发表了《民间童话之谜》《略谈中日民间故事的交流》《〈一千零一夜〉与中国民间故事》《多侧面扩展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等一系列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论文。
1986年，《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面世后好评如潮，1995年在原有基础上扩充，出版了《比较故事学》，后经修订补充，2003年以《比较故事学论考》为书名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他在比较故事学领域的数十年辛勤探索，体现了强烈的“比较故事学”学科自觉意识，也让“比较故事学和刘守华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给予了刘守华很多学术荣耀”.②AT461型“求好运”故事通常又被称为“寻找三根金头发”、“问活佛”、“找幸福”故事，主要叙述处于底层的主角向富家女求婚，被告知须寻找远方的宝物做聘礼，寻宝途中遇人求助解决难题，主角从神灵处获悉解决他人难题的办法，最终代人问事获得酬报，求婚成功。该类型故事在全世界广泛流传，国内外异文有600余篇，仅刘守华搜集的中国异文多达210余篇。刘守华就该故事写的第一篇论文《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初步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评析了它的思想艺术价值，认为是人类关于太阳的神话派生出来的一个古老的童话。后来他发现中国云南彝族的《淌来儿》和俄罗斯的《富玛耳科和倒运的华西利的故事》属于同类型故事之后，1980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了第二篇论文《民间童话之谜》，主要对故事的历史背景和形态进行剖析，认为蒙古人西征很可能对该故事在东西方之间的流传产生了推动作用。之后几年，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教授寄来有关欧洲学者的研究资料，刘守华于1989年在《民间文学论坛》发表《一个故事的追踪研究》，深入探讨了该故事普遍与永恒的主题，发掘了故事丰富的民族与地域文化特色，尤其是中国故事的特殊形态和价值。针对美国学者艾伯哈德认为该故事是从近东传入中国的观点，刘守华深思之后进行反驳，强调中国该类型故事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写出了第四篇文章《心有灵犀一点通---对AT461型故事研究的评述》①。八年之后，注意到此故事同佛本生故事的密切联系，他又对该故事国内外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一个小结，写了《千年故事百年追踪---一个难得的比较文学研究实例》②。
2012年，他又撰写了《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求好运故事解析》，对搜集到的210多则该类型故事进行解读，认为该故事跨越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完全称得上是一个覆盖了神州大地的故事圈，具有史诗般的宏伟特征，既要注意到它在世界故事圈中的某些类性，更应着力探寻其中华文化根基。故事中主人公体现的“先人后己”“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中华美德，不禁让人联想到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着名学说，联系中国大地涌动的民工潮，它的史诗魅力与价值更为彰显。③至此，刘守华对AT461“求好运”故事的研究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完整而清晰的轮廓。在对求好运故事长达3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刘守华不断完善自己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方法及成果，广泛搜集包括口头异文在内的故事文本，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扩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包括“求好运”故事的主题内涵、流传演变、民族文化特色进行跨国跨民族及跨学科的研究，给我国比较故事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刘守华认为：“对‘求好运’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优美故事，探寻其生活史与文化价值，它是一项经历多年的追踪研究，既是对一个故事形成演变过程的追寻，从中也反映了笔者对比较故事学理论和方法的执着探索。”④本文尝试以求好运故事研究为个案来讨论刘守华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特色，反思当前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困境。
