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轼民间故事之整理、归类
古代文学作品中，关于苏轼的介绍和描写很多，从宋代的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到元代的杂剧、明代的传奇再到清朝的小说，均可以找寻到描述苏轼的痕迹。后世文人所创作的诗话词话、记闻小说更是将这一文人形象描述的传神阿堵、活灵活现。在正史中苏轼向来被塑造成风雅旷达的文人领袖，在这一形象基础上经过历朝历代的完善，终使得苏轼形象更加血肉丰满。
（一）旷达不羁的诗意人生
苏轼一生经历三次贬谪，其中“乌台诗案”几近将其性命断送。然而，在这一次次艰难险阻中，苏轼从未像多舛的命运低头。被贬黄州时，他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慰己，北返东京时，他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自题金山画像》）自嘲，在逆旅、在狱中、在无人对饮的夜里，他都能将这满腔愤懑化解于洒脱狂放的词句中。
因此，这一萧散畅达的性格特征便被后人很好的运用于其民间故事创作中。在后世小说家笔下，苏轼似乎变得愈发的狂放不羁，据载嘉佑二年，二十一岁的苏轼应试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主考官梅尧臣、欧阳修对这一策论大加赞赏，梅尧臣称之颇具“孟轲之风”，而欧阳修更是对文中所举尧与皋陶的对刑法的互相制约的例证产生了兴趣，欧阳修不知其出处，待苏轼拜见他时，欧阳修问此典出于何处，苏轼笑道：“想当然耳”[1]（P72）。这四字用的精妙，不仅将自己编造典故的实情相告，又有一种随意任情之感，欧阳修听罢也对其坦诚与洒脱赞不绝口。因此可见，苏轼在任何场合、以任何身份都能表现出一种旷达不羁的人生态度，因此为后世百年称道。
（二）踏实虚心的学习态度
苏轼精通诗词论赋、书画博弈，并且在各方面都显现出了超于常人的天纵之才。然没有人拥有天生的生花妙笔，一代文豪的成长必经历过世人难以接受与想象的努力，据一个故事记载，苏轼曾三抄《汉书》，在手抄《汉书》的过程中，起先用三个字概括一段，并由这三个字的提示背诵全段，之后用两个字概括，再后来用一个字概括。朋友朱载拜访他时，任意挑选《汉书》之一册，任意抽取一字苏轼便能应声背出几百字的大段，无一疏漏。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吟诵杜牧的《阿房宫赋》，久而久之，身旁老兵也能理解该篇主旨，可见苏轼平时勤勉好学的程度之深。
（三）诙谐机智的处事能力
苏东坡的文采斐然、成就突出绝非偶然，除了日复一日的踏实努力外，还具备乐观且聪颖处理生活中棘手的万事万物的特质。据传，苏轼与佛印和尚乘船游览西湖时，佛印突然把一把苏轼题诗的扇子扔进湖中道：“水流东坡诗（尸）”[2]（P34），苏轼听罢并不示弱，指着岸边正在啃骨头的狗道：“狗啃河上（和尚）骨”[2]（P34）。这些故事中作者善于营造特定的巧合，将苏轼置于突来的矛盾之中，从而更见苏轼之机智。
（四）热心善良的为人准则
古人云：“以德为本，才艺为末”，因此苏轼作为民众心中的文人领袖更应具备德才兼备的优秀品质。据传，苏轼辗转常州，花掉最后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欲择日迁居，遇一伤心妇人哭坐在路边，苏轼上前询问，方知妇人因祖传宅子被不肖子孙变卖，无处安身才在此啼哭，细问才知道自己刚才所购正是妇人祖宅。于是，苏轼道：“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3]（P85），说罢将契据付之一炬。
（五）真挚动人的深情笃意
对于这样一位伟大出众的文人典范，民众的关注点往往不会仅仅局限于其政治生活、文学生活，其家庭生活也被广泛提及并被寄托了自古而今所有深情动人的优秀品质。读其脍炙人口的悼妻词作《江城子》我们能感受到苏轼对发妻的无限感念，此外苏轼对侍妾也是情深意重，朝云最善解苏东坡心意。一次，苏轼指着自己的腹部问：
“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答：“文章”，一说：“见识”，苏东坡摇摇头，朝云笑道：“满腹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在朝云病死之后苏轼悲痛欲绝，自撰楹联道：“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4]（P92）让人难以卒读。
除了夫妻之情，苏轼对弟之情，对友之情，甚至出现于民间故事中的对妹之情都真挚动人，令这一伟大人物极富人情味。
这些故事谐谑且生动，显然绝非出于正史，但在这些故事中，苏轼已经退下神坛，在亦庄亦谐甚至滑稽下流的调侃中，他具有一种接地气的平民气息，因此对探究民众关于典型文人性格的期许有着更甚于正史的研究价值。
二、民间故事中苏轼的人格构成及实质
