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深远的历史原因

　　五四运动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温床，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这一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坚持“大同”理想，在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中依据中国国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下面就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影响深远的历史原因进行分析。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文化拓展开辟了空间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强制性的侵略方式送来了所谓的“西方文明”.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碰撞，而结果是落后的封建制度失败了。对于一直自诩“天朝上国”的中国人而言，被迫接受“西方文明”是一段较为痛苦的心路历程，并为中国带来了很大灾难。

　　中国社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实现了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第一次完整过渡。西方文明在由表及里、由浅至深的渗入中逐步实现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坚持民主与科学，后期注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张反对旧文学、反对旧道德、反对封建迷信；在西风美雨中跨越传统的文化障碍，积极推行“拿来主义”,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与思想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思想流派百花齐放。不同阵营、不同阅历、不同个性、不同角色的思想流派对西方文化方面具有不同的看法与观念，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元化发展方面奠定了更为开放的文化基础。各种文明相互碰撞，为人类文明的交融、互动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拓宽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形式。文明是属于世界，没有国界划定的。一种文明的诞生，是一个民族长期实践的历史产物。为了积极应对民族生存和发展中的不利因素，传统文化会及时做出局部结构的调整、更新，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在国家危亡时刻对典型传统文化进行的一次文化大调整、大变迁，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大解放，迎来了文化发展的一大高潮。为了挽救国家于危难，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将视线投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希望通过思想解放实现中国的综合发展，为中国找出一条救国之路。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条救国之路传入中国，并影响深远。究其广泛传播原因，必须从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由当时一定的思想文化来反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和马克思主义影响传播的根本原因是国内政治混乱，军阀统治对外卖国、对内掠夺压榨，人民困苦不堪，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从客观意义上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大洗礼，呈现出五四百家争鸣的开放性文化氛围，为东西方文化碰撞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融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层文化心理机制。

　　二、“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源泉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大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外交困中不断向西方学习其先进器物、先进制度、先进思想，寻找一条治国之路。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西方社会的大倒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式国家制度的理想追求被打破，开始寻求既能赶超西方社会又能富强中国的救国理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成为选择的重要依据。

　　“大同”理想社会由来已久，早在《礼记·礼运篇》中就有记载。魏晋时期着名文人陶渊明着作《桃花源记》、太平天国运动的前期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康有为的“大同”学说，都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对“天下为公、社会大同”状态无限向往的延续。浓厚的文化积淀，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与接受奠定了思想基础，拉近了中国人民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同社会”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同”社会理想追求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统一，是对无国界主义的太平社会的向往，是深刻历史文化下的人类意识发展。这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人人平等自由全面发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共产主义社会很是类似。

　　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大同”社会理想与乌托邦理论都具备浓厚的空想主义。企图用道德观念管理整个社会，用主观能动消除各种不平等状况，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严重违背，也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之一三大理论来源之一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很是趋同。

　　“大同”理想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农耕文明为基础，充斥着人们美好的道德生活追求，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下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设计。符合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基本理论。

　　“大同”社会理想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选择的重要推动力。任何异质文化的成功输入是以本国本土文化的认可为前提的。在此情况下，接受主体才能对外来文化与已有文化传统产生共鸣与互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与中国“大同”理想之间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层面的辅助、共融。中国先进分子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天下为公”;社会主义理想提倡人道主义观念，符合中国的“道德理想”;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人民观趋同于“大同”里面的民本思想；社会主义目标和国际主义原则在“大同”理想的“世界主义”中已有提到。

　　总之，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历史必然。“大同”社会理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与实践行动得到证明，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民族文化思想基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完善、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思想根源。

　　三、马克思主义被中国选择的文化渊源

　　1.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大同”社会理想为他们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中国选择西方先进文化的前提，必须在批判中继承，逐步实现中国化。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将“大同”理想与“世界联邦”构想相融合，十月革命揭开了世界大同过程的序幕，在世界社会组织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人类组织的大联合，实现各种族间的无国界发展。中共一大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认为社会理论境界要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努力实现“大同主义”,提倡中国人民要与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创建世界大同。毛泽东等新时代的优秀青年深受前辈康有为《大同书》影响，将列宁主张的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大同进行理解。

　　2.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具备较为开放的思想文化空间

　　革命先驱们先后发动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试图通过向西方社会先进器物、制度的学习，摆脱中华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实现以中国“大同”理想为基础，将西方政治文明运用到中国社会发展与实践中，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曾进行过这一伟大尝试。“大同”理念的历史和文化特征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形式，已不能适应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世界政治局势的大变化，必须有所调整。康有为在《大同书》等着作中，就是将古代“大同”学说与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相结合的系统性阐述，为“大同”学说赋以新的含义，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特点。梁启超的“世界大同”是借助中国古代的乌托邦精神领悟世界政治格局及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具体地位。这是对西方政治理论和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优化选择，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统一与平等。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主张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就是以社会主义与传统“大同”社会理想为主要框架构建的，甚至以“大同主义”理念进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全面解读。

　　自中国近代史序幕拉开以来，先进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试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因素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都失败了。一次次的惨败教训，强化了民众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失望心理，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力理论的输入创造了机会。

　　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历程，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的优良资源为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空间。“大同”理想的趋同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认同感，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奠定了肥沃的土壤，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理论主导者。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与引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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