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节约理论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并没有关于节约理论的专门着作，主要散见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节约理论不仅在宏观上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在微观上也是我们人生的指南。虽然在西方经济学史中不乏对节约理论的研究，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一直到当代的萨缪尔森、布坎南都曾对节约问题有过论述，但是真正深入节约本质的当属马克思。
目前对马克思节约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也多是从经济学角度谈论节约问题。笔者主要从劳动时间节约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时间节约社会形态的演进这两大哲学主题探寻马克思节约理论的实质和当代价值。
一、劳动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节约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
这是马克思对节约理论最集中的阐述，节约就是时间的节约，时间的节约不仅对于单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一切社会形态首要的经济规律。在《1859—1861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而指出:“真正的节约———经济=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的节约理论始终紧紧围绕劳动时间展开，一切节约最终都可归结为劳动时间的节约。关于节约时间、珍惜时间、时间重要性的问题，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都有过论述，诸如莎士比亚、歌德、卢梭、富兰克林、叔本华、斯密、鲁迅等，但真正深入时间本质的当属马克思。
马克思开创性地通过劳动把时间引入世界，时间根源于主体的对象化劳动。“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
劳动通过时间赋予物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物会不断地被活的劳动赋予新的形式。马克思举例，在棉花—纱—布—印染布—衣服这一时间延续过程中，棉花不断地被劳动赋予新的形式，生产的前一环节被后一环节保存下来，旧的使用价值被保存在新的使用价值中，每一环节都是按照作为最后目的的理念来改变自身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强劲影响。与康德把时间看做认识的先天形式不同，马克思认为时间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内在一致性，时间通过人的实践获得了改变世界的意义。虽然海德格尔超出了康德的认识论视域，从此在的生存活动理解时间的起源，但“此在的时间化活动不是被理解为一种对象化活动，也就是说，不是被理解为一种改变自然的社会活动。”
这是海德格尔与马克思时间观的根本区别。人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使时间成为人自身的积极存在，使时间具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使时间成为人的发展空间。
通过劳动引入时间之后，时间就成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关键性概念。马克思把必要生理时间以外的全部时间划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两部分，劳动时间又可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生存，是为了人类自身的自然延续，其典型特征是为生存而生产。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劳动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其典型特征是为生产而生产。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时间是自由时间产生的源泉，只有当社会有能力提供剩余劳动时间的时候，人们才能够摆脱生存的威胁，从而就不必把全部时间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上，而是腾出一部分自由时间用于发展自己多方面的才能。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时间节约表现为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从宏观维度来看，劳动时间节约表现为社会总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合理分配，如果分配不合理，就意味着浪费了一部分社会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合理分配劳动时间是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绝不可能被某种社会生产方式取消，可能改变的仅仅是借以实现的方式。尽管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应用于一切社会形态，时间节约对一切社会形态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在价值规律的盲目支配下，社会劳动时间的浪费根本无法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这种浪费在经济危机时期达到了顶点。从微观维度来看，劳动时间的节约表现为单个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不断地采取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节约劳动时间，它包含物化劳动时间节约和活劳动时间节约两种形式。无论是宏观劳动时间节约还是微观劳动时间节约，都增加了从劳动时间中游离出来的自由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出可能的空间。
二、劳动时间的节约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高度重视自由时间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意义。他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犷野了。”
自由时间是一切人本应当具有的存在方式，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在自由时间中，人才能够从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中解脱出来，才能够从经济必然性中解脱出来，才能体现人的自由本质，否则“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所以马克思坚决反对资本对自由时间吞噬。第一位认识到自由时间重要性的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他把闲暇、惊异与自由看作一切科学和哲学产生的必要条件。但第一次对自由时间作出科学定义的是马克思，他把自由时间建立在劳动时间节约的基础上，并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获得自由时间，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自由时间是统治者的专利。自由时间主要包括从事科学艺术创造的时间、接受教育的时间、发展自己智力和体力的时间、从事社会交往活动的时间、履行公共服务的时间、甚至星期日休息的时间等。
只有拥有这些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的人才能够得到全面发展，才能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从起源上看，自由时间来源于劳动时间的节约，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才可能游离出用于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追根究底，劳动时间的节约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首要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劳动时间的进一步节约。
马克思认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
