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开辟与顺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他“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①这样的评价，可以说当之无愧。当前，正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号角之际，重思邓小平同志开辟的改革之路，回溯这一进程中的基本经验和方法论成果，无疑会为“改革再出发”提供极为重要的借鉴与参考。
一、科学评价毛泽东，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前提
无论是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抑或是横向的深层逻辑层面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开启都无法割断与毛泽东时代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从显性层面上来说，直接体现为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开启，从直接显性的意义上而言，就是处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的“遗产”问题，即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究竟向何处去，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思考的首要问题。不过，在结束“文革”之后，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首当其冲地成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与路径的基础性问题;甚至可以说，对毛泽东的评价科学与否直接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开启的政治前提。
1． 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具有显着的政治性意义，直接关系到中国政治大局的稳定粉碎“四人帮”以后，科学评价毛泽东这一重要问题并未解决。正如邓小平所言，“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①能否科学评价毛泽东、统一思想认识，直接关系到中国政局的稳定与否。
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当时明显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全面维护毛泽东、否认毛泽东存在任何错误，不容进行任何批评与总结。这种评价取向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从理论上阐释或论证结束“文革”后政治实践的合法性，因而在党内、知识分子甚至普通民众中都受到了强烈抵制。“两个凡是”的评价取向从根本上无法整合后“文革”时代的政治力量，无法达到统一思想与认识的目的，必然会增加政治局面的不稳定性，无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与发展。另一种是全面否定毛泽东的评价取向，这种倾向更多的是建立在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失误之受害者的朴素情感宣泄基础之上。
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取向，一者是无法维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必然会引发政治权力的真空状态以及政局的混乱与动荡。因为正如邓小平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② 二者是在情感层面上，全盘否定倾向无法契合广大工农群众对毛泽东时代获得的“翻身做主”状态的政治肯定与情感拥护，无从获得广大工人、农民以及党内与毛泽东紧密相连的一批干部的政治支持。邓小平敏锐洞察到这一点，他说:“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③在邓小平看来，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启，正是依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并且只有依靠政治稳定才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解决中国的问题。邓小平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推进了政局的平稳过渡，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革命向建设的成功转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启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2． 关于毛泽东的评价直接关涉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问题“文革”结束后，关于毛泽东的两种不同评价取向折射出的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路径的两种理论判断与实践规划。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全盘肯定毛泽东的评价倾向，坚持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不容作出任何质疑与否定，这在根本上是继续推行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模式。因此，全面肯定毛泽东尤其是其晚年失误，无外乎为中国社会主义未来发展预设了一条重走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对此，邓小平在指导“决议”写作的过程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倾向内在蕴含的理论实质，即“‘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④而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倾向，通过对毛泽东的否定，实际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否定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十余年实践的历史，抽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抹煞了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的“在场性”，必然会将中国导向一条通过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发展“邪路”。邓小平对此保持了清醒的政治头脑，他敏锐察觉到评价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未来发展路径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①。在他那里，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恪守两条基本原则:
一是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在他看来，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②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理论意义与政治价值主要体现在继续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继续坚持和推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不仅仅是由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作出的伟大历史功绩所决定的，更为关键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关于这一点，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其表述为“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③，在***总书记这里，则成为关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基本依据。
二是必须全面科学反思总结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坚持毛泽东思想与批判毛泽东晚年错误在逻辑上并不相悖，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将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实现了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区分。实事求是而言，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正是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契机。正如邓小平所言，“坏事变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④
二、突破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守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与此同时，它又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呈现出鲜明的“特色情结”，并从根基上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与战斗力。从理论基础层面而言，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特殊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突破性发展的基础上，它集中地表现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尽管从基础性理论层面预设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植于西欧传统文化发展的谱系之中，进而内孕着特定的西方要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规定，是直接作为资本主义的“对偶”而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所从事批判、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任务，直接导致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干部分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的“病理解剖”及其理论批判上，相应地，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应如何去建设则鲜有涉笔。无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①的浪漫主义描绘，抑或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未来社会的“十条规定”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论预测②，都未能从根本上为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提供足够的系统性理论支撑。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向现实形态的最终转化是由苏联实践所开启的，并且苏联社会主义也是处于不断的理论探索与实验之中，并最终形成了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运动中具有直接指导性地位的“苏联模式”。
