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社会关系的物化。价值货币化即货币成为衡量价值的基本标准。用不同数量的货币将各种不同的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实质上是一个价值祛魅的过程:即祛除笼罩在各种价值之上的迷魅面纱,使之成为可以精确计算的对象。价值货币化分为物质价值货币化和非物质价值货币化两种形式。物质价值货币化是商品交换的内在逻辑。非物质价值货币化则是货币功能对非物质领域的僭越。非物质价值货币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围城,严重腐蚀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秩序。只有走出非物质价值货币化的价值围城,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非物质价值货币化:商品化及其现实困境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商品交易的数量少、范围小,货币化主要存在物质价值领域。
到了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商品交易的数量迅猛增加、范围空前扩大,货币化逐渐向非物质价值领域蔓延和渗透。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价值包括人的生命、情感、贞操、人格、名誉、地位、理想、信仰等价值形式以及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价值形式。非物质价值是难以用货币来计算或者根本不应该用货币来计算的价值。非物质价值货币化实质上是一个非物质价值商品化的过程,丰富多彩的非物质价值转变成了抽象的货币符号。在此过程中,货币可以万能地兑换成任意的现实,各种神圣价值、崇高价值自行消解为商品价值和世俗价值。非物质价值货币化不仅使各种非物质价值丧失其本来的意义,而且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全面物化。
(一)生存的物化:精神的贫乏与无家可归
人既需要衣食住行等物质资料维持肉体生存,也需要理想、信仰、道德等非物质价值支撑意义世界。当货币把充满质的差别的价值转变为纯粹数量之后,人们的多元价值追求归结为创造和获取更多的货币。对物的过度依赖与片面追求必然导致生存的物化。货币化使原本丰富的生命变得粗俗而贫乏。生命的神圣性和灵动性被抽象的货币符号消解,生命成为一种“物化”的受动性存在。很多人在物欲的追逐中无法自拔。市场咨询公司益普索(IPSOS)最近对20个国家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受访中国人表示会根据自己拥有的东西衡量个人成功,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全球平均值34%。从整体上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受访者都喜欢将物质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而发达国家的受访者认为物质和成功的相关度不高。调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人在价值取向上的偏狭和生存的物化。
很多人不想反省生活的意义,只愿追求感官的刺激;没有心灵的宁静和审美的升华,只有物欲与本能的躁动。雅斯贝斯曾对人的物化生存作了十分精辟的描述:“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的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劳动与快乐的分离使生活丧失了其可能的严肃性;公共生活变成了单纯的娱乐;私人生活则成为刺激与厌倦之间的交替,以及对新奇事物不断的渴求,而新奇事物是层出不穷的,但又迅速被遗忘。没有前后连续的持久性,有的只是消遣。”[1]40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过于急切,忽视和放弃了许多不该忽视和放弃的东西。很多东西一旦失去,不再拥有。不少人对非物质价值的追求或嗤之以鼻,或无动于衷。他们在物欲的追逐中忘乎所以,在忘乎所以中思想逐渐枯萎,良知逐渐泯灭。一些专家、学者为了钱可以昧着良心讲胡话。这恰好印证了韦伯的预测:“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还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2]143物化者在纸醉金迷中不知所往,在灯红酒绿中无所寄托,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固化的时间观念使他们停留于“此在”。“此在”是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即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状态”。所谓被抛状态是此在根本的生存方式。作为此在,它无依无靠,既无现成的“由来”,也无现成的“所去”,它只是不得不“去存在”,不得不“存在在此”。
(二)人际关系的物化:冷漠与势利
在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人所具有的一切丰富因素都被转换成为交换价值,以一定数量的货币在市场上兜售。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的物化马克思曾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与揭露:“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3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的物化同样令人触目惊心。货币作为衡量经济价值和个体价值的标准,越来越以量化的形式全面渗透到人际交往之中。由于没有熟人社会的舆论和习俗的制约,人际交往有可能变为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在人际交往过程之中,有的人“利”字当头,把交往对象仅仅当作满足自己目的的工具;有的人只认钱,不认人,甚至六亲不认,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反目成仇乃至相互残杀;有的人拿原则做交易,把人的尊严、名誉、地位、人格、美色、权力等都作为商品进行交换;有的人把钱财置于感情友谊之上,用馈赠货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彼此情感的深浅;有的人惟利是图,或见死不救,或先讲价再救人。诸如此类,功利高于一切,是非善恶置之度外。亲情、爱情和友情等都因为金钱而隐退,利己主义的打算取代了真实的情感。人际关系的物化深深遮蔽了人际交往的本真维度,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在社会转型期间,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因为缺乏信任而相互猜忌和相互防范,人与人之间日益冷漠。“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这是2009年贺岁片《非诚勿扰》中秦奋的感慨。这种感慨折射着物化背景下人际关系的冷漠。与冷漠相伴而行的是势利:很多人都把物质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事业成败的标准,对有财有势的人阿谀奉承,对无财无势的人歧视践踏。