节约劳动时间能够使人得到充分发展，而个人的充分发展作为生产力的内在构成要素又会促进生产力更快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个人能力和素质的发展、个人需要的发展、个人社会关系的发展，分析个人的充分发展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时间的巨大作用。从劳动者个人能力和素质的发展来看，不论是作为闲暇的低级活动时间还是作为从事科学艺术等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由时间都会使占有它的人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主体，在这个新的主体加入直接生产过程的时候，就会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劳动时间得到进一步的节约。从需要的发展来看，需要构成生产的动力，“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已经满足的需要又会引起新的需要，新的需要作为生产的内在动机不断地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建立在分工、管理、协作等基础上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个人劳动，“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可见，“集体力”作为一种合力更能有效地促进时间的节约。
对于马克思自由时间与自由思想有深刻体悟的马尔库塞把日常生活时间划分为为了生存而必须付出的劳动时间和工作之余用来全面发展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自由时间，并指出减少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是实现自由的第一个前提，没有自由时间自由将无从谈起。马尔库塞也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自动化生产与时间节约理论，他认为现代自动化生产体系有可能使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甚至使自由时间取代劳动时间成为主导时间，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一切价值都将被重估。尽管马尔库塞批判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把现代社会看做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它压制了个人心中的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向度，从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他甚至敏锐地看到了由于“虚假的需要”和“强迫性的消费”的侵入，自由时间变得非自由了，“扩张的经济、政治需要强加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上”。但他仍然认为，现代工业模式导致的劳动时间缩短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这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把劳动时间节约与自由联系起来的真理性，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
马克思批判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节约理论，他们主张节约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资本，增加物质财富，并不是从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讨论节约问题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既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又是关于节约的科学，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节约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财致富。“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节约并不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是对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节约。马克思不仅把一切节约的实质概括为劳动时间的节约，而且把劳动时间的节约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了起来，马克思节约理论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节约理论的重大突破。
三、劳动时间的节约与社会形态的演进
“时间经济”是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主题，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在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支配下呈现出如下趋势: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人类用于物质资料生产的时间逐渐减少，用于发展自身的时间逐渐增多。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总想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这决定了人们势必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降低劳动消耗，从而使劳动时间有意或无意中得到节约。尽管劳动时间节约规律作用于一切社会形态，但是其表现方式和社会意义却有显着差异。在家庭制、农奴制作为占支配地位生产方式的第一大社会形态即前现代社会，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孤立的地点上和狭小的范围内缓慢地发展着，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劳动时间的长短成为衡量财富多寡的尺度，绝大多数人的时间都被用于劳动，劳动时间节约成为一句空话，自由时间成了少数特权者的专利品。古希腊公民之所以能够每日在广场上议事，原因就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生产者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上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前现代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获得满足自己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虽然劳动者此时也关心自己劳动时间的耗费，但更关心的是劳动成果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有时甚至出现劳动时间的大量浪费。
只有在以交换价值为生产目的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即现代社会，劳动时间节约对每一个生产者才变得生死攸关，成为普遍的社会强制，优胜劣汰的法则使每一个生产者都竞相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节约劳动时间。历史证明，只有资本生产方式才能够把相当数量的自由时间从劳动时间中游离出来。资本整合了自然界和科学中的一切力量，整合了社会协作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使财富的创造不再像前现代社会那样取决于劳动时间的延长，而是取决于劳动时间内所作用的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可见，在现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尺度是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而不再是劳动时间，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使财富大量增加，从而在为生活奔波之余，人们还能够从劳动时间中节余出供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
资本发展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资本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另一方面资本又想方设法把这些自由时间转变为剩余劳动时间。在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劳动时间节约具有了阶级对抗性质，劳动者创造的自由时间本应该用来发展自己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他们的自由时间却被资本用作劳动时间以满足非劳动者从事科学、艺术、公共管理等事业。一方的社会发展以另一方的劳动为自然基础，一方的自由时间以另一方的受劳动奴役的时间为基础，整个社会的自由时间来自于劳动者超出自己生存需要而延长了的劳动时间。“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尽管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但就是在这种追求中却不自觉地节约了劳动时间为社会创造出了大量的自由时间。“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