林语堂先生曾言：“苏轼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5]（P4）。将这么多的封号叠加在一个人身上，也就是在说明苏轼的生活是真实而丰富的，他不是一个单面人。他之所以能站在中国文学的巅峰，不仅仅在于他在艺术领域内创造的杰出作品，还在于他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个全新且正确的人格模式，致使“在中国文化的各专门领域，人们都更容易找得到更具有代表性的典范”[6]（P554），市井百姓或许读不懂他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立场，但是，人们能看到的是其洒脱、飘然、雅致、亲近的形象意味。或许人们已经忘了他苏子瞻的表字，但“东坡”这一名号却镂刻于普通百姓心中，成为中国文人能够为民众所感知的最重要信息载体。
（一）游刃有余的仕隐转换
仕隐矛盾是每个入仕文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政治的清浊、制度的兴废、国事的安危都会影响他们的宦海浮沉。当然，苏轼一生也是在起起伏伏中挣扎。然而在苏轼身上，似乎展现着一种异于普通文人所表现出的官场状态，在朝堂之上，他似乎总是满腹不合时宜，而在山野之中，他又总会坐以忘忧。他不是隐者，但有一颗超然隐者之上的通脱；他不苟名利，却有一份世人企羡不及的才干。在民间故事中，他常常笑谑世俗百态，以一种冷眼旁观之后热情爆发的姿态展现着自己的快活与通脱。随后，这种洒脱畅达的情怀被民众无限放大，致使东坡不仅在市井游冶中纵欢极乐，而且在同僚共事中也是傲视众生，对东坡这种游刃有余的无限生发渐渐走向了一种极端，因此足见民众对此类文人典型之呼唤。
（二）饶有意味的文人雅致
在苏诗苏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许多关于人生、事物、情感的体味，可见苏轼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文人。或许“文人的文学创作并不可能真正解决世人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但他能宣泄和疏导人生的各种遗憾与痛苦，提供精神性的审美娱乐，使诗人在现实境遇中的忧愁得以化解”[7]（P14）。他可以在感官的享乐中陶然，在物件的催发下忘忧，自然要对世间万事万物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再加上文人与生俱来的浪漫与雅致，所以苏轼故事中便出现了诸如东坡肉、东坡肘子之类包涵意味的意象。苏轼曾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8]。有时，他就是以这样一种冰雪天成，不染风霜的高雅存在于一定数量的民间故事中，从品竹到论石、从酿酒到制墨，东坡故事似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在这方方面面的错纵横杂中，民众才得以抽取出一个既富文人雅致，又具生活气息的真实东坡。
（三）完美无缺的理想人格
苏轼之所以动人心魄且无可取代，似乎是因为他有着比前贤如屈原、李白、杜甫等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典型性和吸引力，姑且将这一典型性和吸引力称为理想人格。在东坡故事中，他几乎成了无所不能的全才，在性格和品性方面也成了毫无瑕疵的完人。热情、善良、坚毅、果敢、机智、乐观、踏实、勤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所有方面似乎都被叠加于民间故事中的苏轼一人身上。即使有谐谑故事试图打破常规，但在人们眼中，他的一时小气也成了可爱，目空一切也成了洒脱，甚至污言秽语也被理解为富有人情味的淋漓快语。因此，东坡是完整的，是真实的，是不容质疑且无法推翻的。此时，他已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作为完美文人之典型，屹立于古典文学之林。
三、苏轼民间故事反映出的民众期许
东坡故事中可以看到各个时代、各个阶层民众在文化、艺术、生活、道德方面的投影，东坡的生平境遇经过后世文人的附会与撰写与民众对东坡的认识相互映照互相融合，从而产生了一个丰富且多彩的苏轼形象，抑或说是一个经过再创造的典型文人形象。久而久之，这个典型形象成为人们对文人所有人格期许的寄托。正如聂作平在其苏东坡游传中所述：“他是一个辽远的象征，一个让我们念念不忘的奇迹。激越的华彩，低回的忧郁。如果不是热爱生活，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苏东坡在狼狈不堪的日子仍活的一丝不苟，他使我们相信，人来到世上不是被打败的。”[9]（P1）因此就这样，苏轼已经从一个被人心摩手追的位置上晋级到灵魂的栖息地，他带给民众的是伤痛时的抚慰剂和颓废时的强心针。在东坡故事中，后世各朝在创造和生发过程中都针对本朝政事与民风做了一定方向的强化，从而为本朝之特情服务。
