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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敦煌变文中的儒佛道教化思想探析
【绪言】敦煌变文中的多样教化思想研究绪言
【第一章】敦煌变文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2.1】敦煌变文中的孝道思想
【2.2】敦煌变文中的忠君思想
【2.3】敦煌变文中的节烈思想
【3.1】敦煌变文中的业报轮回
【3.2】敦煌变文中的地狱审判
【4.1】敦煌变文中的修仙成道观念
【4.2】敦煌变文中的符箓神功
【5.1】敦煌变文中教化思想的特点
【5.2】敦煌变文中教化理论的意义
【结语/参考文献】敦煌变文中蕴含的教化思想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四、敦煌变文中的道教教化思想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以黄老思想为理论依据，认为“道”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以儒、释思想为借鉴，杂糅阴阳五行、神仙方术、古代医学、民间巫术和谶纬之学，其宗旨为“仙道贵生，无量度人”,追求长生不死、修仙成道。
宗教起源于原始信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道教也不例外，其义理虽源自于道家，但其信仰实由原始巫祝活动发展而来。巫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甲骨文中即有“巫”字，商朝更是一个弥漫着巫术和神权色彩的朝代，殷人尚鬼重巫，史书中的巫咸和巫贤父子皆为商王重用的大巫。春秋战国时期，王道衰微，诸侯竞霸，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早期道教萌芽于道家思想，综合上古“天人合一”思想的同时，吸收墨、兵、杂、阴阳、医药等诸子百家之学，渐次形成了后世道教的雏形方仙道。秦汉时期，君主多任用巫祝、方士，例如秦始皇时的侯生、卢生和徐福，汉武帝时的李少君、栾大和公孙卿等等，统治者往往醉心于长生不老之术，利用术士寻仙求药。特别是西汉建立初期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社会上也兴起了崇道之风，虽然武帝“独尊儒术”,但道教的神仙方术之说仍受到统治阶级青睐，道教同时吸收了儒家思想构成其宗教伦理道德的基础。东汉统治者“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尤其是在光武帝信奉图谶的影响下，阴阳术数和谶纬预言广为流行，开启了后世道教的先声。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曾为太学生的沛国人张道陵弃官修道，自称得《黄帝九鼎丹经》，在蜀郡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因入道者须交纳五斗米而得名），并作《老子想尔注》，奉老子为教主，又称正一道或天师道。经过其子衡、孙鲁的继续发展，五斗米道在四川地区广为盛行，其后世子孙迁居江西龙虎山，世称张天师，成为传承千年的世家道统。灵帝时，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并与兄弟信徒发动起义，称黄巾军。
起义虽被镇压，但开创了假宗教之名起义作乱的先河。学界普遍认为，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形成。魏晋时期道教思想逐渐南渡，许逊在江西地区创立净明道，弘扬忠孝济世思想；抱朴子葛洪进一步发展了金丹道教的理论和思想，在广东地区宣传服食炼养之法，至此形成符箓、丹鼎两大派别。
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获得统治者的认可，道教努力迎合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学，积极吸收儒家的“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将“忠孝”作为立身的根本，从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太平经》有云：“天下之事，孝为上第一 不但自孝于家，并及内外。为吏皆孝于君，益其忠诚，常在高职，孝于朝廷。”①除此之外，道教还吸收、借鉴了佛教的业报轮回之说，将之发展为福祸报应，违“忠孝仁义”则会受到报应：
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敬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名为三行不顺善之子也。
