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美学界的"政治美学"概念,正如其首倡者之一骆冬青先生所言,还"远远不是一个公认的学术概念"[1],其内涵与学理待尚进一步厘清.
本文认为,所谓"政治美学"的研究对象大致有二:
一是政治现象、运作中包含的美学动力;二是文艺、美学观中对政治功能性的强调.而后者一直是中国美学史中不容回避的重要特点,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实事之一就是以文章诗歌骈文形式出现的'古代文学',是治理国家的最重要的工具,古代文学实际上是以'政治美学'的原生状态存在着的".
缘此,本文权且采用"政治美学"的提法.宋代学术体、用、文三分,理(道) 学家究学明体,政治家经世致用,文学家禀性重文,三家各争其统,分途发展,交互影响,形成宋代人文学术鲜明的特色.宋代美学也呈现出明显的辞、经、道三家并峙的局面,即文学家、政治家、理学家的美学,如加上"以禅喻诗"的禅家美学,亦可谓四家并列.分别以苏轼、王安石、朱熹和严羽为代表."随物赋形"、"文为世用"、"文道合一"及"以禅喻诗"分别是其核心命题.历来的研究者往往忽视宋代美学中的政治美学要素.事实上,由于宋朝初年黄老思想流行,统治者崇尚"无为而治",导致社会心态闲逸平淡,因此宋初美学风格基本上是中晚唐美学的延续.而北宋政治家群体积极入世的政治美学观,推动了整个宋代美学风格的变异,王安石即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政治美学自先秦儒家始,而在北宋达到某种高峰.当时高扬政治美学旗帜的大致有以孙复、石介、周敦颐等为代表的道学家,以田锡、柳开、王禹偁等为代表的古文家和以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为代表的政治家.学术界对前二者不乏讨论,但对后者却颇有忽视.事实上,他们以关注时政、天下的胸怀和视角来审视、权衡文艺的政治功能,其积极而宏阔的审美情怀尤其值得重视.和范仲淹、司马光相比,王安石对政治与审美关系的体认更为深切,对文艺创作所提出的相关要求更为直接,其自身具有政治情怀的创作实践也更为深入,由此成为宋代政治美学的最典型代表.
一、王安石政治美学的核心命题
王安石是宋代政治美学的代表,"文为世用"是其根本的美学宗旨和取向.宋代以文治世,重臣大抵为大文人,负有政治使命的文人对美学的思考必然落实于文教治世的功能.王安石虽为文人,也是古文家,但其主要的社会使命是一名有着强烈政治改革愿望和丰富政治实践的政治家,因而执着地要求文学为社会和政治改革服务.虽然王安石与理学家对文的基本性质的体认十分接近,但是各自的出发点不同.理学家注重的是文的内在德性功能,是道德理性美学;王安石则主要是从现实政治出发,注重的是外在的政治功能和经世致用,是实用功利美学.
王安石年轻时便以政治家自我期许,例如,他作诗称:"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睎"[3]191.而后来他又身居高位,大力实行政治改革,因此他的政治美学体现出高度的政治家胸怀,其核心命题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 "适用为本","文贯乎道"
王安石思想体系的核心是"重道崇经、经世致用"的经学观,其政治观、美学观皆源本于此.在创作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王安石反复提出"文章合用世"[4]150,"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要之以适用为本"[4]816等命题.他打了个比方来说明: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
816即是说,形式必从属于内容.文章和器物一样要以适用为本,有实效于世.说文章具有实用性并非王安石的发明,但把实用性作为文章的根本性质,则是其政治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此外,在《山鸡》中他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山鸡照渌水,自爱一何愚.文采为世用,适足累形躯"[3]301.山鸡最有益于世的不应是羽毛的鲜艳色彩,而应是"形躯"这一根本.艺术过于注重形式,就损害了为世所用的根本.
