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休闲美学思想及其对传统休闲文化的影响(2)

　　二、禅宗休闲美学思想对传统休闲文化的影响

　　禅宗休闲美学思想追求的是生命安顿、内心休歇。基于解脱痛苦的突出功能，它对整个传统休闲文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果说儒家偏重在社会活动中成就自我，道家倾向于追求生命的出世价值，那么禅宗的休闲美学思想则突破了出世、入世的二元对立。生命之美既可显现于入世的社会价值，也可安住于出世的山间林泉。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僧人群体的闲适安住。中国僧人秉持着佛教的基本生命价值理念，在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中，于山水间建造了大量寺庙。这本身就有禅家休闲文化元素。而僧人不论住寺与否，都突出了该群体的“闲适”特征“:禅那千古寄，名利一身轻。豁尔非游境，翛然乐道情。更穷西祖意，天朗远川明。”

　　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休闲美学”意识，实际上是人性的自然本色，是对名利等功利价值的否定，是成就生命圆满时的自足之美。如船子德诚是将禅宗休闲美学演绎到极致的人物，他留下的史料并不多，但即使仅凭一首《垂钓偈》都足以将其载入中国文化史册，即：“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他安住在渔舟中，以钓翁形象出现，像是已在水面上凝寂千年。而最令人震惊者是他的“闲”已经透彻到生死自由的境地。《禅林类聚》载：会（夹山）领旨礼辞而去，频频回首。师复唤云“:阇黎。”会回首。师举船桡云“:汝道别更有在。”言讫踏翻船于烟浪.在渡悟弟子夹山，释尽其心中最后一丝不净后，船子德诚踏小船，归于烟波深处。这种深度的气定神闲，连生死也不受困扰，那么还会有什么狂心不安、无休不闲呢？

　　另外，诗僧群体非常值得注意。他们创造出了大量充满山林出世意趣的诗歌。这些诗歌体现着禅宗的生命态度，又抒发了他们对生命安顿与对现状的自足，真正意义上建构了传统文化中的休闲美学，成为传统休闲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诗僧虽非僧人之全部，但其特殊形象突出了僧人群体的价值观。尤其晚唐以降，禅宗成为中国佛教之主流，充满禅宗意味的诗僧们“并无讲禅、译经之功，亦无收徒聚众之举，往往托钵化缘，苦行于乡村百姓之中。独来独往，啸傲于山林风月之间”.他们行止自由闲适、不加雕饰，对生命充满专注、满足，唯志于游山访水，修行清谈，参禅悟道，随意休歇。如无异元来禅师，其《送老父归》云：日食三餐饱便休，饭余无事喜登楼。面前山色随迁变，眼底云霞任去留。以法为亲疎世相，视身如寄等浮沤。尘寰多少黄梁梦，输与深山枕石头.

　　无异元来并不断绝与老父、乡人的联系。但是，他于日常生活处参透世事变幻，故随缘歇心、无事，立于眼前一切真幻。这就是禅宗安住于世事日常、山水草木、星辰风月中的“大无事者”之休闲典范。

　　第二，文人士子的山林情结。中国本土儒家、道家的休闲文化本来也独具特色，如儒者的“智者乐山，智者乐水”,道家的清静无为，以及魏晋时期的竹林之风。不过，禅宗休闲美学思想对文人士子的影响还是非常清晰地凸显了出来，为传统休闲文化增添了独有的气韵。这可从以下三方面略作分析。

　　首先是对文人集体心理的抚慰。唐代“安史之乱”后，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都遭受重创，尤其是与社会传统价值关系最为直接、紧密的文人，心理更是发生了巨变。之前的狂放和大气不复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形孤影单，自伤自怜。但同时，禅宗文化的介入也使得他们强调对内心世界进行静谧观照，反省自身，以获得心灵的清净和解脱。禅宗的“闲文化”不仅培养了文人的休闲心理，更成为文人省察自我、治愈心灵创伤、提升生命价值的重要思路和实践方法。