②道教提倡的“孝亲忠君”是与修道成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抱朴子》有言：
“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
③由此可见，道教在追求长生修仙的过程中，始终与传统纲常伦理和道德教化相适应，并把忠孝仁义作为得道成仙的必备条件，“劝善止恶，积功累德”体现出道教教化的重要特色。
到隋唐时期，道教备受到帝王的推崇，隋文帝杨坚在夺权之时就曾利用道士张滨和焦子顺为自己造势。杨坚称帝后将年号定为开皇，而且还保留了北周原有的宗教管理机构通道观，并于登基次年敕令更名为玄都观。此外，文帝还下令大肆兴建道观，度道士两千多人。其子隋炀帝也因崇信长生不老而大重道教，对茅山道士王远知等人礼遇有加，并允许道士在朝廷所建的道观中讲经。
到了唐代，民间流传着“老君出世”的传说，李氏皇帝为了抬高身份，显示政权的合法性而冒称李聃后人，并尊奉道教为国教。唐高祖多次召集儒、释、道三教辩论，并在诏书中表达“道能生佛”、“佛由道成”和“道大佛小”的观点。唐太宗曾专门下诏规定道士、女冠的地位高于僧尼，其晚年对道教的长生方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重用道士甄权、胡隐遥和天竺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唐高宗时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祠立祀，并将《老子》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唐玄宗登基后为消除武后以来尊佛政策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一改中宗佛道并尊的政策，而采取崇道抑佛的策略。玄宗曾亲自为《道德经》作注颁行天下，又多次为老子上尊号，并举行道举，还将道教节日定位全国性的节日。
尤其是开元之后，唐朝政治处于鼎盛时期，玄宗开始沉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追求长生不老，因此更加笃信道教的神仙修炼之术。在浓厚的道教氛围影响下，终唐一代有十多位公主因为各种原因入道成为女冠，比较着名的有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和华阳公主等等。在君臣上下皆沉迷于道教情形之下，许多道士也因此受到统治者的宠信与重用，道教势力的发展与盛行的情况堪称空前绝后。
敦煌是西北重镇，经济发达，当地的大部分居民为中原外迁人口，是道教在西域传教的重要据点。道教同时也是敦煌地区唯一的非外来宗教，作为汉民族所特有的传统宗教，更是具有独特的魅力。史料典籍中并没有道教传入敦煌的具体时间，但玄光的《辨惑论》有云：“汉时仪君行此道，觥魅乱俗，被斥敦煌。”
姜伯勤先生认为“仪君”应为“蚁君”是秦房中术的余脉，于公元一世纪被流放到敦煌，可视为敦煌道教的开端。《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年七十余，竟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仙焉。②东汉矫慎修习黄老神仙之术，死后有人在敦煌见到他，这一说法虽荒诞不经，但从侧面说明当时方仙道已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敦煌地区一处烽火台遗址中出土了一枚推测为晋代的木简，其正面为：“仙师敕令：三斋都星镇定空炁安。”
背面为：“金木水。”③木简的内容与张道陵的符箓相似，应为天师道的法器。
从发掘的敦煌汉简及墓葬品上的文字看来，西晋至五凉时期敦煌地区的道教活动已深入民间。
据吴其昱先生的不完全统计，英藏敦煌文献中有道教典籍 258 件、儒家经典 64 件、史书 91 件、诗赋词曲 91 件；法藏敦煌文献中有道教典籍 217件、儒家经典 33 件、史地文书 7 件、诗赋 82 件；俄藏敦煌文献有道教典篇 34 件、儒家经典 22 件、史地文书 7 件、文学文书 108 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中有道教文献 24 件、非佛教文献 29 件。以上统计亦不完全，各类文献的实际数字都要比上列为多。但这个统计数字仍可反映敦煌寺院保存传统文化典籍的一般情况。
虽然敦煌寺院保存的典籍虽以佛教书籍为主，但道教典籍的保存数量仍占有不小的比例，推测这些文献应为当地道观的藏品。这说明在佛教信仰之外，道教信仰亦在敦煌地区具有重要影响。英国学者李约瑟对道家思想推崇备至，他认为：“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象是一颗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①脱胎于道家思想的道教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分析敦煌变文中的道教教化思想，不仅能一窥历史的原貌，而且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
