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努力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推进的进程中，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大重点工作之一，并明确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战略以及实施要求。而城乡一体化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趋势、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借力于我国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新型城镇化强调人的城镇化，注重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也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有效途径。2012 年 11 月 28 日，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再次强调“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与政府政策相呼应，2000 年后国内理论界也相应加快了对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关系的研究，二者紧密相关，这一观点已在各界得到广泛认同。但目前国内还缺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对新型城镇化拉动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动力、基础和条件、手段和支撑等方面进行的深入分析。而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出版有关城市化的专着，但曾涉及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下对城市化和城乡融合、一体化的分析和描述对我们如何以新型城镇化解决因城乡二元结构而引致存在的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本文愿在此抛砖引玉，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
一、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关系
（一） 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建立在城乡分离的现实基础上
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城乡分离、城乡对立的关系开始研究城市问题的，分析了城市起源是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间矛盾的产物，认为城乡分离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初稿》等着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人类历史上两次大的城乡分离，充分肯定了两次分离对人类物质和精神劳动的积极意义和主要贡献，强调城市发展史、文明史就是城乡分离和对立史，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制度的过渡、地方局限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分离作为劳动分工的必然性、合理性以及历史进步性是肯定的，认为城乡分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实质上就是城乡对立运动，这种对立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马恩认为城乡分离和对立的特殊表现之一就是城乡差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道：“城市本身反映了人口、生产资料、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
表现在个人劳动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对立上的城乡分离和对立，引起了城乡在财产、身份、政治、交换等众多领域的差别和矛盾，由于城市拥有乡村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且左右着乡村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城乡间的利益差异最终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形成，制约着城乡融合和社会统一。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制度、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尚未有实质性改变，仍将长期存在，这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体制瓶颈，也使得我国城乡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引致城乡关系分离甚至对立。同时，也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使其仍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影响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而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必须直面这一不争事实，并依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另外，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从追求速度向注重提升质量转变，不太可能以每年 1%的速度增加，从而使得农村人口仍将有大量长期存在。
再加上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中国自然地理条件状况限制等因素决定我国新型城镇化绕不开城乡分离长期存在的现实基础。因此，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笔者认为新型城镇化绝对不是在短期内将所有乡村全都发展为城市，两者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同的，两者并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长期趋势，是城镇化发展过程的历史必然。这种乡村与城市的差异以及对立矛盾冲突，是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的差异与对立，在一定特殊历史阶段、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之际，只有存在这种矛盾和对立，才能更好地推进人类历史的进步。
（二）新型城镇化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城镇化的质量提高以及城镇品质的提升，而其外延主要表现在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最终消灭城乡差异和矛盾对立、实现城乡融合。所以，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有效途径是新型城镇化，必须走内涵式城镇化发展道路，才能促进其外延作用的发挥，在提高城镇化质量中充分发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城市化这一历史发展进程，肯定了城乡分离的作用，同时也批判了城乡差异与矛盾引起的弊端以及对立的不合理性，并且吸收了早期社会主义者傅里叶和欧文的人道主义思想，认为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城乡差异和矛盾对立终究会消灭、最终将实现更高形态上的城乡融合。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多部着作中，明确地提出了“城乡融合”的理念，强调了消灭城乡对立的可能性、内在动力和最终达到城乡融合的重要性，提出只有消除城乡对立“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且“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并指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而城乡融合的实质是“把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和《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提出城市化概念、分析了城市化的一些具体问题，指出了农村转化为城市的历史必然顺序规律：“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一样，是城市乡村化”。
马克思的乡村城市化理论阐明：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城乡关系的变化是资本主导城市化进程的体现，资本主义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非但未消除城乡之间的矛盾对立，反而更扩大和激化了这种矛盾。因此，只有在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前提下，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才能逐步消灭城乡对立和城乡差别。