面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全新实践主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只言片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目光转向苏联，学习“苏联模式”成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学习“苏联模式”伊始，就敏锐洞察到其内在弊端，并着力进行改进与超越。但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毛泽东时代未能从根本上完成对“苏联模式”的超越。因此，“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构成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核心问题，对此问题的探索与解答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开启的重要理论前提。这种突破性发展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开放性的科学把握基础之上。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具体结论或观点，纠正了其中过时的或者未经过实践检验的结论。其中，最为显着的就是邓小平关于市场与计划自身属性及二者关系的全新阐释。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而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偶性”存在，只能采取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把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点，也直接影响到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实践，毛泽东明确提出“计划是意识形态”，认为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③因此，这里必然会涉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结论是否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坚持?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作出了否定性回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针对一时一地的具体结论、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地域的转换，可能并不具备原初的真理性，如何判断这一问题须有待于实践的具体检验。而苏联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果，却证明了遵循马克思主义“绝对计划论”并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
通过对社会主义具体实践历程的回顾与反思，邓小平从感性层面直接体认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的不好，经济搞得不活。”④并且他也从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论作出了突破性发展。他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计划与市场的意识形态属性，从客观中立的使用价值层面加以理解，认为计划与市场程度上的差别并非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运行的客观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⑤ 通过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突破性解答，成功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质性跃迁。
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构架内，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与实践特征作出了新的阐释与发展，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究竟是一蹴而就的静态形式，还是在取代资本主义之后仍然会经历不断发展、呈现不同形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由于受批判、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主要任务的限制，对于这一问题并未给予系统性关注，而仅仅是留下了零散的模糊性阐释。诸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主要基于对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表现形式的不同理解，初步将共产主义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但马克思上述思想并未如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般作出较为详尽的分析与阐释，而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初步的理论设想。
①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立即建成社会主义”经验时，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与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并且认为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的时间更长。② 但他并未对两个阶段的划分标准以及如何实现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等问题作出理论化、系统化阐释，而且，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毛泽东还犯下了冒进的“左”倾错误，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零散阐释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理论化、系统化地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不发达的阶段，并且以此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制定社会主义政策的出发点。
③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它一方面通过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仍然从属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谱系，从而保证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坚守，超越了右的理论误区;另一方面通过对初级阶段特殊性的强调，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根植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际，从而作出符合具体实际的发展路径规划———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超越了“左”的急躁情绪。此外，较之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多停留于零散的理论预测层面不同，他为“初级阶段”确立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衡量标准及其发展阶段。其中，最为显着的就是他关于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方针的集中阐释，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基本发展路径。
三是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未触及的新问题、新领域，作出了初始性的重要理论探索，诸如“社会主义本质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论表述，更多的是对未来社会主义存在状态的一种现象层面的表述，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为何，其并未给予系统化、理论化阐释，当然这与他主要从事“武器的批判”活动这一主要任务直接相关。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并未就此问题作出新的探索与推进，由于这一基础性理论准备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社会主义现实实践形态的曲折历史。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言，“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探索性实践的过程中，明确集中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④上述理论判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坚持，同时也包含着重大的突破性发展。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与剖析的基础上而得出的，因而其更多地停留于从生产关系维度展开静态层面的阐释，诸如未来社会主义应该在所有制上采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的公有制，在分配形式层面上应该采取与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相对的按劳分配，等等，而对从动态层面的生产力角度来探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则阐释不足。尽管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创造了先进的生产力以及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掘墓人”角色，但较之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层面的批判及其超越而言，其关于生产力层面鲜有涉笔。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以显着形式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层面的本质特征，而这一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逻辑中是以隐性的、非自觉的形式而存在着。
邓小平将社会主义本质明确凸显为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创作，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毋宁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与思索。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过程，更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无意识”挪用，即更多地追求在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层面的变革，过分地追求生产关系层面的革命及其创新，而忽视了对生产力的强调与发展，因而造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落后以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下降。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反思，邓小平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明确将生产力发展水平视为衡量社会主义是否合格的主要标准。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敏锐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作为人类通往现代文明发展趋向中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①但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在特殊历史阶段也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更为关键的本质性区别在于谁具备更好、更长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特色就是对生产关系维度的强调，即基于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及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
