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实践的创造性和享受性是直接统一的，原始生产的目的直接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私有制出现后，改变了人们生产和消费的本来意义。随着生产资料 （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生产的直接目的不再是人的需要，而是财富本身。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这种分裂状态达到尖锐程度。尽管工人也有消费，但因为 “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⑧,因而工人的消费仅仅是为维持生命存在的片面消费，是有限的、贫乏的。而 “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⑨,人的消费应该是全面占有产品基础上的全面享受。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其核心即是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通过直接占有他人劳动和劳动成果、实现资本家发财致富的需要。
这无疑造成了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群众的贫困和落后，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完整统一的实践过程的分裂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分裂，造成了人的片面、狭隘发展。
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代替资本主义的新制度的特征：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⑩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对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正具有根本意义，从而最终在全社会消除通过直接占有来满足需要的手段和方式，保证劳动者全面占有和享受劳动成果，而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5.实践普遍性与具体性的统一，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思想从抽象理性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黑格尔将抽象理性规定为绝对理念，费尔巴哈将抽象理性规定为感性的人。马克思将抽象理性规定为人的类特性，但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的类特性不同于费尔巴哈的 “类特性”,不是感性存在，而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
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实践的抽象表达，是普遍性的实践范畴，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着作和思想中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哲学意义上的，是抽象规定，还不是实际的劳动，不是现实中的自由实现。马克思当时把它看成是不证自明的前提，是历史的基础，在私有制度下它被异化劳动取代，只要扬弃私有制，就可以实现人性复归的共产主义。而实现这一扬弃的力量不是别的，就是这种活动本身，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身。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将 “自由自觉的劳动”进一步具体化，他们从人的复杂的活动中提升出物质生产活动，确立了人类历史的基础。由此出发，马克思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实践的特点、本质和规律---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特点、任务和目的等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马克思指出， “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至此，普遍、抽象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范畴具体化为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实践范畴和科学社会主义中的革命实践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性正是实践普遍性和具体性的辩证统一性的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论对整体性实践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不仅体现在整体性理论来源于整体性实践并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而且还体现在整体性理论对整体性实践的具体指导。这是两种思维的行程，突出体现着实践主体的智慧和力量。
因为从理论到实践即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演绎法那样简单，它不是借助于一般去认识个别，而是强调一般必须与个别相契合，因此它要求实践主体要理解具体实践情境，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分析清楚，把一般原理转化为具体理论、方针和政策等，从而使整体性实践全面推进、协调发展，取得成功。
整体性实践的最终目标是把人从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是一致的。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整体性实践总是表现为从最能代表革命整体的具体方面开始，这在不同领域、不同民族等会有不同表现。只有不断改变现存世界，并把改变的具体措施与整体性实践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实现整体性实践的成功。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论对实践指导是全面的、具体的，本文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仅举以下几例说明。
1.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两个毫不动摇”整体性
马克思在 《哥达钢领批判》中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列宁指出：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世界历史和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等因素，当前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指出，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确定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呢？经过长期探索，1997 年，党的十五大提出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 “毫不动摇”的方针，2007 年党的十七大和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都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强调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呢？这是当前我国乃至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的内在要求，是符合当前我国实际国情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现实要求。过去我们曾单纯强调单一公有制结构，排斥、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结果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事实表明，在现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于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对于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要，对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对于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创新发展，对于拉动消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强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一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对实现社会公正公平、保持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根本意义。它可以克服私人占有和市场失灵，可以确立更合理的分配制度，最终实现更大优势。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也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现代生产力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信息技术、互联网日益将全球联结为一个彼此影响的整体。人类实践的全球化、一体化增强了实践活动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实践的普遍性。普遍的社会实践决定了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普遍性，每一个体都是普遍联系之网上的纽结，由此，任何社会现象和个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生产绝不是偶然的个体的行为，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体的社会协同活动，它要求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价值追求的资本主义制度片面强调个体物欲，以物种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这种社会制度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超越狭隘的私人占有制度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原则，既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偏废任何一方，要坚持二者辩证统一的整体原则。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两个 “毫不动摇”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是占据主导和引领地位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基础和保障，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倒退的根本保障。因此，在实践中，我们不应当致力于把公有制改革成为混合制，而应考虑把私有制、非公有制经济改造成混合制，从而向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迈进。
2.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途径和目标的整体性
作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以共产主义为导向，通过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的唯一价值追求，而生产力高度发展是促进和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根本手段和途径。因此，以什么样的方式组织生产、配置资源等最终都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为根本判断依据。价值与真理、目标与手段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以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实践为例。农村改革是实行一家一户 “分田单干”还是坚持集体合作？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不同地区不同背景采取不同措施。例如，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农民团结性不强，村民之间、邻里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影响生产，小岗村成为 “讨饭村”.为了促进生产，乡亲们能有饭吃，村干部冒着风险决定分田到户，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当年粮食生产即增加 6 倍，小岗村也随即跨过温饱线，成为远近闻名的温饱村。
但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情况并不完全如小岗村一样。例如河南新乡刘庄村，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开始创办合作社，60 年代初发展起了奶牛饲养、粮油深加工等集体合作企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刘庄始终保持了生产大队即村级的核算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庄是否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们认为，刘庄集体经济基础好，群众合作的能力和意识都很强，不一定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吸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刘庄村确立了新的经营管理模式，集体经济使刘庄跨入新发展阶段，成为闻名全国的模范村。
集体所有的土地家庭经营与集体合作经营，二者并不矛盾，只要能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就是好的经营方式。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升级换代，单打独斗式的一家一户经营方式越来越显示出其落后性，小岗村 “一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就是一个现实例子。因此，在大包干 “分田到户”、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走集体合作发展的路子，这是一个完整统一的过程。近些年来，小岗村通过土地流转，建立农业合作企业，统一生产、统一销售、按比分红，农民比一家一户单种赚得多多了。尽管“先分再合”,但是其内在价值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为了温饱，后者是为了致富，最终都是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过上好日子，为社会主义的长远事业发展。
3.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论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经济、政治和文化相统一的理论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经历了从两个文明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到三个文明 （经济、政治和文化）、四个文明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个文明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历程，这既是人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般原理不断具体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论指导整体性实践的具体实现过程。
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等都有过相关阐述。1980 年 12 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具体内涵。此后，邓小平多次强调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经过 20 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进入新世纪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落实也不断获得实质性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陆续被提出。
政治文明是江泽民在 2001 年 1 月提出的，它是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发展和具体落实而提出的合乎逻辑的理论和实践， “三大文明”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
社会文明建设是 2004 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的， “社会文明”的具体要求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重点。十八大报告指出，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等民生问题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社会文明建设是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深入推进、具体落实的逻辑必然。
生态文明建设很早就被提出来，但正式写入党的文献是在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生态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实现各个产业和经济活动的 “绿色化”,但是，实现经济生态化还需要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政府部门的扎实管理和切实推进，因此也必然是政治建设的内容。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也必然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而这一切建设要切实实现，没有全体人民的文化素养的整体提高，没有深厚的文化建设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理论具体化为 “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从两种文明协调发展到 “三位一体”、 “四位一体”再到 “五位一体”,经济建设始终处于首位，是基础性实践，是文化建设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物质保障；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保障。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两个文明”及至 “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根本基础和制度保障。同时，文化、政治、社会、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中，五个文明相互渗透、相互支持，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整体性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