既然创作要以"适用为本",那么,应当使它在哪方面发挥作用呢? 在王安石看来,就是要让其对"道"有所贯彻.在文道关系的理论中,隋代王通已提出"文以贯道"的观点:"学者,博诵云乎哉? 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 必也济乎义"[5]43.唐代韩愈则进而提出:"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6]291即是指出,文学、音乐等艺术形式能体现先王之"道".而韩愈门人李汉则在此基础上更直接地提出了"文者,贯道之器也".[7]161这条思路得到了王安石的有力继承,他在《取材》一文中引用王通的话说:"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 必也贯乎道.学乎学乎,博诵云乎哉? 必也济乎义."并极力提倡"诚发乎文,文贯乎道,仁思义色,表里相济"[4]803的口号.王安石说:
"道之不明邪……士亦有罪焉"[4]984,即士人的职责就在于明道、行道.那么他的"道"是指什么呢? 韩愈曾有言:"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6]291此即所谓儒家"道统"的"道".而王安石说:"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4]789又说:"读圣人之书,师圣人之道,约而为事业,奋而为文辞."[4]798"闻古有尧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4]814由此可知,王安石的"道"就是圣人之道、孔孟之道,也即韩愈道统之道.清人蔡上翔曾说:"盖自韩柳而下至北宋,若柳仲涂、穆伯长、孙明复、石守道、胡冀之、李泰伯、欧阳永叔、曾子固、王介甫,此皆言道术者,总之不离乎孟荀杨韩."[8]48则更印证了这一点.
(二) "道在政事",趋时而行
孔孟之道的核心是仁义道德.所以王安石《答韩求仁书》明确说:"道之在我者为德,德可据也.
以德爱者为仁,仁譬则左也,义譬则右也".[4]770不过,王安石的"道"虽与韩愈的道统一脉相承,但并不囿于仁义道德领域,也非北宋理学所侧重的心性之道,而是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致用色彩.郭绍虞曾这样评论王安石和司马光:"就反对雕锼无用的文辞这一点讲,政治家和道学家古文家都是一致的,不过政治家更强调在'用'的方面;就'文'讲要重在用,就'道'讲也一样要重在用.这是政治家文论,---也 就 是 政 治 家 学 说---最 突 出 的 一点."[9]183-184正如后来学者所指出的:"王安石的'道',装进了'政治变革'的新义,与过去的'道'相比较,须要作重新解释."[10]
目前国内学者的共识是:"王安石继承、发展了儒家思想中'兼济天下'的一面及儒家文论中'尚用'的传统,他之所谓'道',乃指治国安邦、革弊变俗的政治理想,所强调的是经世致用."[11]
"他指的道,并不同于理学家标榜的心性之道……这个道指的是安邦治国之道."[12]8而安邦治国之道也就是政事,故王安石提出:"惟道之在政事"[4].这是因为"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4].
因此,他对孔子的崇拜,是基于其经邦治国之才:"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3]758.又说:"谁为尧舜徒,孔子而已矣."[4]38他在《周官新义》中曾重申《诗序》的论点: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故而在美学观上,他也热切希望文学能在政治上发挥事功,遂在"文贯乎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以下重要观点:
唯诗以谲谏,言者得无悔.
文者,礼教治政云尔.
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
也就是说,在王安石眼里,表达政治谏议是"诗"的重要作用,传递"治教政令"是"文"不可或缺的功能.
王安石高于前代和同代人的地方还在于,他坚决摒弃了自董仲舒以来传统儒家所奉行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死信条,而认为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事纷纷洗更新"[4]19.因此必须注意时代性,做到与时俱进:"时过道穷,则人所不与也……其于进退之理,可以不观时乎?"[4]798因此,他非常强调变通:"变通者所以趋时"[13]114.在《答孙长倩书》里,他进一步提出:不可食古不化,古代的经验在当世未必适用,"若行古之道于今之世,则往往困矣",并在审美创作方面指出"夫古文何伤? 直与世少合耳"的缺陷.