俗讲作为佛教传播教义的宣传手段，受到了广大民众特别是市井百姓的欢迎，其效果十分显着。道教也吸收了佛教的俗讲，用以讲解经文宣扬其宗教义理。在现在的许多史料典籍中都能看到“道教俗讲”的身影。《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会昌元年正月九日）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讲《南花（华）》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
并皆奉敕讲。从太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②唐武宗下令召剑南道士矩令费到长安左街的玄真观讲说《南华经》（即《庄子》）等道教经典，长安右街一处道观亦设讲经，为期一月。同年五月一日，又在长安的两座道观举行道讲。会昌元年举行的两次讲经活动中，参与的佛教寺庙共有十七处，道教道观共四处。从规模上来看，即使处于唐武宗灭佛期间，道教俗讲的规模也远远小于佛教，主要原因可能是道家刚开始向佛教学习俗讲经文，其实力还不足以与其抗衡。虽然道教俗讲的规模不能与佛教俗讲相提并论，但是其讲唱经文的效果和影响力又如何呢，可以从韩愈《华山女》中一探究竟。
诗中描述了华山女道士俗讲经文，与佛教徒讲经对抗的情景。“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着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女道士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猎奇心理，将原本在佛寺听经的善男信女们都吸引过来，“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輧。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女道士的讲经不仅轰动了整个长安城，甚至传入了皇宫大内，连皇帝都召她入宫。①此次佛、道讲经比赛，最终以道教的胜利而告终，可见当时道教俗讲的规模虽然不如佛教俗讲，但道教俗讲还是能够“以弱胜强”吸引了许多信众，其影响力不容小觑。遗憾的是，大部分道教俗讲的文本都已散佚，后世只能从敦煌本《叶净能诗》中一窥道教俗讲的真容。
编号为斯六八三六的《叶净能诗》就是道教通过讲唱文学作品来向世人展示道教思想，也是敦煌民间文学作品中道教色彩极浓的作品之一。《叶净能诗》首残尾全，原文并无标题，题目为编者依据后题所补，就变文的内容来看，其中“诗”字应为“话”或“传”,可能是流传过程中的错误。叶净能，又作静能，在史书中确有其人，是活跃于唐中宗时期的道士，因协助韦后乱政而被临淄王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起兵讨伐韦后党羽一并处死。故变文中叶净能的人物原型，其实另有其人，即活跃于唐玄宗时的叶法善。与前文中的慧远相似，故事中的叶净能也不一个独立的人物。考证《集异记》、《广异记》、《逸史》、《宣室志》、《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朝野佥载》、《仙传拾遗》等书不难发现，敦煌本《叶净能诗》所载的神异故事乃是多为叶法善与唐玄宗的故事，但也附会唐代其他着名道士的相关事迹，变文中的叶净能其实是集唐代方术道士明崇俨、叶法善、张果、罗公远等人传说于一身的“箭垛式人物”②.
《叶净能诗》全文大概可分为十几个章节，分别叙述叶净能成道的经过及神通法术：
第一部分讲叶净能于会稽山会叶观学道，二十年后遁入道门。他勤学修行感动大罗宫帝释赐予符箓。叶净能专心勤学，其道术精纯、道法超凡。第二部分讲大罗王化作河流考验叶净能的道术。净能书符一道，抛向水中，其河枯竭，得以通过。第三部分讲叶净能途径华阴县，得知常州无锡县令张令的妻子被华岳神抢去当三夫人，叶净能以三道符箓救其生还。第四部分讲叶净能安置于长安玄都观，康太清女为野狐迷惑，净能以符箓将其斩为三段，狐精死去而女子毫发无伤。第五部分讲唐太宗崇信道教，召叶净能入宫。皇帝日日与净能论法，百姓受到影响都信奉道教。第六部分讲玄宗欲求仙问道，任命叶净能为大内顾问。净能作法化出一个分身为皇帝采仙药。经过钱塘江时，江中有恶蜃，净能书符一道，斩为三段，过江取得仙药。第七部分讲高力士怀疑仙药的真实性，建议测试叶净能法力，皇帝应允。高力士命人挖掘地道，内放五百面鼓，令人击鼓。皇帝诈言有妖鼓作祟，命净能除之，叶净能索水一碗作法化大蛇入地道，吓倒五百名鼓手。第八部分讲叶净能变酒瓮为道士，陪玄宗宴饮取乐。第九部分讲玄宗梦见神人送来龙肝，叶净能索水一盆，书符作法从云中取龙腿进献皇帝。第十部分讲开元十三年，天下亢旱，叶净能作法求雨，遣调五岳、天曹要雨，前后三日雨足。第十一部分讲开元十四年正月十五，玄宗大赦天下，任百姓点灯供养。叶净能作法携皇帝、高力士等人至剑南观灯，于蜀王殿奏乐并留衣为信。第十二部分讲皇后无子，玄宗问叶净能可否为其求一子，净能书符询问天曹地府后向皇帝报告皇后今生无子。第十三部分讲八月十五日夜，叶净能携玄宗游览月宫。第十四部分讲叶净能见一美貌宫女，作法取之。美人有孕，玄宗知此为叶净能所为，命高力士设计杀之。叶净能投身入殿柱，继而化为紫气遁归大罗天。第十五部分讲叶净能于蜀川遇帝使，传语玄宗。第十六部分讲讲玄宗闻语流泪大哭，诉四言韵文《叶净能诗》。