一、刘守华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特色
（一）广泛搜集故事文本，以材料为依据，在论争中不断修正自身观点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材料的丰富性非常关键。刘守华对AT461求好运故事研究系列论文中第一篇《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所搜集的材料有11篇，全部是建国后采录的文本，未对中欧该故事类型的关系下明显结论，指出反映两国民众的共同心理，是从太阳神话派生出来的一个古老的童话故事。之后在《民间童话之谜》中搜集的中国故事文本资料达到15篇，涉及地域有东北、西北、西南及中南地区，民族有汉、壮、彝、回等八个民族，认为我国云南彝族的《淌来儿》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认为的是在格林童话和阿法那西耶夫故事的影响下产生的。他指出德国的格林童话和俄罗斯的阿法那西耶夫故事在我国的传播年代比较晚，范围也有限，很难深入到广大农村尤其是云南彝族等偏远地区。然后他又列举了我国云贵的苗族、云桂的壮族、海南的黎族、青海的藏族、甘肃的回族、山东、四川、湖北等地都有这类“三根金头发”的故事，并且有着各自的民族特色；至于其他流传在民众口头之上还没搜集整理出来的同类型故事还有许多，因此他得出结论：以《淌来儿》为代表的中国的“三根金头发”型故事，深深扎根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中，不可能是受格林童话和俄罗斯故事影响的结果。他还从中德两国AT461故事文本所反映的内容来判断，认为彝族的《淌来儿》故事、青海藏族的《“株本”的来由》和甘肃回族的《太阳的回答》应是从人类古老的关于太阳的神话演变而来，应看作是中外所有关于“三根金头发”的童话故事中形态最古老、最原始的一种。
认为这个类型似乎是最先在中国形成，然后通过曲折的途径，流传到其他地区，并染上不同民族的色彩。其传播到欧洲，可能与元代蒙古人西征有关。①1989年发表的《一个故事的追踪研究》搜集到的中国故事文本达到90余篇，可能是看到了丁乃通寄来的蒂勒撰写的《关于命运之子的童话》论文提到该类型故事最早文献记载源于印度，放弃了源于中国的观点，将其分为三个类型，认为中国461A型故事源于中国古代的太阳神话，欧洲的该类型故事是在亚洲传入欧洲时，口头流传过程中复合而成，其流传过程与十二世纪蒙古人西征有关。②1992年发表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对AT461型故事研究的评述》中，刘守华开篇即指明美国学者艾伯哈德写的《近东和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关于这个故事从近东传入中国大陆的论断同样未能避免以想象代替科学分析的主观臆断，使人难以信服。”③接下来他对其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
艾伯哈德掌握的中国材料很有限，只看到了来自浙江、广东一带的故事就断言本故事类型只在中国东南沿海流传。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工作的大力展开，搜集整理出来的该类型故事广泛分布在我国十九个省、市，不仅只是在东南沿海，在东北、西南、西北等地区都以多种方言的形式被多种宗教习俗的民众所津津乐道。单凭论据极不充分这一点就推翻了艾伯哈德的“源于近东”说。然而，刘守华辩驳的理由还不止于此。他赞赏艾伯哈德所说的比较研究要考察故事同所在地区本土文化的联系这一观点，但不赞同他所说的土耳其该故事的“母题深深地嵌进了近东的一般文化之中”,而中国故事“没有嵌入中国民间故事的主体”④。他认为艾伯哈德所论述的土耳其故事的地方文化特色其实很多具有世界普遍性，就艾伯哈德所拥有的中国该类型故事里同样可以分析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如中国封建社会中司空见惯的嫌贫爱富、买卖婚俗，龙是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象征性形象。因此并不能证明中国故事一定是从土耳其传过来的，再次反驳了艾伯哈德的“源于近东”说。