因此要真正做到文以贯道,就要懂得时变,"学治今时文章",为现实政治服务,而不能抱残守缺,"执迷膺学古文".
(三) 道先文后,道不废文
从上可知,王安石的"适用"就是以传达政事为核心的"贯道"、"明道"之用.和文辞形式相比,"道"的内容总是第一位的.他认为,若"章句之文胜质",会使"妙道至言之所为隐"[4]633.所以从根本上来看,他所持的是道先文后论.因此,当吴子经向他求教时,他说:"子经诚欲以文辞高世,则无为见问矣;诚欲以明道,则所欲为子经道者,非可以一言而尽也".789这就更验证了他道先文后、力主以文贯道的创作主张.
从理论源流来看,这种政教美学观与汉、唐致用美学观有直接的联系.汉代王充言:"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14]568唐代白居易则言:"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15]962他们强调的都是文章要致用,在这一点上王安石与他们是一致的.但较前人深刻之处在于,他还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辩证地进行观察,从而为文以贯道、有补于世的思想找出了理论依据.在《夔》一文中,王安石根据舜任命国家各部门官员的先后顺序,论证了构成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是有本末之分的.相(总理国家事务)、稷(管理农业)、司徒(管理教化)、士(管理刑律)等这些部门皆"治人之所先急也",属于本.只有这些部门"备矣,则可以治末之时也",所以舜先行任命此四官之后,才依次任命共工(管理工艺)、虞(管理鸟兽草木)、典礼(管理制礼).到此为止,才标志着国家"政道成矣",舜这才最后任命了"夔以为典乐","作乐,以乐其成也".舜把文艺排在末尾,并规定必须在"政道成矣"之后,这说明他已经模糊地意识到文艺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王安石说:"借使禹不能总百揆,稷不能富万民,契不能教,皋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礼,然则天下乱矣.天下乱,而夔欲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其可得乎?"[4]729-730王安石从文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地位来解释文艺为什么必须"有补于世",在朴素的唯物主义中却有着深刻的、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通的道理.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并不排斥文学的艺术性.他把内容的"适用"放在第一位,但也没有忽视作为形式因素的重要性."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4]816这句话本身表明他还是相当重视形式美的作用的.在王安石看来,内容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技巧来加以表现,所以"容亦未可已也".[4]816只要对文辞的重视不要超过对内容的重视即可:"勿先之,其可也".[4]816在《答王景山书》中,他还认为"能文"应该包括"有道与艺".即使是对诏令、制文这样的政治性公文,王安石也认为应当具有审美性:"先王诰命之文,何其雅训而奥美! 虽出命非有司之事,而讨论润色盖有助焉".即把对公文的修辞润色视为必要.所以他虽然反对雕琢,但也反对有道无文,这与"二程"等理学家们把"文"与"道"对立起来,认为"作文害道"是截然不同的,也是胜过司马光的重道轻文之处.正如程千帆指出的那样:"他并不是像道学家那样,完全否定文学的抒情价值,也不要求把文学当做宣传道统的工具,而只是要求文学创作应当注意联系国计民生,安危治乱的实际,以期'有补于世'"[17]
二、王安石对唐末宋初浮靡审美风尚的拨正
王安石的政治美学命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针对前代和当时不甚健康的艺术观而发的.在一系列命题之外,王安石对具体人物、作品提出了品评和物议,可以说对唐、宋两朝忽视现实政治、浮靡不实的审美风气起到了积极的拨正作用.