(三)社会发展的物化:价值迷失与软实力偏软
工业社会的发展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文精神失落等充分彰显了当代西方文明的价值危机。美国学者威利·哈曼博士说:“我们唯一最重要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4]193哈曼揭示了工业社会人类面临的发展危机实质上一种价值迷失。这种价值迷失集中体现在“能够”与“应该”的价值冲突中———能够做的是否就是应该做的?“‘如何’一类的问题”属于人类能够做的范畴,“‘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属于人类是否应该做的范畴。工业社会的发展危机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二战后,经济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俨然成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在当今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同样遭遇了类似的价值迷失。有的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解为只要发展经济,把发展经济理解为GDP的增长,把GDP的增长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对发展的片面理解造成了生态的破坏和人的异化,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可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尽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而事实上,经济建设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精神文明建设有些偏软,导致软实力偏软。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缺乏应有的文化自信,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过多地依赖西方的精神文化资源,缺乏总结中国经验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把西方文化奉为圭臬,严重窒息了独立思考和文化创新。没有文化自信,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力。
二、非物质价值货币化与现代化的关联
物化真正成为诊断社会病症的价值主题,成为现时代国人精神生活所遭遇的现代性困境。近一百多年以来,现代化是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非物质价值货币化与现代化密切相关。
(一)世俗化:非物质价值货币化的动力
世俗化乃相对于神圣化而言,是指通过对神圣化的“祛魅”,回归世俗社会、世俗生活与世俗价值。
通俗地讲,世俗化就是平常化、平凡化。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看来,信仰是人类道德活动的终极目的,与神合一是宗教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传统的理想道德希望人们成贤成圣,追求一种道德理想人格。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幸福,过普通人的生活,实现凡人的生活理想。就象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所说:“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5]155
因此,世俗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挣脱神圣偶像的束缚、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过程。
从发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世俗化完全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趋向,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
世俗化首先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带来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财富极大繁荣,为世俗化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物质的丰饶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感观享受。世俗化也是理性战胜信仰、科学战胜迷信的结果。在西方,世俗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在世俗社会,日常生活和社会制度均基于理性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法律规范,与宗教的神圣价值和利益相脱钩。在中国,世俗化消解的是专制王权与理想化的道德教条。古代王权、理想化的道德教条与个人迷信使得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带上了准宗教的特征,对人的社会价值的评价以神圣精神资源为依据。世俗化改变了这一评判标准,人们不再需要超越的神圣精神资源为其物质欲望进行辩护,而是从人本身出发论证其物质欲望合理性。
世俗化使人们将价值关怀的视野由天国转向尘世、由来世转向今生。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现实生活本身。此世、此生成为人们奋斗的目标。唯有被亲身经验到的存在者才是有价值的,此外一切皆是浮云。世俗化充分肯定了人的感性欲望的合理性。世俗化拒绝崇高,使人失去了追求超越的精神动力。人的价值追求因此不断向下滑落,醉心于物欲的满足与本能的释放。在物欲的驱动下,很多人不断地挖掘各种资源,迫不及待地换取货币。很多关系疏远、不可通约的事物在货币的中介下变得亲密无间,神圣与平凡之间的鸿沟被货币拉平了。一切神圣的事物和价值都被货币力量所消解,化为世俗的事物和价值,化为可以用货币兑换的价值。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世俗化就成为了非物质价值货币化的内在动力。
(二)理性化:非物质价值货币化的方法
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理性不仅是认识的源泉与标准,也是价值的源泉与标准。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6]11黑格尔的命题充分彰显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现实性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东西,因而是合乎理性的。理性化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渗透到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层面,充分地解放了人的理智,促进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与此同时,在理性化的过程中,理性自身发生了分裂,工具理性不断扩展,而价值理性日益式微。