按照马克思的乡村城市化理论，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提下的城市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但绝不是走封建社会的城市乡村化，也绝对不是如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北欧、西欧，蔓延于七八十年代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即由于城市拥挤和环境恶化等城市病的出现，而使人口、功能区的设置等方面呈郊区化的趋势。新型城镇化为了实现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应该是乡村城镇化，即不仅仅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乡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的片面城市化，而且是一个内涵丰富，涉及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空间景观等多个方面，包括人口、社会、经济、科技、文化乃至管理机构和思想价值观念等在内的诸多因素均由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演变为城乡一体化的的城镇化。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化进程前景———城乡对立消除直至城乡融合的历史发展必然规律，要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因长期城乡二元分割带来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就绝对不能像传统城镇化那样一味强调农村支持城市、更加加大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系数，绝不能以牺牲农村的利益来换取城市的发展，终究因城乡、区域间差异过大而导致城乡分离、社会对抗；而应集中致力于走城市反哺和支持农村的道路、带动农村的协调发展，成为推动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动力和途径，最终实现城乡统筹目标。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人口、产业、财富、智力、信息向城市聚集，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的主体地位得到肯定和强化；另一方面又注重发挥城市功能和作用对农村偏远地区的辐射效应和涓滴效应、防止极化效应的出现，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种种弊端，使得农村与城市间攫取财富能力和分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均等，乡村与城市居民能共同继承、创造和平等分享人类共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得农村在经济生产条件和方式、生活方式和质量、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逐渐消除与城市的差异，实现城乡均质，最终达到城乡互补、协同发展、共同富裕。
二、公共物品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一体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取决于许多物质条件，“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无法实现的”。而城乡公共物品的均衡配置就是其中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条件之一。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公共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必然随之增多，健康良性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基于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只有提供更多的包括电水气、邮政、电信、民航、铁路、汽车等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文教、医疗卫生保健、社会保障、气象服务、公园绿地、道路管理、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诸多方面在内的公共物品，实现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才能更好地为满足城乡居民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才能为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和长远目标提供实现的基础和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着作中有多处关于公共物品的论述，马克思曾经明确将劳动产品分为两类：“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职能”这里，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公共物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共同利益和公共需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提到：”政治统治到处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指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提供公共物品。马克思还指出了公共物品的来源和发展的可能性，他说：“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既肯定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保证是剩余劳动，又指出公共物品随着社会发展、剩余劳动的量越大，其实现的物质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而且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是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领域：“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同现代社会比较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极显着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同现代社会比较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着增加，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可见，马克思的分析清晰地指出了社会总产品中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需要部分（实质即“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存在的必要性与来源、功能与作用、涵盖的范畴与分类。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私人消费品短缺的经济时代不复存在，但逐渐突出地演变成了公共产品的短缺时代和非均衡配置时代，成为阻碍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公共物品城乡非均衡配置、农村公共物品短缺现象又是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表现。党和政府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地区、城乡、贫富三大差距的制度保障，并确立了改善民生、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中心内容；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再次提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因此，新型城镇化首先应注重发展保障民生需求的公共卫生、社保、义务教育、公共安全等公共消费品，并严格控制享受型、甚至是奢华型公共消费品。应扩大政府消费中关于公共产品和服务部分、尤其是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支出比例；财政投入重点应逐步从经济建设服务型向社会服务型转变，扩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幅度和范围。只有尽量实现城乡的均等化、公平化，更多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物品消费需求，才能真正为逐步消除城乡差异、走向城乡一体化提供基础和条件，使城乡居民有更多的购买力用于私人家庭消费，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并防止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加剧阶层利益冲突以及阶层分化，影响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真正实现以城镇化拉动城乡一体化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三、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推动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动力
近二百多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主要有两股互为支撑、互相促进的推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着各国的经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时，认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城市发展的产业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象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可见，城市化的起点是工业革命，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支撑和动力，新的工业建立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也为工业化更高水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有利条件。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业化也是推动城市化发展到最高阶段，实现城乡融合、走向城乡一体化这一特征目标的主要动力。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把农业与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并且认为“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乡分离的条件。”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共产主义原理》等多处，明确地提出要工业和农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城乡融合、以解决城乡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就具有了可能性和必然性。马克思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因此，为了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一主要目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仍然离不开新型工业化这一重要推动力，并应与新型工业化相适应，从新型工业化的成果中获得的其发展所依赖的基础和机遇、条件。