三、提出改革开放动力论，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现实境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发展自我，如何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相互竞争，构成了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应对与回答主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支撑与话语表达。邓小平在此问题上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为，在国际国内复杂政治环境下以巨大的政治气魄与智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基本的发展路径———改革开放。邓小平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沿着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基本路径加以展开的，并且正是以此为指导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成功凸显了社会主义的“在场性”与生命力，扞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话语权，大大推进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历史进程。
邓小平将改革开放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伟大探索，凸显了理论与实践二元发展的内在导向，是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结果。从理论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层面出发所设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仍然存在? 倘若不存在，那么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究竟为何? 上述系列问题都是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必须要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社会主义实践层面的困顿首先有赖于理论层面的澄明。
从实践层面而言，苏联与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并未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苏联在宣布步入社会主义之后，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否认矛盾在苏联存在，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视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及其团结一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完全适合，否认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这一规律的普遍性意义。
①尽管后来斯大林修改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的理论，承认在苏联仍然存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但是并未将其视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从理论维度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作出了重大发展，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矛盾，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规律拓展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时期，从理论上重申了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普遍性意义，并且提出了区分两种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创造性理论。
②然而，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上述创造性思想并未得到很好地贯彻与执行，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更多地侧重于扩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由此可见，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动力论的提出，既是从理论层面的探索性思考，也是从实践层面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反思。
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空白”状态以及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弊端，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邓小平不断思考与探索的重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经过实践证明，并不具备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丧失了凸显其自身优越性的可能性，因而改革其固有弊端内在地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所在。邓小平的这一改革观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理论基础性层面而言，邓小平的改革观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和谐、无矛盾的理论误区，明确将改革视为不断解决矛盾的革命，他向全党发出号召:“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③其次，在关于改革的性质上，邓小平明确将其视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护与发展。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对社会主义具体机制、体制的变革，而并非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动摇，这是邓小平为改革所设定的根本政治导向。“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④第三，在改革的内容上，邓小平明确将改革视为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体制，进而达到解放、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他将改革视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⑤第四，从改革的价值定位上，邓小平明确将改革视为关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关键一招，因为社会主义生命力与优越性的关键在于能否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实践已经证明了缺乏改革精神的固有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命运。“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⑥改革就其实质而言是解决社会主义自身的内部问题，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题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是处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因而如何科学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实践主题。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并未有任何现成可供直接参考的答案。
马克思把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作为其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导向，因而在其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处于截然对立的关系格局之中。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在现实实践层面的推进，在“冷战”的国际战略关系大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样处于截然二分的紧张关系之中，因而很难存在与资本主义和平相处、共同竞争的可能性。尽管苏联在一段时间之内曾经出现过与资本主义关系缓和的倾向，但从总体上而言，基于当时特殊环境限制，无法达到与资本主义在开放格局中进行竞争、合作的层面。并且，苏联上述倾向被毛泽东直接视为修正主义而遭致严厉批判，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根本上而言仍然处于封闭的紧张状态之中。由此观之，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上都预设了其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成为邓小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要加以处理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面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封闭、僵化的弊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高超的政治智慧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问题，即向资本主义的开放问题，这是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创造性超越。向资本主义开放就是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①。同样，资本主义在面对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探索中，也存在着系列失误与教训，诸如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带来的环境、生态与社会问题，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对此引以为戒，学习资本主义的教训与失误也构成了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重要方面，这一点深刻地体现在邓小平所关注的改革开放要避免像资本主义一样造成两极分化的忧患意识中，深刻地体现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设定之中。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向资本主义开放的问题上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并为此设定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学习资本主义主要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集中于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管理水平等物质技术层面的学习，而不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二是学习资本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向资本主义学习，并非是完全倒向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不假思索地照搬照抄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必须建立在坚持独立思考、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正如邓小平所言，学习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开放，并非构成全部工作的重心，其只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从更为重要的层面而言，“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② 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牢牢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从具体实际出发，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