《叶净能诗》以时间为先后顺序，将数十个独立的小故事连缀成光怪陆离、幻境迭起的变文，塑造了一个神通广大的方术道士 叶净能，他法力无边，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而后白日飞升，正是道教羽化登仙的境界。
（一）敦煌变文中的修仙成道观念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形成于东汉中后期，经历汉魏六朝的发展至唐而极受尊崇，道教思想，特别是修仙成道、长生不老的传说在社会各阶层广为流传。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无论是士族门阀，还是普通百姓都时刻生活在战乱频仍、政权更迭的阴影之下，正所谓“今日不知明日事。”现实生活的残酷无常迫使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虚无缥缈的宗教世界中，道教宣扬的修仙长生和神仙乐土满足了民众对“生”的渴望，因此修仙之术在当时广为流行。《说文解字》曰：“仙，长生仙去也。”
①道教神仙思想的核心便是追求长生不死，古来神仙并非天生，而是经过艰苦修炼获得的福报，因此仙人可学，任何人只要具有坚定的信念和超乎常人的毅力，以及淡薄无为的心境修习老彭之道，即使不能飞身成仙，也可以延年益寿。东汉时期的道教经典，如《太平经》中就含有神仙思想，其中对修仙的途径做了指导，强调成仙虽然要看机缘，但是努力修行才是得道的基础。《叶净能诗》中提及净能“日夜精修，勤苦而学”,专心道门，才能“感得天（大）罗宫帝释，差一神人，送此符本一卷与净能，令净能志心勤而学”①,而后才能学成道法，神通广大。除自修之外，成仙的方式还有很多，如服食、辟谷、存思和房中术等，而其中的服食主要指的是烧炼金丹、服食灵药。
唐代道教分为两大派别：一是炼制金丹以求长生的丹鼎派；另一是符箓派，也讲炼丹，但主要是讲符箓、辟谷和导行等法术。最初的仙药主要由各种中草药制成，虽然史料中缺乏相关记载，但可想而知草木之药可以治病救人，却不可能使人长生成仙。古人认为药物治疗的原理是将草药的性质转移到人的身上，花草树木都有荣枯生死又怎能使人长生，于是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自然界中性质较为稳定的金属和矿物上。这些物质在经过加热之后仍能保持原状，药师方士们开始使用金属和矿物炼制仙药，希望人类可以通过服食获得其稳定性，“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理论技术 炼丹术应运而生。东汉炼丹家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炼丹书籍，奠定了道教丹鼎学说的理论基础，被称为“万古丹经王”.葛洪是道教丹鼎派的创始人，他精通医道，承前启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着名的炼丹师。
葛洪认为“长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不在导引与曲伸也；升仙之要，在神丹也。”②其着作《抱朴子》被认为是汉魏以来炼丹术集大成之作，其中“金丹”、“仙药”和“黄白”三卷集中记叙了炼制丹药的方法。金丹具有不消、不朽的特性，人们通过服食得以“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从而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
唐代道教盛行，起源于魏晋时期的炼丹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积累的丰富的经验。统治者为追求长生不老迷信服食仙术，鼓励道士进行炼丹活动，加之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为炼丹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资源。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唐代丹道十分兴盛，以阴阳五行之说指导烧炼的《周易参同契》被奉为圭臬，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雅士都积极投入到炼丹活动中来。此情此景，在唐代的诗歌作品中可略见一斑，李白的《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一诗即是对炼丹理论的总结，其中“不向金阙游，思为玉皇客”①一句则道出了沉迷服食成仙者的心声。
