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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敦煌变文中的儒佛道教化思想探析
【绪言】敦煌变文中的多样教化思想研究绪言
【第一章】敦煌变文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2.1】敦煌变文中的孝道思想
【2.2】敦煌变文中的忠君思想
【2.3】敦煌变文中的节烈思想
【3.1】敦煌变文中的业报轮回
【3.2】敦煌变文中的地狱审判
【4.1】敦煌变文中的修仙成道观念
【4.2】敦煌变文中的符箓神功
【5.1】敦煌变文中教化思想的特点
【5.2】敦煌变文中教化理论的意义
【结语/参考文献】敦煌变文中蕴含的教化思想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二）敦煌变文中教化思想的意义
1.宣传了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类关于价值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人和事物的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的观点的体系，对人类的行为起着重要的规范和导向作用。价值观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逐步萌芽、成形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内涵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息息相关。社会价值观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它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敦煌变文作为一种流行的俗文学作品，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传递着古代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思想。三纲者，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
《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中记叙了父母抚养后代所付出的全部艰辛，怀胎、生产、哺乳、教育，无一不耗尽精力和心血；为人父母又时常为子女牵肠挂肚，关心儿女的安全和健康；父母的喜怒哀乐都系于子女一身，此皆是父母天性。
讲经文的内容真实，语言质朴，文中父母对子女的拳拳之心让人既感动又心酸，从而激发民众的孝亲之心。《舜子变》中讲述舜子在愚父恶母的迫害下仍能坚持孝道，最终以自己的孝心感化父母；《董永变文》中父亲死后无钱殓葬，董永卖身葬父；《伍子胥变文》的伍子胥在父兄惨死之后忍辱偷生筹谋复仇，最终大仇得报告慰了亲人在天之灵；目连故事中的目连出家之后仍不忘父母之恩，历经千难万险拯救在地狱受苦的母亲。这些变文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发扬榜样的力量教化民众，宣传孝亲思想，树立行孝观念，鼓励民众向这些着名的孝子学习。
在宣传忠君思想方面，同样运用树立英雄人物和宣传英雄事迹的方式。《汉将王陵变》中王陵夜袭楚营为其主刘邦立下汗马功劳，其母为了成全儿子的大义毅然牺牲；《王昭君变文》中王昭君牺牲小我远嫁匈奴，以一己之力维护边疆和平；《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中的张氏叔侄世守敦煌，英勇善战多次击败前来进犯的番邦外族，为维护西域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论是王陵、二张这样的血性男儿，还是昭君这样的弱质女流，都能将个人得失和安危置之度外，为国尽忠，报效君王。变文通过讲唱他们的英勇事迹，在感化民众的同时，亦在民众心中树立忠君爱国的封建价值观。
敦煌变文中还塑造了一批坚贞节烈的女性形象，如《伍子胥变文》中伍子胥的姐姐在遇到弟弟时不敢与其相认，她既为父兄之死痛心疾首，又心疼弟弟的遭遇，用葫芦盛饭暗示弟弟不可久留，表现出一个压抑内敛，重视手足之情的女子形象；伍子胥的妻子亦是一个坚贞聪慧的女子，逃亡途中伍子胥不愿与妻子相认，其妻知其图谋大事毅然按下儿女私情，不敢惊动；她作药名诗互诉衷肠，并供给丈夫饭食任其上路，最终伍子胥大仇得报，夫妻团聚皆大欢喜。