按照韦伯的理解,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人“通过有意识地对待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7]56。价值理性体现一个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工具理性是指将自然科学范畴所具有的理性计算的手段用于检测人们自身的行为及后果是否合理的过程,如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精于计算的“簿记方式”。与价值理性相区别,工具理性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取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手段。任何一种价值理性的存在,必须有相应的工具理性来实现这种价值预设;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就是水中捞月。工具理性必须以价值理性为指导;离开价值理性的指导,工具理性将蜕化为奴役人的工具。
在韦伯看来,随着“启蒙”的展开,人类的工具理性日益僭越价值理性。人类在日渐清醒的自我意识的驱使下,“理性”越来越体现在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物欲,“工具”的意味越来越浓,而对于“善恶、是非”之类的道德价值,越来越不屑一顾。由于工具理性只问可能,不问应该,只问功利,不问道义,经济人假设成为经济人事实。经济人是对社会人的一种抽象与简化。社会人的价值追求是立体的、丰富的。但是,工具理性使经济人精于功利的计算,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价值诉求。企业、医院、学校、新闻媒体等等都“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规律代替了其他规律。为了创收,学校出*文凭、医院开大处方、出版社卖书号、媒体搞有偿新闻等。为了经济利益,放弃了其他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并将这些价值兑换成了货币,社会人成为地地道道的经济动物。
(三)市场化:非物质价值货币化的中介
工业化与市场化是现代化的一体两面。工业化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市场化是交换方式的现代化。从物物交换到电子商务,市场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动力。“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8]273而工业化又为市场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武器:先行工业化国家利用工业优势打破国界,开拓了世界市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市场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否定和排斥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但市场经济是不可以跨越的,市场化与现代化共始终。
市场化过程是劳动力及其劳动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劳动力及其劳动产品商品化的程度越高,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只有劳动力商品化,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才能不断扩张。市场化在创造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资本的趋利性导致了商品货币关系向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渗透与扩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成为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将一切价值还原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完全取代了事物本身的价值,最终导致了事物本身价值的隐退和丧失。非物质价值只有转化成为可计算可通约的货币,才会拥有自身的价值。因此,市场化不仅大大提高了物质产品的商品率,而且为非物质产品的商品化和货币化提供了中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是最普遍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能向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无限扩张。很多社会关系如政治关系、道德关系、婚姻家庭关系等都不能简单化约为商品货币关系。在利益驱动下,把原本不是商品的东西当成了商品,把原本不该卖的东西换回了货币,人彻底沦为金钱的奴隶。因此,商品货币关系无限扩张实质是一种货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导致了黑白颠倒,善恶混淆。作为消费者,只要他愿意按照商品的价格支付货币,就可以从市场中购买到所需要的一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丑恶现象曾予以了深刻的批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是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征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9]152
三、走出非物质价值货币化的价值围城
我国正在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然而,商品货币关系的泛化导致非物质价值货币化。把原本不该出卖的东西卖了,精神家园被货币严重玷污。非物质价值货币化既是市场化改革的吊诡,也是当代中国的价值围城。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们才能走出价值围城。
(一)心物并重,以心养身,追求优雅生存
物质与精神是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物质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与条件。人类要生存,首先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以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