但马克思同时也认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给城市带来诸多弊端，他提出：“工厂城市把所有的水都变成臭气熏天的污水，———每个工业资本家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
根据马克思对工业化对城市化促进作用的分析，以及由于城市发展中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的恶性循环和现代工业矛盾产生等问题的描述，我们可以推知必须要改变过去传统城镇化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而应走城市化道路与工业化进程相互协调的道路，应尽量消除工业化对城镇化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当前，我国正在逐渐摒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排放、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率、密集型投入”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取而代之以“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排放、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率、知识型投入”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与此相适应，“低成本、低水平、摊大饼式的粗放型”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也必然应转变为“高效率、高质量、集约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才能适应 21 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才能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另外，马克思也提出了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的治理途径：“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
由此可见，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动力和条件，而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工业化的空间优化配置、影响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其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消除工业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只有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生态的良性循环。与粗放型、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相配合的传统城镇化，一般只注重土地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城市规模的扩大，却忽视了人类社会生存的生态环境恶化将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而新型城镇化与内涵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相呼应，一定应致力于城乡的统筹和融合这一目标，重视生态功能的培育，以解决一系列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环境恶化问题。新型城镇化应该是城市生态化，尽量发展绿色低碳城市，走环境友好型道路，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城市生态功能的培育和发挥将影响着新型工业化发展、信息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同时也将影响到与周边乡村、外围城市或区域的关系。
四、信息化是新型城镇化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和支撑
信息化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着作受限于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并未有专门关于信息化的论述，但他们非常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并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资本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机器和大工业》《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等着作中，提出科学的技术应用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生产力，并预见了科学技术在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认为未来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创造，将越来越“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科学因素将渗透到物质生产的所有环节，使物质生产成为科学生产，并为人类的需要服务”。
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科学技术对城乡关系起到的巨大作用，“（电的） 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新中国建立以来，几代领导人都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与运用，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多次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也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而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正式指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要求“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明确了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是紧密联系的。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密不可分，需要信息化的带动、又促进信息化的发展。三次产业的关系在新兴工业化将信息融合入工业后，变得相互交错、界限不再清晰，有的甚至出现产业融合，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可能实现的基础条件。新型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优化高效地配置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这促使数字城市建设作为信息化与城市化结合、作为工业化高级空间存在形式的加快，以达到推进新型工业化健康运行的目的，同时也提升了城市品质、加强城市竞争力。而另一方面，信息化因扩大了工业化的范围、使得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拉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内容；信息基础设施影响了城市的投资环境；而且信息化使得工业产业出现分散化、小型化的可能，从而降低了城市的集聚功能和效应、并影响着中心城市体系的调整；而城市规划管理中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运用能提高城市化管理水平。此外，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新兴技术能广泛快速及时地由城市传播到乡村，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使得农民能平等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增加农民受教育的机会，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科技文化教育差距；信息化还拉近了城乡的距离，使城乡居民都能够通过信息手段均等地获取更多、更广泛的沟通交流机会和有益于生产、生活的有效信息和资源，缩小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信息差距，减少城乡交换的不等价、不合理，为农村提供与城市在市场中公平竞争的机会和条件，从而使得城乡一体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行有了可实现的手段与有利支撑。
正是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的这种密切关系，以及信息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指出要“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城乡发展失衡、差距不断拉大，只有以工业化为动力、城镇化为主导、信息化为支撑、农业现代化为条件，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信息服务工业和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互动，才能在产业结构和发展、经济结构、生活消费、收入分配、科技文化教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才能真正实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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