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在哲学上用“对立统一规律”来统率唯物论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或许有人据此指认毛泽东思想根本就是主张“阶级斗争”的“斗争哲学”,始终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蒋建农，1998），而在根本上是非和谐的，甚至是反对和谐的。在我看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误解。理由在于：
1. 毛泽东的“矛盾论”中内在地包括和谐思想。矛盾是由斗争性和同一性两个方面组成的。其中，同一性表明“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说，矛盾之中必有统一，蕴含着和谐。因此，对毛泽东的“矛盾”和“斗争”概念，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理解，而只能辩证地全面地加以把握。
2.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倘若说毛泽东在断定矛盾的客观实在性方面即事实判断方面有多么肯定，那么，他在致力于促进矛盾的转化，追求“和谐”世界的志向方面即价值判断方面就有多么地不遗余力。不能只看到他事实判断的方面，而忽略其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即便是在晚年错误中，毛泽东也在矢志不渝地追求“大治”.这也正是说明其晚年错误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是好心办了错事，而不是法西斯主义的错误。可以说，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并不是鄙弃“和谐”所致，而恰是对美好而纯粹的真正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热心过度操之过急所致，是对社会矛盾、国际矛盾估计不足或估计过高所致。
3.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动机、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毛泽东之所以从不讳言矛盾，绕开矛盾，而是主动揭开矛盾，那是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矛盾、利用矛盾的动机在于揪住问题，目标在于解决矛盾，实现真正的政治社会和谐。
4. 毛泽东在实践中也为和谐世界、和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积累了不少经验。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因此，即便是在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要正视问题，从多方面想办法来及时化解矛盾，实现和谐局面。具体举措包括：
在政治上，要将对敌专政和人民内部民主结合起来，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敌我对抗性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辨别是非、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说，这些办法，都有助于达成社会和谐。在经济社会上，要注意统筹兼顾，注意平衡。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思想文艺科学上，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大家认识到：“如果解决思想问题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结果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总而言之，毛泽东思想不是斗争哲学，而是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性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按照辩证法办事，是我国领导人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抓住时代问题，辨明历史方位，开辟实践新路，形成创新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共同的诞生历程。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抓住历史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妥善地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营造出有利于经济社会精神文化加快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堪为“和谐”文化理性的继承者和创造者。“一国两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亦是“和谐”理性精神的生动范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1993）[14]328江泽民“三个文明”理论的出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也都深刻地体现了“和谐”理性精神。这种“和谐”理性精神还体现在国际关系上，江泽民认为：“我们提倡和，也就是说，各国应当在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相促进，文化上互相借鉴。这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江泽民，2006）[13]523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倡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着重民生建设，提倡和谐世界，充分地继承和发展了“和谐”理性精神。
需要强调的是，和谐理性精神固然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产物，但是，却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静态观照。事实上，事物的和谐状态，虽以和谐为美，但这种美并不是静止的美，而是动态的协调和平衡。这即是说“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17]215于生生不息之中，和谐方是永恒的文化理性追求。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新时代环境中生活成长起来的人们，完全可以结合个体经验来真真切切地体验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所积淀的“科学”理性精神、“发展”理性精神以及“和谐”理性精神。这些已经深深地渗进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的文化理性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软实力的精髓。此外，我们还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其他文化理性精神，譬如“法治”理性精神，也正在积极地生成和积淀起来。
五、结语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就被“唱衰”和“打压”,不断被“过时”.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情形或许发生了改变，但是，肯定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就中国而言，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甚至拥有了“中国模式”,但是这个“负责任的大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家和人民还将面临种种考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要沿着时代化的方向发展下去。
因此，可以想见，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否合乎时宜的疑问还会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冒出来。单从这一情况说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就会一直是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不会过时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回应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梳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积淀，并切实地将其哲学化、系统化、中国化、大众化。从本质上讲，这也是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德里达 （1999） 在 《马克思的幽灵》 中就认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23]伊格尔顿 （2011） 则说道：“人类不断异化，社会生活愈发商品化',我们的文化鼓吹贪婪、攻击性、不加思考的享乐主义和日益严重的xuwuzhuyi，我们正逐渐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积淀。”[24]
二位学者的看法实为不刊之论。在中国谋求社会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作为“有机知识分子”,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很朴实的道理” （邓小平，1993）[14]382讲实、讲活、讲好，担负起切实阐发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积淀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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