(一) 对前代审美现象的品评与物议
对唐代文艺,王安石以其"适用"、"贯道"的美学思想为标尺,尤其看重文章是否有利于国家政事.因此他最为推崇杜甫,将其置于《四家诗选》之首,原因就是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4]83.即是赞美杜诗气象万千,既有用于世,又从不雕琢文辞.而杜甫作为"诗史"时刻关注当下民生的特点,正好与王安石"观时"、"趋时"的美学思想相契,故而他赞赏杜甫"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4]83唐代以来,对杜甫的评价常常局限于其艺术技巧,但王安石却从杜诗的政治内容出发,指出杜甫关注民生、有补于政事的一面,发掘出杜甫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这种评价完全源于他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美学标准.梁启超曾言:"其特提少陵而尊之,实自荆公始."[18]288对杜甫的这种推崇,对美学史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在同样的思路下,王安石对李白评价却很低,说他"平生志业无高论"[4]192,即诗歌内容脱离现实政治,"适用"价值不高.因此,在编《四家诗选》时置李白为四家之末,理由是"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19]43.恰如程千帆所言,这种"对其审美价值认识不足的过激之谈,正证明了他对政治性的高度重视"[17]75.
王安石对韩愈的态度尤其值得玩味.一方面,《上人书》中说:"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4]815《送孙正之序》里又说:"时乎杨、墨,已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已不然者,韩愈氏而已."[4]887由此看来似乎是非常推重韩愈.但另一方面,由于韩愈始终是以文名世而不是以道名世,故王安石对他又有批评.事实上,韩愈除了提出尊道统而外,的确没有更多的实际见解,他被尊为"文章巨公"、"百代文宗",却从未被视为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散文除了《原道》《师说》等少数有比较直接的论道内容而外,大多只能以文学性取胜.至于其诗歌,则反映社会重大事件和深刻见解的内容更少,显得比较肤浅.所以王安石犀利地指出,唐宋古文家虽然理论上夸谈文以明道,但实则有所偏离:"韩子尝语人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己也".816即是指出其教人作文以辞的嫌疑.在《韩子》一诗中,更用近乎嘲讽的口吻说:"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 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对韩愈是否领会"道"的本意,又是否真正做到了"文以明道"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奢谈治世正道、惟陈言之务去,却还是舍本逐末,片面追求形式,耗费了毕生精力却仍于事无补.他借孟子和韩愈的对比来表明自己的目标:"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4]215与对韩愈的态度相反,王安石赞美《诗经》,因为它有高度的政治功用:"《诗》行于世无《春秋》,《国风》变衰始《柏舟》.文辞感激多所忧,律吕尚可谐鸣球"[4]84."《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考其言 之 文,君 子 以 兴 焉.循 其 道 之 序,圣 人 以成焉."[4]
(二) 对当朝审美现象的批评与拨正
晚唐五代以来的雕琢辞章、夸丽争巧,在宋初演变为变本加厉的"西昆体"诗风.在王安石的青年时代,它还弥漫于世,流害甚深.对此王安石严厉指出:"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方此时,自守不污者少矣."[4]887此外,他指出"西昆体"还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其思想内容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人各有是非,犯时为患害 …… 事变故不同,杨 刘 可 为戒".[4]80即是说,事物的发展("事变")引起观念的变化("故不同"),因此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也应该与之相适应.违反时代的要求("犯时"),诗歌创作就会误入邪路,造成祸害.
王安石不仅批判了诗坛的形式主义,还将矛头逐一指向散文、科举作文和经学研究.他这样抨击当时徒尚文辞、章句声病的散文:"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清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4]803植物光有花没有根不能生存,文章不能贯彻道理于事无补,就像无根的浮萍,有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故而,王安石明确提出这样的救赎之道,即文章应当"详评政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之".[4]745在此思路下,对于当朝人士,他赞赏孙长倩的文章:"欲务行古人事于今世,发为词章,尤感切今世事"[4]806,称赞王珪文章"有补于时"[16]117,说王常甫文章"应世之须"[3]987,王乙的文章"皆中世病"[3]1 010,苏轼的文章"深言当世之务"[3]549.此外,他还发出了一个不凡之论,就是认为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胜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究其原因,黄庭坚曾在《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一文中解释道:"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为荆公此言未失也.