除此之外，在《心有灵犀一点通》里，刘守华对于蒂勒和汤普森认为的461型故事的后半部分“异域旅行”很可能源于欧洲的神话故事，以及前后两部分的复合是在欧洲口头上流传时造成的这两个观点提出了质疑，并初步推断其最早的复合形态可能在南亚地区。由于当时掌握的资料有限，难于作出明确的回答，“只好存疑待考”.⑤ 在2000年发表的《千年故事百年追踪》刘守华搜集的中国异文多达210篇，并在佛教典籍中找到新的材料，并对自己曾经的初步推断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由于当时东方文献里尚未发现后半截故事的完整形态，格林童话里的《有三根金头发的鬼》流行于世给人印象深刻，很多故事学家便将尼尼微图书馆所藏楔形文字泥板上的关于英雄伊茨杜巴尔出海远行寻找祖先的故事同寻取金头发故事的原初形态联系在一起。艾伯哈德等人更是依此将故事前后部分的结合放在了欧洲。刘守华认为，与格林童话中《有三根金头发的鬼》的情节结构相类似的故事不仅流行于欧洲，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以及相邻的南亚、中亚地区也颇为流行。而欧洲口头故事难于在短时间内流传到这些较为偏僻的地区。倒是印度、缅甸故事不仅在地域上相近，还有佛教文化的传播，因而很可能渗透到这些地方来。成书于公元5世纪的汉译佛经《贤愚经》中的《檀腻羁》，是一则有关古印度端正王公判奇案的佛本生故事，里面即有461型故事的核心情节---出门代人问事获好报。代问的三件事均涉及困扰人类和动植物的难题，主人公的命运也因此事而转变。刘守华认为，这些故事在思想内涵和结构形式甚至一些细节上，与佛经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定然有着内在联系而不是简单的巧合。这就充分证明了佛经中的印度故事是它们的源头。另外，《佛本生故事选》中的《迦默尼詹特本生》，所讲述的古印度波罗奈国镜面王巧断连环案的故事跟《贤愚经》所载基本相同，可见古印度该类型故事比较多。由此，刘守华认为由佛本生故事转化成的这类故事在亚洲有很深的渊源，它更可能是从东方传入欧洲然后再传遍世界的推论更为可信。①关于求好运故事的起源及传播，刘守华早期论文认为其源于中国，随着蒙古人的西征进入到西方；针对艾伯哈德提出求好运故事源于近东观点的，他运用大量文本材料进行反驳，认为该故事在中国流传广泛，民族化特征突出；后来随着印度佛经故事文献的不断发现，他放弃了源于中国的观点：认为其源于南亚，由东方传入欧洲。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中材料的丰富性尤为重要，他批评有的学者“惯常使用的办法是就自己见闻之所及，抓住一个星来寻求他同第二颗星、第三颗星的联系，构想出它们的线型传播方式。其成果虽有一定价值，却远远不能解开许多民间故事在一个巨大范围内如何流传演变的谜团。”②其研究结论始终以故事文本为中心，尽可能广泛搜寻不同性质的故事文本资料，根据新材料的发现，不断纠正自身及他人观点的偏颇之处，体现了其“上下求索”的可贵学术品格。
（二）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结合刘守华认为“用单一的流传学派寻求发源地及其流向的方法越来越让人困惑。应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结合起来，探求新的解释。”③在求好运故事系列论文中，神话学派、人类学派、流传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等研究方法都可以找到。早期认为求好运故事是太阳神话派生出来的古老童话，显然是吸收了神话学派的观点，《民间童话之谜》中认为中国形态最古老，这个故事似乎最先在中国形成，可能借助蒙古人西征，由蒙古人传到俄罗斯和日耳曼民族中去，是流传学派理论的实践。
随着材料的积累越来越多及思考的逐步深入，他注意到求好运故事的流传和演变情况很复杂，在西北哈萨克族、云南彝族、藏族、傈僳族流传的命运预言型（即AT461主型）与印度的该类型故事在整体构思及细节描述上契合度明显，应该是印度传入的结果。但“问活佛”、“找聘礼”型则不同，出自中国的可能性更大，他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学说，根据故事文本在思想内容上由古至今的演进状况，认为“问活佛”（461A）这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故事类型的发展演变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然后结合不同地域、民族及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情况来探寻民间故事在不同国家、族群及地域的流传路线，如湖北、湖南、山西、四川内独立生成，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故事在向邻近地区传播的过程中，是否间接带来了印度或欧洲的影响则不能完全否认。④ 针对故事的文献来源、形态结构、文化背景等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结合，是刘守华比较故事研究的显着特点，在求好运故事系列论文中尤为突出。