敦煌本《叶净能诗》中亦有关于炼制丹药的内容：
皇帝意乐长生不死之术。净能奏曰：“有录（箓）符之升天地，除其精魅魍魉妖邪之病；合陈神丹，子（不）得阻隔。陛下若求志里（治理）长生不死之法，亦将易矣。”……皇帝闻净能附使人所奏，临殿而望蜀川，满目流泪而大哭曰：“朕之叶净能，世上无二，道教精修，清虚玄志，练（炼）九转神丹，得长生不死，伏（服）之一粒，较量无比。
此二处提及炼制神丹之事，强调服食神丹即能长生不死。唐代时道教盛极一时，炼丹修道之士不胜枚举，斋醮符箓层出不穷，服药求仙之人也不在少数。甚至连帝王也醉心于长生不老之法，《叶净能诗》中的唐玄宗也表现出此种思想：
皇帝意乐长生不死之术。③又云：
皇帝意欲求仙，诏净能于大内顾闻（问）。
④又云：
玄宗倾心好道，专意求仙，露胆披肝，思望长生。又贪采符录（箓）之妙。
⑤缔造”开元盛世“的明君唐玄宗都一心好道，追求长生不死之术。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⑥统治者崇奉道教，臣民必然效仿：
皇帝日（日）驾幸叶净能院内，论其道法。及朝庭卿相，无不欲往。
百姓已来，皆崇道教。
最后叶净能”化成一条条紫气，升空而去“离开人世，且”不住人间，欲归上界。“就是达到了长生飞升的境界。服用丹药是道教徒修炼长生不死的重要手段之一，变文中不但叶净能”炼九转神丹，得长生不老“而且也为”乐意长生不老之术“的玄宗”采仙药“、”陈神丹“正是这种思想的表现。
炼丹的主要原料是”五金八石“,”五金“为朱砂、雄黄、雌黄、硫磺、水银，”八石“为曾青、空青、白盐、白矾、石胆、砒霜、硇砂、牙硝。从现代化学的角度来看，炼丹师们炼制出的金丹多属于含砷的化合物或重金属盐，具有强烈的毒性，长期服食必然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并不能达到延寿成仙的目的。据统计，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都是丹药中毒的受害者，以至于”服药求长生，反为药所误。“无论炼制的理论学说多么无懈可击，在众多残酷事实的验证下，人们逐渐意识到金丹并不能长生成仙，金丹学说于唐末逐渐衰落，道教丹鼎派转为注重内丹的修炼。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服食丹药虽然枉送了许多性命，但炼制金丹却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化学知识，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即是炼丹的副产品；《抱朴子》
中记载了最早的硫化分解、还原实验 ”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①在所炼制的丹药中，如红升丹、白降丹、混元丹、毒龙丹、乾坤一气丹、金龟下海丹等，都成为造福后世的良药。炼丹术曾风靡一时，其产生、发展和衰落都促进了道教理论的不断发展，扩大了道教的影响力。服食修炼亦讲求积德行善的作用，”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②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金丹修炼促进了道教教化思想的传播。
故事结尾叶净能盗取宫女来寝，使之有孕，因此招来杀身之祸，虽然净能利用符箓的力量逃出生天，但亦断绝了与玄宗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学者都认为这一情节有损于叶净能的道士形象，应属于变文创作者为吸引听众、增加故事的曲折性而有意为之，其娱乐功能远大于宣教功能。
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远古时期的人类普遍认为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沟通天与人之间的一种桥梁或手段。西方早期的基督教、藏传密宗佛教中的欢喜佛以及印度教的性力派，对于性的态度在特定的宗教仪式或时间内是一种既开放又保守的观念。《易经》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③其中的”两仪“衍生为阴阳，道教认为阴阳交感而生万物，并把阴阳学说运用于人体，男为阳，女为阴，男女交合亦是符合”道“的行为，故而将其发展成为一种阴阳双修的修炼之法，称为”房中术“或”玄素术“、”交接术“、”阴丹“、”阴道“等。中国古代对性始终保持着”驰“、”禁“并行的态度。因此，在以繁衍族群、增加生产力的前提下，男女交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广嗣“,房中之术也应运而生。房中术的主要功能有以下几点：其一，运用性生活技巧，治病养生，延年益寿，从而实现长生不老；其二，繁育后代，生男生女皆可选择；其三，将性生活与宗教仪式相结合，消灾除祸，度世成仙。