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也"[20]182."体制"就是文章的内容之实体.在"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的原则衡量下,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在描写了谪居生活闲适的同时,还批判了贵族生活的骄奢淫逸,体现了儒家甘于淡泊的坚定操守,这样此文便具有了切实的社会政治功用,所以胜过欧阳修单纯表达闲适情趣的《醉翁亭记》.
鉴于当时的科举文风已经沾染了文坛的不良习气,王安石又和范仲淹一样反对科举以诗赋取士,原因就是诗赋无用.他批评当时的科举文风是"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4]744.认为取士只重作品的浮艳形式,而不论儒道之大义和经济天下之大用.这样就导致了通才之人遭到排斥,对国家政治非常有害.他因此提出诸生要"使之以时务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4]745,而试官应遵循文章看经术的评鉴原则:"策进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计何先,治人之要务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边之计策何出"[4]745.后来,王安石更利用执政之便取消科举中的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而为了彻底纠正当时经学研究中"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妙道至言之所为隐"[4]633,即过于重视修辞,而轻视政治、现实义理内容的弊端,王安石还开设经局,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含义.
三、王安石创作的政治美学旨趣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着名诗人、词人,王安石本人在创作上也充分践行了其政治美学的旨趣.尽管文学有补于世并非其一家之旨归,而是为"唐宋八大家"所共同倡导(以抵制六朝五代以来华而不实的骈文),但王安石却以其睿智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热情,将这种旨趣推到顶峰.在文学史上,几乎无人像王安石那样,把自己的文学事业完全归属于为政治服务的体系,使创作成为力主变法的舆论工具.其散文几乎找不到纯然流连山水、吟风弄月的作品,而主要是政论,它们成为政治见解和政治抒情的载体.正如梁启超所言:"公之文……凡以明其政术学术,意不在文也."[18]278这些文章常着眼于论证建功立业的合理性,旨在鼓励君子从事政治实践,对宋代文风、士风的变迁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送孙正之序》是其从政宣言,《答段缝书》《答司马谏议书》显示其坚定的政治立场,《上人书》则可谓其政治美学的宣言书.此外,《洪范传》对君主提出政治素质方面的要求,《取材》要求儒生成为能干的政治官员,《谏官论》《上田正言书二》要求臣子在其位则谋其政,《与马运判书》《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分析国家财政制度,《材论》建言国家人事制度,《上时政书》忧虑国家政治,急切要求改革,《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广泛涉及当时的各类弊政,《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从神宗所期待着的"无事",论证出危险四伏的"有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再从诗词创作看,面对巨大的政治挑战,王安石又常以诗词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在创作早期,他囿诗歌于"礼教治政"的范围,用诗歌抒发政见,讴歌革新,抨击"俗儒".其所存诗词 1 600 余首中,涉及政治的将近 500 首,主要题材包括咏史怀古类、咏物寓言类和社会现实类等.如果说唐人咏史多以叙事、抒情为主,突出的是情韵,那么王安石咏史则以议论为主,突出的是政治见解.它借古喻今,有物而适用,是政治诗的特殊形式.如《孔子》《孟子》《汉文帝》《读汉功臣表》《诸葛武侯》《杜甫画像》《辱井》《开元行》《金陵怀古四首》《桂枝香·金陵怀古》《南乡子(自古帝王州)》等等,或显示自己的政治抱负,或为当朝政治提供参考和借鉴.他尤其重视以赞颂历史上有为的政治家、改革家,批判无为而治来维护自己的变法立场,如《钓者》《商鞅》《赐也》《贾生》《王章》《谢安》等.他的咏物诗词皆有巧妙的政治寓意.