（三）在民间故事的跨国比较中，挖掘中国民间故事的特殊价值对于中国的461型故事，刘守华极力挖掘它们的特殊价值。除去在中国数量不多、流传不广的典型的461型故事“幸运儿”,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单列出“问活佛”（461A）型，他鉴于“找聘礼”（461B）的流传广泛情况，把其作为独立的故事类型（亚型）列出。刘守华认为后两个亚型故事出自中国的可能性很大。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中国流行最广，核心情节---问太阳或问天，具有中国文化尤其是南方楚文化中太阳崇拜和太阳神话的因子。
在刘守华看来，民间故事的跨国跨民族比较研究，不只是为了辨别不同国家民族间故事的异同，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的跨民族文化的比较，因为民间故事概括地反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系。① 他在研究“求好运”故事时就对各国各地区故事的民族文化特色进行了深度挖掘。“求好运”故事在世界各地区民族之间流传，众多的异文展示了各地风光，在代人问事的情节里，各民族发问的对象、提出来的具体问题和答案各有不同，反映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中国故事多以贫穷的劳动者为主人公，道教流行的地区主人公寻找太白星君求好运，佛教地区则问的是如来佛或观音菩萨。中国的鲤鱼或龙想升天是道教思想的体现，干旱地区的人托问怎样才能找到水源是生活所迫，甘肃的牧羊人问羊毛太长如何治是生产经验的积累。这些充满了民族与地域差异的“小异”之处正反映了不同民族地区的地域特色。②关于“问活佛”和“找聘礼”这两个在中国广泛流传的461亚型故事，刘守华分析了它们同461主型故事相比的重要差异：一是主人公代问的问题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二是插入了两个有着独特思想文化内涵的新母题；三是在故事的叙述技巧上很有中国特色，母题之间结合紧密，穿插巧妙，使得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向厄运抗争”这个新穿插的母题表达的思想是主人公不甘于世代贫穷，积极反抗终获幸福，表现了中国农民的积极进取心态。另外，中国故事在主人公问事时增添了“问三不问四”的母题，以考验主人公能否先人后己，而结果总是无私的主人公接受了考验并获得了幸福，与人方便最终与己方便，增强了它的伦理道德意义。③
（四）在跨学科比较中，探讨中国民间故事中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渗鉴于宗教故事与世俗故事难分难解的关系，他认为对中印民间故事进行跨国研究就离不开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印度的佛教徒们为宣扬佛教大义而选取一些民间故事进行加工改造。他们置换故事的人物角色，附会佛教道义，经过一番改头换面的加工之后，原来的民间故事俨然成了宗教故事，成为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并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而不断发展。然而，随着宗教文化的渐趋衰落以及故事接受地区的本土化改造，佛教故事的宗教色彩慢慢褪去，它们本来的世俗面貌又依稀可见。“求好运”在古印度本是一个世俗故事，后来经佛教徒改造成为一则佛本生故事进入佛教典籍，并随佛教的传播而流行于世界各地。中国的“求好运”故事很多在代人问事的问题上渗透出明显的农耕文化色彩，是世俗生活的典型写照；一些对命运进行追问的情节和好人有好报的思想则保留了佛教大义；有些对长生不老和升天成仙的渴望则明显染上了中国的道教色彩。刘守华还指出“求好运”故事在演变过程中，世俗性不断增强而宗教性日趋淡化。“求好运”故事散发着世俗与宗教的气息，这也是它得以在世界不同信仰地区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守华是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领域成果最为丰富的学者。在数十年的研究中，他以各种故事文本资料为基础，善于从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入手，运用跨学科方法，挖掘中国民间故事的独特魅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故事学。
二、多元共生与播化：比较故事学的困境及挑战
刘守华对“求好运”故事的研究前后延续了三十多年，他敢于质疑国内外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勇于推翻自己以前的结论，不断在已有成果上进行改进和突破，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