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都是关于房中术的着作，而《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文献都涉及房中之事。
《汉书·艺文志》有云：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①《汉书》将房中分为八家：《容成阴道》二十六卷、《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
《尧舜阴道》二十三卷、《汤盘庚阴道》二十卷、《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天一阴道》二十四卷、《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由这些资料可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房中术已成为系统的养生知识。
葛洪也认可房中术的重要性：黄帝御一千二百女而登仙，”凡服药千种，三牲之养，而不知房中之术，亦无所益也。“②其《抱朴子·遐览篇》中收录包括《元阳子经》、《天门子经》、《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陈故经》、《子都经》、《容成经》在内的多卷房中书。陶弘景是南梁着名的道士，创立了道教茅山派，其在医药、炼丹和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在着作《养性延命录》中专辟”御女损益篇“阐述房中术，认为房中术具有极高的养生价值：
男不欲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
若念真正，无可思者，则大佳，长生也，然而万无一焉。有强郁闭之，难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
③道教房中术的重点在于固精，施行房中阴阳调和是好事，但要固守宝贵的精液，才能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如果少年时就能明白阴阳和合之道，知惜精，则神仙有望；若晚年时才知慎施精，则为时晚矣，只能延年益寿。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亦强调固精锁阳的重要性：”凡精少则病，精尽则死，不可不思，不可不慎。“①房中术的兴盛自有其社会根源，一方面，房中术为纵欲，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另一方面，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朝不保夕的生活促使人们及时行乐，纵情声色犬马。与金丹道教一样，期望通过男女交合达到成仙的目的纯属无稽之谈，过度的性生活反而会对人的身体产生危害，例如汉成帝刘骜就因纵欲无度而死于赵氏姐妹的床帏，不仅不能延寿成仙，甚至连后嗣都没有留下。
人们逐渐意识到通过房中术成仙不过是镜花水月，但房中术中广嗣与养生的功能逐渐被重视和接受，即所谓的”种子之术“与”黄赤之道“.房中交合的任务是使女性受孕产子，以延续宗族血脉；其次藉由和谐的性交过程使男性采阴补阳、女性采阳补阴，保持体内阴阳平衡，进而达到强健双方体魄的功效。古人认为适度的性生活不仅可以”补救伤损，攻治众病“,而且还能”采阴益阳，增年延寿“,其原理就在于”还精补脑“.
故事中的叶净能虽然接近女色但并没有影响其飞身成仙，因此可以推断其夜宿宫人并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是通过修炼房中术提升修为，达到超凡脱俗，断欲绝求的目的。道教虽然继承道家学说，主张清心寡欲，但是并不同佛教一样排斥性，反而对性爱持一种肯定和开放的态度，认为阴阳交会繁衍后代是符合”天道“的行为。道教认为只要讲求一定的交合方法，有节制的进行房事，便能达到愉悦身心、强身健体的目的，这显然是符合现代生理学的超前观点，有利于树立正确的性爱观。
再者，叶净能盗取宫人一事也可以为理解为净能对玄宗道心的考验。隋唐时期流行的道教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母题就是”神仙考验“:仙人通过各种形式考验修道者的意志，如果修道者意志坚定通过考验即能获得符箓金丹，助其得道成仙；相反，如果受试者意志薄弱迷惑于表象，则会丧失仙缘。《抱朴子》
有言：”若夫睹财色而心不战，闻俗言而志不沮者，万夫之中，有一人为多矣。
故为者如牛毛，获者如麟角也。“②葛洪的另一部着作《神仙传》中就记载了多位仙师考验弟子的故事。钱钟书先生认为：”仙师重道尊经，不轻许滥传，遂设阱垂饵，极考校之苛峻。“①试炼考验为的是选拔合格的人才继承和发扬道教，维护教派的声誉和地位。变文中玄宗崇奉道教，追求成仙之道故而重用叶净能，净能临幸宫人考验玄宗的耐心，然而玄宗不能抛弃世俗的欲望对净能起了杀心，因此叶净能离开，玄宗失去了修仙成道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