《韩朋赋》中的贞夫亦是贞洁烈女的代表，她面对宋王的威逼利诱毫无惧色，不惜以死抗争，她对丈夫的感情忠贞不二，至死不渝。《孟姜女变文》中孟姜女不畏路途遥远，千里寻夫；丈夫死后，她悲痛欲绝感天动地，万里长城都为之倾倒。通过塑造这些坚贞节烈的女性形象，歌颂她们重情重义，甘愿牺牲，知礼识仪，以夫为纲的优秀品质，鼓励更多的女子向她们学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往往结合在一起，即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又表现出高尚的人格追求，并在现实实践中将对生命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的价值理想淬炼为一体，即“五常”仁、义、礼、智、信。究其根本，“五常”思想可以归结为“至善”,“善”是一切美德的根源，对“善”的追求促成了君子品格的形成和“大同”社会理想的构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①个人修养之道的根本在于“至善”,是古代精神与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儒家专注于仁义道德的伦理规范，释道二教则运用宗教思想弥补其不足，佛教通过宣扬业报轮回和地狱审判，劝导世人弃恶从善；道教则将积善成德，遵循“三纲五常”作为使用法术和修仙成道的基础。
《庐山远公话》中慧远、崔相国和白庄三人因为前世的因果纠缠不清，慧远更因此成为奴仆，备受苦楚；业力之强，即便是大德高僧都无法逃避因果报应的影响。《丑女缘起》中的主人公因前世善恶并行，今世投胎为身份高贵，却容貌丑陋的公主，彰显业报轮回的公平与公正。地狱审判的威力同样不容小觑，《唐太宗入冥记》中的太宗身为九五之尊，只因生前杀孽太多仍要进入地狱接受审判，虽然侥幸逃出升天，但是必须多做善事才能广种福田。目连救母系列故事中对地狱有着详尽的描述，惨绝人寰的刑罚和罪人受刑的情景，其恐怖程度令人不寒而栗。从而警告世人，善恶到头终有报。《叶净能诗》中的叶道士运用道教的金丹和符箓能上天入地，分身幻影，神通广大。他侍奉皇帝，为百姓祈雨抗旱，斩妖除魔治病救人，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为自己积累功德，最终功德圆满，飞身成仙，体现了道教教化的劝善思想。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儒释道三教由相争走向融合，在儒家的正统价值观长期以来居于主流地位的同时，实现了三教价值观念兼容并蓄，达到了“万善同归”的目的。
2.揭露了社会黑暗
中国古代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国家的命运系于君主一人之身，若社稷有灵，得逢明君，则国泰民安；若苍天不仁，暴君当道，则民不聊生。因此君主的性情、道德品质和执政手腕都与国家安危和百姓福祉息息相关。历史上的暴君，或横征暴敛，穷兵黩武；或听信谗言，擅杀忠臣。君主的暴行往往给臣民带来无尽的灾难，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因此民众对暴君有着天然的厌恶情绪，敦煌地区的百姓更是如此，他们曾长期生活在吐蕃的统治之下，遭受统治者的残酷蹂躏。这种暴君当道，民不聊生的痛苦，也反映在变文之中。
《伍子胥变文》中楚平王就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暴君，他贪婪好色，见秦女貌美，便不顾人伦抢夺子媳，又暴虐地杀死忠谏的国相伍奢，诱骗伍奢的儿子回国，企图用杀戮消灭所有敢于反抗自己的人。如此残暴，惹得天怒人怨，伍子胥逃亡时，浣纱女和渔夫不惜性命给予其帮助；当子胥逃到吴国，并以讨伐楚王为号召，吴国百姓更是争先从军，愿与伍子胥一同伐楚、报仇，这显示人们反暴君的心理。伍子胥大败楚军，活捉楚昭王，他以极其残酷的手法进行了报复子胥捉得魏陵，脔割捥取心肝，万斩一身，并诛九族。……重斩平王白骨。其骨随剑血流，状似屠羊。取火烧之，当风扬作微尘。即捉剑斩昭王，作其百段，掷着江中，鱼鳖食之。
①暴君被斩尸、挫骨扬灰，其子也死无全尸，奸臣被剜心肝、灭九族，民众对暴君的不满情绪也随着故事人物的复仇行动得以尽情宣泄。文学作品中暴君的下场如此惨烈，不仅是对当权者的警醒和讽刺，也是民众对暴君行为在精神上的反抗。
《汉将王陵变》中的项王也是个暴君，因此当钟离昧约捉王陵母亲时，陵母云：“王陵斫营为高皇，直拟项羽行无道。”
②可见其赞成王陵讨伐无道君王的行为。变文又叙述项王的残暴行为，他下令剃掉王陵母亲的头发，让她穿粗布短衣带上刑具供士兵取乐，又对陵母施以杖刑，让她在军中为将士缝补衣服，百般凌虐；当楚军将士看到自己的君主竟是如此残暴，便纷纷兴起思归的念头。
既然连楚军都指称自己君王暴虐的行为不合常理，不愿继续效忠，可见人们对暴君行为的不满。