《古松》《孤桐》《飞雁》《红梅》《芳草》《梅花》《吐绶鸡》《北陂杏花》《雨过偶书》《龙泉寺石井》《戏长安岭石》《华藏院此君亭》《次韵和甫咏雪》《道旁大松人取为明》《西江月(梅好惟嫌淡伫)》等都借物言志,抒发政治抱负;《元日》《登飞来峰》等借助隐喻来为政治改革寻求依据,讴歌呐喊;《车螯》等讽刺保守派因循守旧;《白云》《咏月》等写出变法中各方复杂的关系;《促织》《田漏》为农政改革发出强烈呼声;《白云》《山樱》《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等寻求政治支持,呼唤知人善任的执政者和用人制度;《老树》《骐骥在霜野》等写改革中的进退维谷与挫折;《腐鼠》等讥讽那些因附新法而骤然得志的小人.他的《寓言十五首》和《寓言三首》两组诗,每首均以某一事物为议论对象,寄以反旧风旧制、倡新风新法之意.而《秃山》《同朱昌叔赋雁奴》《两马齿具壮》《日出堂上饮》《阴山画虎图》等则是独特的寓言故事诗,寓意国家忧患,向朝廷发出警告.他把寓言故事直接而广泛地带入议政领域,拓展了前代寓言诗罕有发挥的政治功能.王安石的诗词充分寓意政事,揭露了北宋王朝的昏庸腐朽和黑暗,流露了"膏泽斯民"的可贵思想,阐明了当时政治必须改革的原因以及他本人的坚定意志.正因他充分实践了自己的政治美学主张,发扬了杜甫、韩愈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故而被世人冠以"东京之子美"的称号.他的政治诗,如《河北民》《感事》《苦雨》《收盐》《兼并》《郊行》《发廪》《省兵》《澶州》《白沟行》《读诏书》《读进士试卷》《山田久欲拆》《白日不照物》等往往大胆揭露当时的社会矛盾,反映民间疾苦,同时针对时弊阐述改革主张,努力为变法造舆论.此外,变法后的一些作品,如《众人》《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神宗皇帝挽词》等则赞美时政,弘扬变法的功绩.
总之,王安石不放弃一切机会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都在文学审美活动和所凝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他把政治家的政治热情和干练强悍的精神同时渗透到创作中,使作品不但具有劲悍廉厉之风骨,更实践了他"观时"、"应时"、"补时"的美学理论,被赞为"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枝叶扶疏,往往切当"[21]148,为当时的变法革新发挥了直接作用.
四、王安石政治美学的时代意义
王安石政治美学思想的时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扭转宋代政治弊病
王安石的政治美学成功地引导了文学关注当时的政治民生.当时北宋社会内忧外患,矛盾重重.
内有因日益土地兼并、赋税加重造成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导致农民起义不断,而统治者又面临着"三冗"(冗兵、冗官、冗费)尾大不掉的局面;外有对辽和西夏用兵的屡屡失败与委屈求和,担负着沉重的岁贡.在这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王安石作为当时执掌大权的宰辅,自然要反对文学的形式主义,召唤文学为政治服务.因此,王安石这种高度致用的"治教政令说"是有其积极政治意义的.
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变法革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王安石要实现变法的政治,必定要求变法的文艺与之相结合,以实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这就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10]
鉴于骈体文风和"西昆体"诗风已渗入当时的科举考试之中,直接影响了政治改革的工作,作为置身于改革漩涡中心的关键人物,王安石痛陈这种现状对选拔人才的严重后果:
"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4]407."使通才之人或见赘于时,高世之士或见排于俗……父兄勖其子弟,师长勖其门人,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4]744针对不实用的科举诗赋,王安石顶住传统派的压力,力主改革:"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4]438他的科举改革思想借助"熙宁变法"得到了实施.熙宁四年(1071),宋神宗批准了王安石的建议,颁布了经义取士的科举新制,即用阐明政治见解的议论文体取代浮艳的诗赋.王安石还亲自作经义式文体 10 篇,作为示范.钱基博这样概括其历史意义:"王安石奋笔为之,存文十篇,或谨严峭劲,附题诠释,或震荡排奡,独抒己见;一则时文之祖也,一则古文之遗也".