　　其次是对官场失意的调适。文人大多秉持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但绝大部分文人在官场上并不如意，或遭谪贬放逐，或进入不了核心阶层。这种时候，他们往往被动但下意识地走向山水，寻求一种失意心理的调适。如柳宗元，在经历了仕途坎坷、人生的波折之后，开始寄情山水，寓意于《渔翁》，归心于《江雪》①.两首诗作展现了一种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凝定。当人心安住在这一凝定，强烈的求驰心、失意感便消失无踪，实现了生命最彻底的休闲。并在这种休闲中超越了现实人生的苦难与不幸，化解了内心挥之不去的痛苦与不安，得到了一种生命意义上的永恒与美好。

　　再次是主动契入山水，涵养生命之灵性价值。《佛祖历代通载》云：“古之隐君子及学道之人，多居山林，木食涧饮，稿项黄馘，自放于方之外。”从该材料来看，很多文人入山是为“修道”,直接体验山水精神。禅宗的兴起，使得中国文人的内心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乃是士大夫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他们越加注重对内心静谧世界的观照，更多转向一种于自然山水间的生命证悟。经过禅宗的这一浸润，单从生命境界、质地上来说，文人无疑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变与提升。休闲文化也变得不再是单纯地思考生命问题，而是真正深入到生命的本心境界，能够落实于山水之中。

　　第三，出世与入世不拘的坦然、从容。冒然地说儒释道绝对出世或入世并不公允，出世与入世也不应成为最终的价值判断标准。在禅宗看来，出世也好，入世也罢，都是为了确证生命的终极价值，二者间并不存在矛盾。实际上，禅宗的终极本旨在于出世、入世间的心灵洞彻。如果能确证清净自性，则遁入深山并无不可，居于闹市同样洒脱。但若身心尚未解脱，那么即使在深山中隐居也并不平静，并不休闲。如永嘉玄觉就持此见解。据《禅宗永嘉集》载，朗禅师邀约永嘉一起归于山林，看“青松碧沼，明月自生”,享“名花香果，峰鸟衔将”之趣。但永嘉拒绝了，理由是：先须识道，后乃居山。若未识道而先居山者，但见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识道者，但见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则道性怡神，忘道则山形眩目。是以见道忘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如果还未得“道”就已入山，其实达不到真正的心解脱，反而会“山形炫目”,障碍灵性。然而既证道体，人间山上本无区别，居山也无不可。紫柏和尚也说:“断发如断头，倘再计山林可以避祸，朝市取祸必易，则尚有头可断矣。所以甘受报缘，初不暇生心趋避也，且舍境何以煅心哉？”言下之意，同样认为应该锻炼出世入世之圆融。

　　虽说禅宗不执着于福寿资粮，但也不鄙斥这些世俗因缘结果。如道霈禅师就认为出世价值和入世价值是统一的，真正的解脱者不应拘于二者分别：夫箕畴五福寿居其首者，福之本也。苟其本弗立，则余之四福谁为享受乎。故寿居首也。我辈沙门释子居山林岩谷之间，他无所事，惟道是谋。远尘离党，钵食纳衣，美其菜根，乐其幽寂。寿虽若可缓，然非寿亦无以竟其道业。由是观之，寿为世间福德之本，亦出世间道德之本也。可弗重欤?

　　从这种思路来看，禅宗主张既要休闲于林间山外，但更要安心于俗世人伦。关键原则在于：不被世间世外的分别心障蔽。不论身处世间世外，人类必然要直面自己的真实心灵，而这种心灵的动向、做作，如果不从本心上来透视，是不可能真正逃脱其左右的。这样的安居，必然是空有其名的“伪休闲”.总体上，“中国人对生活与休闲有精深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悠闲社会”.禅宗休闲美学思想的浸入，更使这种传统休闲精神发生了质变。这种质变性的影响，最突出地体现在禅宗思想造就了一批亲历实践闲适安居的僧人，成全了文人士大夫对自心的弥补、调适和生命境界之提升、安顿，并最终将这种休闲精神深入至本体层面，完成了中国传统休闲文化中“歇心”于入世、出世间的终极圆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