君主无道会给臣民带来无尽的灾难，而官员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同样会使民不聊生。古代社会司法体系不健全，官员贪污受贿已为常态，敦煌变文中对吏治腐败导致的颠倒是非，判案不公也有所反映。《唐太宗入冥记》中胆小懦弱的唐太宗与史书所载的英明神武的太宗形象完全相反，冥间的判官本应具有公正无私的高洁品格，并作公正的审判，故事中二人皆是心怀鬼胎，太宗因玄武门弑兄杀弟之事心里有愧，崔判官欲借机要挟勒索官位、贪赃枉法，在此过程中，让人感受到古代官员追求名利，彼此行贿，贪赃枉法、官官相卫的情形及做法。这种民怨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宣泄，又寄希望于幽冥世界，曲折地表现出当时吏治腐败的不良现象。就宗教而言，将道德价值与地狱观结合，可支持社会生活的和谐平稳。唐以来的文学作品更加注重写实，塑造的鬼神形象渐渐人格化，淡化了神性，突出了人性，鬼神的世界就是人世的反映，神的性格同样具有人性的弱点，写地狱而讽刺人世，将现实世界中官员贪赃枉法的丑恶现象搬到地狱中来，用反讽的文笔暗喻当时社会正存有如此不肖的官吏，为黎民百姓所厌恶。
3.反映了民众渴望和平的愿望
唐五代时期边境战乱频繁，尤其在中唐以后，唐帝国渐趋没落，边疆地区缺乏有效的防备，外族不时入侵，百姓困苦不堪。生活在河西地区的民众期望有英雄人物来拯救他们脱离困境。《新唐书》卷八《穆宗皇帝纪》云：（大中五年）十月，沙州人张义（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①张议潮为敦煌地区的大族，他率领起义军驱走外族，推翻了吐蕃的统治。
而从《张义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可以看出民间讲述英雄的事迹，讲唱艺人采用张氏叔侄的真实事迹，广泛讲说给民众得知。由此推断，当时的说话人，亦当喜欢利用史实故事，讲出驱逐外族，拯救民困的故事。
《王昭君变文》虽讲说汉代故事，但王昭君身在番邦，时时刻刻思念故国，即使匈奴单于非常宠爱她，封为阏氏，锦衣玉食应有尽有，游玩出猎更是不在话下，但这都不能改变她的心意。这些情节中包含着昭君浓烈思乡却不得归的心情，而这一情绪终于导致其抑郁而死。在死前她仍对汉王朝念念不忘，因此遗言中还提到“妾死若留故地葬，临时请报汉王知”①而这些思念故国却被迫不能归的情绪，正与吐蕃统治下的敦煌汉族百姓的心情一致，他们思念中原不能返还的情绪与昭君的命运相同。藉由故事中对昭君苦闷情绪的铺陈，加上讲唱时表演者的渲染，必然能使观者产生与昭君命运同悲的效果，便能进一步宣泄听众的内心，与故事人物同样具有思归不得的愁闷情绪，《王昭君变文》实为“以汉喻唐”.
在孟姜女故事的流变中，故事的背景由春秋变为秦朝；战死沙场的齐国将领杞梁变成了修长城的范喜良；知礼识仪的杞梁妻变为哭倒长城的孟姜女。这种故事内容情节的变化，反映了唐代穷兵黩武政策下百姓的痛苦与无奈。李唐皇室出身关陇军事贵族，唐初的几位君主都崇尚武功，太宗、高宗、玄宗三朝，东征高丽、新罗，西伐吐蕃、突厥，又设置节度使屯兵塞外。这些负责戍边的将士们常年征战在外，他们的悲伤苦闷从当时的诗歌中可见一斑，在通讯落后的古代，这些将士的妻子们则无疑忍受着更大的精神折磨，“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②闺中少妇们牵挂着驻守在边关的夫君，在她们看来，似乎就是绵延万里的长城将她们的夫君带走，而她们日夜思念的夫君随时有可能在战争中失去生命变成长城脚下的一堆白骨，长城就成了她们怨恨和恐惧的象征。隋唐时期统治者积极进行对外战争的同时，多次征调民夫修筑长城。唐代诗人张籍就曾作《筑城词》：
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把杵。
重重土坚试行锥，军吏执鞭催作迟。
来时一年深碛里，尽着短衣渴无水。
力尽不得抛杵声，杵声未尽人皆死。
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
描述修筑长城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和负担。《孟姜女变文》通过描写孟姜女哭倒长城以及对客死他乡者的同情，表面上展现的是秦始皇征战、修长城对人民造成了压迫与剥削，实则隐喻唐代民众对战争、徭役以及封建官僚剥削的不满。
有时变文中人物所处的时代与其遭遇不甚吻合，并非史实性错误，而是故意为之，如《庐山远公话》讲述远公被寿州贼人白庄所掳，而历史中并无此事，这一段情节为虚构和捏造而来，但如此设计必有其背景依据，故朱雷先生提出：
远公之被掳掠下庐山，后又卖到京都，是因为“寿州贼白庄”上庐山掳掠之故。考史东晋末卢循曾上庐山见远公，但并无丝毫掳掠之事。这个“寿州贼”,笔者考为唐末本为寿州屠户的王潮，后为光州刺史，因与秦宗权交恶，逐挟兵南下渡江入闽，有途经江州之事。故此，我们从历史（包括佛教史）的角度来考察，就可以从本据僧徒荒涎不稽之“远公七狂”伪作，生吞活剥、张冠李戴之作中，看到它的真实价值。①话本内容所指涉之情事与当时之社会现象相依存，不仅可见民间口头文学可随时增添材料、改变题材之特色，也看到它真实呈现当时民众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异族统治、战乱苦痛与盗贼作乱，以及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