王安石遵循儒家实用主义的创作观,在当时形式主义文学相沿成习、积重难返的情况下,竭力把科举文学引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轨道,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073 年,神宗上谕称:"今岁南省所取多知名举人,士皆趋义理之学,极为美事"[23]5 917.无疑,王安石对科举文体制度的改革,有利于封建国家造就和选拔"通经致用"的人才,至今仍有参考意义.梁启超评价王安石改革说:
"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有效者也"[24]1,在此得到充分证明.当代一些学者亦指出:"他坚决果断,对以诗赋取进士,以帖经、墨义取诸科这一从唐到宋长期议而未决的问题,断然加以解决,这种大胆革新的精神,在今天,对我们也是很有启发的."[25]154鲁迅说过,当人们"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 美了"[26]263.因此,美学与政治固然不容混淆,但也完全不能割裂.功用性永远是美学不可分割的合理内核.中国美学史上历来就有强调文艺"经世致用"的观念.历朝历代的各派思想家们从未把政治功用排斥在美学之外.而王安石提出文学应当有益于为国家政治服务的主张,为的又是社会功利而非狭隘的一己私利,因此具有高度的时代意义.并且他的思想一直影响到近代,"近代政论家如梁启超、严复诸人,都受了他较深的影响".[16]79重视政治功利、讲究社会效果,是他赋予艺术家的崇高责任,也是我们应当发扬的宝贵传统,这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仍不无裨益.
(二) 形成"宋调"美学风格
王安石总是从政治角度对文学审美提出要求,把政治改革和文学的审美改革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宋调"美学的重要特点.
从整个宋代的文艺风尚来说,"应该认为,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对宋代文风的转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7]322"王安石在欧阳修的倡导下,掀起了一场扫荡西昆体文风的古文革新运动."[10]其"务为有补于世"、"求其根柢济用"、"文者,礼教治政"等美学命题,是站在唐代"古文运动"的立场上,对五代以来形式主义文风的有力反拨.《宋史》卷 439《文苑传序》说:"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古矣."可见欧阳修正是在王安石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后起之秀的协力下,才使宋代散文得以日益健康发展的.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宋代文人的政治热情日趋高涨,政治改革的声势发展壮大.其结果正如有人所概括的那样,在仁宗亲政之后,"经世致用思潮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主旋律.它促使作家面向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自觉地用文学创作为当时的政治改革服务,根据现实的需要变革文风……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使宋代文学切近社会现实而获得新的动力.一批作家努力摆脱了晚唐五代文风的影响,在诗文创作方面开创了新的写法和新的格局,为宋代文学和文学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基础"[28]54.无疑,王安石在其中可谓为功最巨.他不但以渊博的学识参与政治,更以此投入文事,将美学的政治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他诗中长于议论政治的特点,开创了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典范,这可谓是对唐诗风格的重大变异,也造就了"宋调"美学的主要特征之一.从这一点来看,有学者认为"王安石的审美成就体现了宋代美学转型期的特点"[29]136,的确恰如其分.
不过客观地说,王安石对文艺对政治性的过度推崇,也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历来有人认为,王安石过分强调了文学的政治致用,对文采的重要性则有所忽略.从他本人的创作来看,尤其是早年之作,的确存在着议论过多、艺术性不足的缺点.另外,他把文学看做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有过于狭隘和偏激之嫌,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文学与政治宣传的区别,容易造成文学创作的单一化、模式化,有碍于文学的正常发展.如他的"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4]817之论,应该说对文学本身产生了消极作用.
苏轼曾指责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 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30]1 658苏轼对当时文坛凋敝的描绘虽有所夸大,但将其归因为王氏在创作方法上的强求一律却还是比较客观的.
尽管如此,从总体来说,王安石的政治美学对时代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他顶着杨、刘之辈专门嘲风月、弄花草,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置于脑后的颓靡诗风和只以讲求形式为能事的骈体文风,赋予文学紧密地为变法革新这一政治斗争服务的职能,这在当时的文坛上无疑是起了矫枉的良好作用.尽管在提法上有所过正,但在主流上却是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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