但不可否认，中国比较故事学在21世纪初取得的成绩远不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比较故事学研究依然沿袭了上世纪的研究路径，在研究的深度及范式的转换上没有取得特别显着的成绩。
求好运故事的系列论文历经三十多年，大体呈现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轨辙，毕竟“比较故事学现有的引人注目的理论成果多为历史地理学派围绕故事生活史的研究取得的。”①接下来我们对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直面故事生活史研究的困境。
（一）单线进化论与多元共生：故事生活史研究的危机
民间故事的起源和演变是探究故事生活史的核心问题，人类学派进化论学说和流传学派是刘守华使用较多的方法，亦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故事学界盛行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理路在民俗学转型期受到质疑。高丙中认为：“当代（1990年代）的各种民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直以（神话学派、流传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等人文学科传统和早期人类学的遗留物研究范式为主导，结果孕育了中国民俗学界的主要学术思路：首先通过采风或文献检索发现某种奇风异俗，然后探讨它是哪一种原始文化的遗留物并推测它的原型和本义，或者推断它有怎样的传播路线和演化历史，这种状况持续到八十年代末，逐渐凸显出民俗学的学科危机。”②在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中，如何处理口传文本和文献记录的关系是一大难题。受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以今证古的模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为盛行，普遍认为那些思想内容原始的口传文本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不会发生大的变异，而文献记录的时间往往比口传文本要晚。他在《民间童话之谜》中分析我国云南彝族的《淌来儿》故事、俄罗斯阿法那西耶夫故事中的《富玛耳科和倒运的华西利的故事》、格林童话《格林童话》中的《三根金头发的鬼》故事的相互影响关系就是运用人类学派的进化论学说分析的。他根据阿法那西耶夫故事中的《富玛耳科和倒运的华西利的故事》基督教色彩浓厚认为其产生在公元十世纪后，又根据故事中将“蛇”和“沙皇”结合起来创造了“蛇沙皇”的童话角色，而“沙皇”的概念是1547年后才出现的，判定其形成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了。另外根据《格林童话》中的《三根金头发的鬼》有对城市生活的反映，当是十三世纪前后形成的。而建国后采录的云南彝族的《淌来儿》故事有向太阳姑娘拔取三根金头发的情节，认为其保留着古代的神话色彩，应看作是中外所有关于“三根金头发”的童话故事中形态最古老、最原始的一种。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个类型似乎是最先在中国形成，然后通过曲折的途径，流传到其他地区，并染上不同民族的色彩。其传播到欧洲，可能与元代蒙古人西征有关。③在《一个故事的追踪研究》和《心有灵犀一点通》两文中，刘守华对中国461A型故事的流传演变及和印欧故事之间关系的推断，也有进化论学说的痕迹。刘守华认为他总结出的“问活佛”（461A）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早期形态以问天、问太阳为核心母题，甘肃的《太阳的回答》、云南的《太阳公主》和浙江的《树洞问天》是其代表；这些文本都是建国后采录的文本，尽管反映了问天、问太阳等古老、原始因子，但因此认为“461故事的核心情况---问太阳，产生在楚文化土地之上。
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故事。在印度发育成熟后传入欧洲的完整的461型，后半截也很可能受过楚文化神话因子的影响”①，结论的可信度就值得质疑。民间故事的流传不仅因时空而发生变化，而且随讲述者的知识经验、讲述的目的和语境而发生变异。甘肃、云南和浙江等地以问天、问太阳为核心的故事，从起源上来说不一定是受古代神话的影响，也可能是民间故事传承过程中借鉴神话母题的结果。以文本中出现沙皇、城市、基督教文化来判定故事产生时间也有待商榷，例如出现蛇沙皇这样的情节未必表明这故事的产生是在16世纪以后，有可能是这个故事在俄罗斯流传时间较长，此后随着沙皇的出现而变异的结果，同样的原因，中国故事文本中出现的问太阳情节也未必是最早产生的，有可能是民间故事在传承中吸收神话母题所致。