不断地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精神包括思想、观念、意识等方面。精神是人类生活的灵魂,为人类生活提供科学知识、价值取向、行动方案等。没有精神的生活是自然状态的生活。不断丰富和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从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而言,应该是精神与物质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马尔库塞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中指出:“真正意义的发展是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向度。如果人们沉醉于商品消费中,并以此作为自由和幸福的体验的话,那么这种发展只能是异化的发展。”[10]15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必须保持相对的对立性,始终坚持对物质生活的指导与批判,不断地追问生活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什么是好的生活?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一个人要生活得好,不仅要保持心境的宁静———静以致远,才能追求卓越与崇高;而且要保持心地的正直———正以修身,才能明辨是非善恶;还要保持心胸的宽厚———厚德载物,才能严于律己,雅量容人。以身养心关键是要坚守道德法则,听从良知的召唤。道德是人之为人的依据。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曾说:“道德就是一个有理性的东西能够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唯一条件,因为只有通过道德,他才能成为目的王国的一个立法成员。于是,只有道德以及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才是具有尊严的东西。”[11]55
在康德看来,道德是人具有尊严的根本依据。物欲失去道德的制约,良知被物欲所蒙蔽,则或利令智昏,或纵欲无度,或醉生梦死,不一而足。
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12]40。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级理论,物化生存仍然停留在生理需要的层次,是一种低层次的、比较粗俗的生存。近来,“土豪”成为流行的网络热词,意指现实世界中物质富足但又缺乏文化内涵的社会群体。“土豪文化”的流行,实质上就是物化生存的注脚。优雅生存才是当代中国人应该追求的生存方式。优雅生存是各种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生存———身心和谐的生存、全面发展的生存、有尊严的生存和高质量的生存。
(二)义利并重,以义制利,善待他者
功利与道义是同一行为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形态。功利是行为所产生的功效和利益,道义是行为所彰显的道德义理。在道德价值结构中,功利与道义相互依存。功利为道义提供现实支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实际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3]434
一定的社会道德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关系之上。脱离世俗功利的道德只能是空中楼阁。道义为功利提供价值导向和价值辩护。道义是对功利的反省与评价:功利是否合理?当功利摆脱道义的制约走向惟利是图的时候,道义将不复存在。道德是内在德性与外在规范的统一。不是出于德性的完善,纯碎是为了某种功利而遵守道德规范,道德沦为实现功利的工具,其实背离了道德的本质要求。不考虑行为效果,仅从善良意志出发,为义务而义务,道德会陷入空虚的形式主义,其实抽空了道德的现实基础。
功利与道义密不可分,但道义又高于功利。道义是功利的善恶标准和取舍原则。追求功利必须合乎道义,要见利思义、以义制利。道义是人对人性和生活的一种价值承诺:人应该有道德。道德是文明人类的生存方式,承诺道德是人的必然选择。“人必须承诺道德,就像原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样,选择是每一个人的宿命(havetobe/todo)。没有人能够永久地生活在超然于道德承诺的纯自然状态,即使可能,他或她也没有可能超脱人们的道德评价。”[14]71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他者与自我的关系是共同在世的关系:“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15]138
生命存在是一种共在,他者与自我是共同在世的存在者;自我的生存并非只是意味着“我”,而是意味着“我们”。他者伦理对于他者的关怀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怜悯情感,而是出于对社会的普遍正义的理性追求。列维纳斯认为,我们必须从内在的、共在的视角来理解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这种“共在性”“内在性”就是“我独有的东西是与他者共享的。”[16]173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我”必须把“他者”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来加以审视,而不是当做自己的敌人或工具。
因此,损人利己,见利忘义是极端错误的。
(三)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培育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
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有可能引起机体功能失调。确立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必须始终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顾此失彼,必然导致发展失衡,社会失序。
面对发展过程中的价值迷失,必须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精神供给相对贫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塑造国家灵魂的过程,也是凝聚价值共识的过程。“三个倡导”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坚定信念。
只有对自己文化怀有坚定的信念,才能获得价值追求的从容和改革创新的活力。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在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一方面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特别推崇爱国、仁爱、和谐等价值观念。这些核心价值观使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另一方面,也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要始终保持欣赏他人的眼光,但欣赏不是机械照搬,而是从基本国情出发进行本土化吸收。
对于自由、平等、法治、公正、民主等反映现代化建设基本规律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必须始终保持包容的态度,使之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文化自信,才能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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