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相互冲突的历史现象无意中实现了理性的利益，劳动和资本的相互冲突，无意中节约了劳动时间，增加了自由时间，为第三大社会形态的来临提供了根本条件，实现了历史的进步。
在以个人需要为生产目的的第三大社会形态，自由时间不再具有了对抗性质。社会并不是为了增加剩余劳动而节约必要劳动时间，而是为了增加可供支配的自由时间。“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
这是马克思预言的第三大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自由时间不再为少数人专有，而是被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人们共享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劳动时间的节约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人们在自由的时间里成长为享受文化、艺术和体育的主体，人们一边思考着如何解决实际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一边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着所与的社会制度，从而成长为社会的独立的个体。”
人能否成为具有如此内涵丰富的主体，与劳动时间的节约即“时间经济”息息相关。
马克思认为，在第三大社会形态，劳动时间的节约之所以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是因为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联合为基础的共同生产取代了以交换为中介的社会生产。在以共同性为基础的联合生产中，人们应该从社会总产品中接受多少分配是由自己付出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时间承载了分配的功能。劳动不再是纯粹私人的事情，其价值的实现不再依赖于商品交换，而是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共同生产的一份额。在共同生产中，财产权不再转化为资本，不再具有压迫性质，财产权不再成为剥夺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合法凭证，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私有财产被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拥有，私有财产成为了社会财产，每一个人都共享财产权所带来的全部收益，每一个人都共享自由时间。
从第一社会形态到未来第三社会形态具有紧密的连续性，贯穿于其中的主线就是人的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劳动时间的节约，也只有实现劳动时间的节约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尽管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劳动时间节约对个人的个性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差异很大，但是创造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仍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杆。
四、马克思节约理论的当代境遇
毋庸置疑，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为整个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自由时间，如何继续增加自由时间，如何利用自由时间发展自身成为社会和个人共同的实践任务。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既然劳动时间节约规律是一切社会形态首要的经济规律，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当代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依然是提高时间利用率，挖掘时间的潜能，节约劳动时间，缩短工作日，为整个社会创造越来越多的自由发展的时间。日益增加的自由时间又能够使劳动者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在自由时间里，个人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潜能，科学、艺术等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而这又反过来促进劳动时间更高程度的节约，这是30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虽然自由时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加，但是自由时间并没有像马克思期望的那样完全用于发展自己多方面的才能，自由时间被物化了，丧失了自由本性。自由时间的物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由时间在生产领域的物化。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人们尽可能地延长并非必要的劳动时间，从而自由时间越来越萎缩。并且逐渐萎缩的自由时间并不是用于个人的充分发展，而仅仅是恢复体力和脑力的一种手段。波德里亚尖锐地指出，在现代消费社会，金钱不仅支配着劳动时间而且还支配着自由时间，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区分变得非常模糊，自由时间在逻辑上变得不可能。“‘自由’时间的深刻要求就在于:为时间恢复其使用价值，将其解放成空闲范畴，并用个体的自由将其填满。然而，在我们的体系中，时间只有作为物品，作为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用于‘投资’的由年、时、日、周构成的计时资本才能得到‘解放’。因此事实上它已经不再‘自由’了，既然它的计时要受到总体性抽象即生产系统的抽象的支配。
波德里亚这段话表明，自由时间受制于生产系统，被作为计时资本用于投资，已不可能被完全用于个人的充分发展。
二是自由时间在消费领域的物化。这主要表现为自由时间被一些诸如QQ、微信、看电视、玩游戏以及无所事事的闲谈等低级消费项目消磨掉了，被用于个人充分发展的自由时间被侵占的损失殆尽。此外，自由时间也被追求时尚的身份消费物化了，今天人们购买东西已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通过消费展示一定的身份，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人生价值，消费成为了炫耀性消费。“人们展示显摆的东西，就是他成功的标志。”
自由时间变成了物化的消费时间，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得到了“自我实现”。当人们沉浸于花销物质财富的时候，不仅仅损害了强调俭朴、节约的传统美德，而且逐渐消磨了人们反思、批判和创造性的能力。当人们沉浸于消费的时候，消费本身具有了普遍的社会强制效能，消费由自律变成了他律，人们受制于产生虚假需要的消费主义文化。为了展现成功，实现人生价值，人被自己的消费支配，甚至有时“被消费”。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自由时间被与真实自我相异化的各种虚假消费充斥着，自由时间丧失了自由的本性。
为了恢复自由时间的自由本性，还自由时间以本来面目，马克思的劳动时间节约规律为我们提供了人生指南。第一，合理安排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为自己创造比较宽余的自由时间。就像整个社会需要合理安排各部门的劳动时间一样，我们单个人也需要对自己的生活时间进行有计划地分配，正确处理好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关系，防止工作时间对业余时间的过度侵占。另外，也要防止把自己的工作时间转嫁到他者身上，防止用窃取来的自由时间构筑自己的发展空间。第二，通过多种形式，培养欣赏艺术、进行体育锻炼的能力，使人们有能力享受自由时间，而不是把自由时间用于各种物化的消费。马克思说:“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
马克思这句话表明，对于不具有享受艺术能力的人，最美的艺术毫无意义。为了使自由时间丰富多彩，可以通过多种教育形式培养享受艺术的能力，比如小学中学要尽可能地开设体育、音乐、美术课程，大学要增加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选修课，老年大学应该为退休老人的生活增添色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美］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M］．王虎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9］［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M］．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0］［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