刘守华认为“问活佛”（461A）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其理论假设是“一元发生论”和“线性生长”.民间故事的发展不一定呈现出单纯的从简单到复杂的线性形态。民间故事在传承过程中，可能会有原有母题的脱落，也可能有新母题的加入，甚至可能复合成其他故事类型。“故事的演变过程，就如同一棵长势旺盛的生命树，树上分干，杆上分枝，枝上分叶，总体上呈现为杂乱无序的生长状态。”②因此461A故事未必是从简单到复杂三个阶段发展。故事不仅依时空而发生变化，而且随讲述者的知识经验、讲述的目的等因素而发生变异。甘肃、云南、浙江等地相隔甚远，人文地理环境大不相同，故事的演进状况也未必相同，可能产生于三个地区的不同时期，不一定都能作为中国461A型故事的早期形态。民间故事的传承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用单线进化论去分析，容易陷入误区。
民间故事生活史研究方法要点是“首先尽可能广泛地搜寻异文，并对其异同之处作精细比较，解析出它的母题和类型；然后把他们置于一定历史地理背景之上进行考察，从纵向的历史演变中构拟出原型，从横向的地理传播途径中追寻故事的发祥地；再根据原型回头考察有关异文，便可以看出故事在不同时空背景上的演变情况，由此勾勒出该类型完整的‘生活史’了。”③历史地理学派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是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基础上的④，在单线进化论已被学界其他理论替代后，故事生活史研究的理论根基也面临坍塌，况且民间故事的起源有一元发生和多元共生的可能，对有数千年历史、流传广泛的民间故事而言，其起源及传播过程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探寻故事生活史的研究范式面临危机。
（二）多元播化：比较故事学的困境抑或未来？
刘守华持续研究AT461型故事长达三十多年，随着材料的丰富及学术研究取向的变化，刘守华对该故事的流传及演变情况所下结论越来越谨慎，对渊源问题很少下明确结论。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的情节相似的民间故事，其产生和传播，“大体有三种原因促成，一是平行类同，不谋而合；二是同出一源，同源分流；三是传播交流，互相影响。”⑤就求好运故事的流布状况而言，这几种情况都有可能，他后来兴趣逐步转向故事在演变过程中凸显的族群文化特色及宗教文化对民间故事影响方面，提出多元播化的观点。
他认为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民间故事，依然以鲜活的姿态为各族民众津津乐道，远非过去的流传论所能解释的，他将这种复杂的过程称为“多元播化”,有以下特征：
1.在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相互渗透中生根开花；2.借助口头与书面两种文本的交错并举深入人心丰富提高；3.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交融中实现其传承演变。① 他提出的“多元播化”观点及其特征总结是对中国许多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故事类型的传承状况的经典总结，是数十年研究民间故事的“真经”.“多元播化”的提出也意味着比较故事学探析故事生活史的范式需要转型。民间故事在不同国家“彼此间的渗透，虽使故事呈现斑驳的色彩，却不能因此而贸然断定它们是移植的外来品种。
民间故事的流动现象是普遍的，在比较研究中我们应探求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民间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但也要细心考察那些表面类同、实为各自生成，或原系各自生成，又在尔后的文化交流中有过影响的故事”②所以对于以口传文本为主，文献记载不成体系的中外常见故事类型来说要梳理出比较完整的的传承路径远比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复杂，即便是史学大家顾颉刚后来面对越来越多的孟姜女故事材料也产生有心无力之感。生活史的研究对故事文本数量要求高，而文献记录和口传文本时间往往不同步，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域宽广、民族众多、族群关系交往频繁的国度探析故事生活史难度可想而知，他最后选择的多元播化的观点看似没有提供明确答案，却是最好的答案。多元播化说揭示了中国民间故事的传承规律同时也预示了探寻民间故事生活史的难度，21世纪的中国比较故事学研究要有所突破须超越故事生活史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