宋朝文人多胸怀天下，往往转述苏轼故事时加入了不少铮铮铁骨、直言敢谏的风骨，由于离苏轼在世时期接近，其后民间故事似乎并未偏离苏轼正史之发展轨迹，在其位时勤勉为政、兢兢业业、为民谋利，离其职时也活得通透洒脱、风骨凌然。到了元代，由于外族的尚武轻文，知识分子地位急剧下降，因此苏轼故事多了许多谐谑风流的色彩，“八娼九儒十丐”之社会地位束缚下的文人早已失去了文人应有的意气风发，苏轼一生三贬的境遇恰巧给了他们一个抒发凄怆与悲愤之情的良好载体，再加上苏轼一生狂放的为人处事态度，更是将元代民间苏轼故事引向一种官场失意的江湖浪子般的俚俗道路。及至明朝，汉族恢复了大一统的统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复苏，因此民间苏轼故事也如冰河开冻般意气风发地流向口耳相传的民众市场，在这里苏轼又被寄予了一种进退自若、风流闲雅之致。那些笑谑宴游、诗酒茶石的文人风雅，美人歌酒、东坡肉林的欲望浮华纷至沓来，都在苏轼民间故事的重构中得以展现。有清一代，学术浸盛，宋学与汉学交相辉映，今学与古学分庭抗礼，学人多注重考据整理，学术氛围庄重而雅正，因此苏轼民间故事到了清朝就变得平淡质朴的多，在叙述史实、传诵前朝的同时也略微生发了一些迎合传统美德、优秀文化走向的理想人格。
由此观之，不同时代民间苏轼故事展现着不同的风貌，他代表着一个时期人们对文人形象的期许，在昏聩的政治环境下、在激烈的民族对峙中、在苦闷的文学氛围里，苏轼都会给予世俗文人行动的指引，给予民众百姓生活的希望。
四、传统文人精神对当下文人“归位”之启示
文学传统对后代人的影响不在观念，而在文学趣味之本身。在作家感受生活、感受生命时，那些本能性的精神行为，往往是后人所能领悟的最直接信息，再加入后人的阐释，从而生发成所谓的文学传统。若对这种文学趣味带着一种天生排斥的态度，我们往往会错过古人带给我们的最重要信息。
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往往很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时期的政治走向、思潮流变和时代风貌。论及当代，八十年代进入文坛的刘震云以其“官场”、“故乡”系列小说广受瞩目，在其作品中，他如一个遭遇所有生活折磨的流落说书人，站在冷眼的百姓之中絮叨着历史和现实中的政权波澜。而此时的池莉，正踏踏实实地徜徉在广大市民生活中，将乏味空虚、心灰意冷、随波逐流和少得可怜的喜悦感一说再说。风云际会下的王朔在这里走向彻底的xuwuzhuyi，清一色的放荡不羁和没来由的蔑视礼乐，使他否定所有的出路陷入堕落主义。而贾平凹，还在西京城里，将城中的四大文人挖掘的越发丑恶。透过九十年代这几位重要作家的创作，我们看到的是当代文人精神旨趣中那深深的颓废和虚无倾向。这种倾向表面上似乎让个人情欲得到满足，但却是回避现实生活矛盾的一种表现，他们往往喜欢躲进自己的小圈子内孤芳自赏，停留在一个自我满足的层面上，因此写作时也带了十足的把玩气。社会转型中，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而新的稳定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当代知识分子处于这样一种功利性和实用主义盛行的社会中，难免陷入了选择上的困境。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典型的文人来呼唤当代知识分子及早“归位”，苏轼这一形象来自传统而又涵盖广阔，加上后世千年间民众对文人精神风貌的所有期许，所以应顺理成章地担负起这一重任。
鲁迅先生曾批评废名的创作风貌，称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10]（P28），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似乎成了一种通病。且不论迷惘主义之传统与伤感文学之承袭，单是存在于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死气沉沉、不禁风霜的气质，便难以得到民众的信任与崇敬。自古而今，秦汉文人风骨凌然，魏晋文人洒脱不羁，唐代文人意气风发，宋代文人理性沉潜，那些文人身上所独有的通透、睿智、风雅、感性是民众对于这一意象的全部期许。民间故事中苏轼之所以成为一切优秀品质的典范，正是千年来百姓借苏轼之口对文人阶层及早“归位”的一种呼唤，这一呼唤具有其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因此对于当代知识分子而言，应以其积极正确的角色转型、精神重构对这一呼唤作出回应。
五、结语
由苏轼到东坡，由一个具体自然的生命到一种文化传承的符号，苏轼以一种不自知的姿态被后人建构的完完整整、活灵活现，羁旅中、朝堂上、市井里、山林外，那种随时随地散发出的雅致、狂放、刚劲、深情都能在不经意间打动淳朴而简单的民众。这是他们口中的东坡，也是他们心中的东坡，在这里，他可以打破一切正史的框定和束缚，以一种更接地气的民间气息完成千百年来百姓对典型文人的所有期许。于今看来，苏东坡题材的影视作品、网络小说甚至饭馆酒家依然活跃在广大的文学创作和消费市场上，东坡故事依然在以各种方式延续着他的创作与再创作、重构与再重构，这种趋势流传千年之后依然生机勃勃，足见苏轼带给人们的精神价值和东坡意象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