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研究不可分割。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总结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时，指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1]自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以下简称马克思主义“三化”） 就成为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五年以来，学界主要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提出背景、科学内涵、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基本要求、实现途径，等等。学界着重对马克思主义“三化”之中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一类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主，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是从。持这种观点的人或者认为“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 （秋石，2009）；[2]19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基础，中国化是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核心，而大众化是时代化和中国化的落脚点。” （牛先峰，2009）[3]18或者认为：“中国化是大众化的理论前提……时代化是中国化的客观依据……大众化是时代化内在要求” （李玉华和郭玉亮，2010）；[4]85又或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思想” （郑德荣，2011）。这类观点一方面承接了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形成的主要学理传统，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则是就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要求作出了“先入为主”的判断，这是有缺陷的。可以说，之所以在新时期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恰恰是为了充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不能涵盖和传达的理论内容。这些新内容，必须从新时期的新问题、新要求出发来加以理解，而不能仅仅出于理论传统惯性而作出“先入为主”的判断。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三化”之间虽有主从关系，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却应服从另一个更为根本的东西。譬如，有学者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三化是一主三基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创新与发展是主题‘,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创新与发展的三种基本途径” （韩庆祥和陈远章，2013）；[6]179还譬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种程度上是互为基础、互为前提，循环往复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之中的。” （张静，2010）[7]这类观点，一方面是自觉跳脱出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话语圈子，而进一步在理论上对其源头加以追溯，这一思路是可取的，也是必需的；另一方面，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史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三化”却是不够的，并不能由此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真正动力和现实旨归。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各有其独立内涵，因此，并不能简单概括为“主从”关系。譬如，有学者就强调：“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用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等貌似相同的命题区分开来” （汪信砚，2010）。[8]5这类观点富有启发性，却无法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有机整体关系加以根本性的阐释。
在笔者看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三化”的侧重点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愿望相表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则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前途未来相统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学理逻辑却是共通的。一来，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学理根据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来，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学理要义都在于“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学理逻辑是共通的，暗含了马克思主义有“化”的必要和“化”的可能之义。结合这两方面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五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三化”之中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只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显性内涵进行说明，对于其中暗含的学理问题却重视不够，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研究成果数量虽多，但“从学理上研究三化……显得不够” （韩庆祥和陈远章，2013），[6]177尤其是未能正面地、系统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三化”究竟是在坚持和发扬何种哲学精神和文化理性。鉴于此，本文将通过探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积淀”来为正面地、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学理蕴含破题，敬请方家指教。
二、文化理性精神问题的提出
在笔者看来，揭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积淀，展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力量，就是在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化”和为什么能“化”的正面解答。
文化理性精神，倘若分割成文化、理性和精神三个词汇来加以理解，我们在中外的古代经典中即可发现它们，因此，更不难在西方近现代哲学中觅其芳踪。然而，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我们要想在前马克思主义的中外哲学中发现它，却不可能。事实上，在前马克思主义的中外哲学传统中，文化和理性的关系，要么处于对立的状态，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要么被片面地、机械地、混沌地合并为一处，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历史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论、中国的“天人合一”,等等。要言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文化理性精神问题历史性地提了出来，并令其充当了科学地揭示“历史之谜”的哲学概念。
（一） 为了揭示“历史之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物质”地批判了“意识形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 认为，无论何种精神产品、何种社会意识，都不可能是独立自主地存在，而只能是社会存在的派生物，也就是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1995）[9]72.
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关系，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作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矛盾根源和变化依据。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1995）[9]73于是，神圣的“意识形态”受到了“物质”的批判，其实质被一语道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的关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1995）[9]98.就这样，马克思用“物质”内容对青年黑格尔派“好汉”“用词句来反对词句”的哲学批判进行了再批判，揭示了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真实、人的真实和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真相。
（二） 通过对“历史之谜”的揭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文化理性精神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揭示了“历史之谜”,并从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指认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2000,中译本）[10]81就这样，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和自然科学被统一成“一门科学” （马克思，2000,中译本）。
正所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1995）[9]73据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文化理性精神问题。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发展，人们不断深化着对文化理性精神的认识。
综上所述，当文化理性精神问题在历史上第一次被科学地提了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文化理性精神，不再是先于具体历史而高高在上的抽象体系，譬如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诸公诸论---抽象理性的哲学观、自然神秘的历史观、英雄崇拜的社会观、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一切都实现了从“天上”向“人间”的革命性转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化理性精神，就是历史上的人们在创造自身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内在地生成的精神文明成果的精华质素。就此而言，科学地将文化理性精神问题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种诞生于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之中并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有力批判的文化理性精神。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科学地提出文化理性精神问题，实现了哲学革命，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症候”,推动了世界历史的革命性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