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嘉耶夫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比较

　　别尔嘉耶夫的哲学思想可被认为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对整个工业文明进行的全面批判。由于二者处于基本一致的工业化时代，面对几乎相同的现实困惑，因此就具备大致相似的形而上学旨趣。这就使得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文明进行的批判具备相应的共通之处。鉴于此，别尔嘉耶夫的思想便可成为我们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概念时，可能借鉴的极有价值的背景支援。于是，通过构建二者间的对话关系，以二者都集中关注的某一哲学概念为起点，就能在互文式的比较中深化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

　　无论是别尔嘉耶夫还是马克思，他们提出的核心论断都是以对现实的关注和反思为基础的。所以，选择“现实性”这一概念，无疑就为构建马克思与别尔嘉耶夫哲学间的对话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推而广之，从二者对这一概念理解的分歧出发，在互相比对的基础上，就能找到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式。

　　于是，针对“现实性”这一概念，通过援引别氏相关著作当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再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经典表述，就能在新的维度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现实性”的涵义。

　　一
　　
　　关于“现实性”的界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前一应哲学相区别的重要分水岭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轫的基点在于，它是关于资本主义现实最为具体的批判。这一批判针对的是以工业文明为集中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这表明，马克思哲学的立脚点正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世界本身，而绝非之前人们所认为的为思辩笼罩的“哲学”的世界。马克思说道“: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可以清晰的看到，马克思把其理论的出发点明确地置于“此岸”世界，并以之为基础进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无情批判。马克思的“现实”在这层含义上，毋宁就是他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现实”.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进行批判亦或是扬弃的同时，其矛头所指的资本主义现实世界在他的理论框架当中却显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二重性指向。

　　一方面，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现实描述为：“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立挣得的自由。”以及在此前提下的“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就是对人的绝妙赞扬！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同时又有“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这是直观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马克思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极为悲惨的现实图景。正是这一图景，在较为深层的意义上向我们揭示了另外一种真实的关系：蕴含在这一直观现状背后复杂的“人”的现状，及其所影射出的“人”的现实关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描绘最终都落实到微观的人以及人的社会关系上。这样，马克思就将原先立足于庞杂的社会之上难以展开的宏大叙事缩小为对最为具体的“人”本身关系的考量，而这正是马克思对“现实性”的界定最为直接（直观）的视角。显然，基于直观描述意义下的这一视角是马克思展开其“现实性”理论归旨的第一个出发点，而又因为这一出发点仅仅直观意义上的，所以它仅是一个静态意义上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始终援引“实践”作为其理解世界最为有力的工具和方法。所以静态的现实当然无法满足马克思在未来指向上的需求，因为辩证法意义下的人的实践显然是一个极其开放的视域。它根植于静态的现实，但同时又赋予现实本身以批判自身的力量和可能性。如上所述，将宏观的现实缩小为微观的“人”本身时,“现实”就是人的“现实”.而变革现实的基础究其实质，就存在于构建“现实”的前提---即在“人”之中，并为人所现实的掌握。所以马克思才讲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正是由于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了实践之于现实的意义，所以他才在更为深刻的角度上断言：“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注意，在这里，马克思特别强调“自觉”的意义，正是有了以“人”为基础的“实践”,故而开放的、消除自发的也即直观意义上的“现实”（不合理的现实）才具备真正的现实性。

　　从现在开始，原先静态的现实就在实践当中逐步转变为动态的现实。即“现实”地变革现实的过程。原先仅仅处于直观状态的人的现状，现在已经嬗变为人改变自身现状的过程。显而易见，就“现实”本身的界定而言，马克思完成了经由直观、静态向实践、动态的转向。而构建起马克思关于“现实”概念的这双重含义，则又在辩证的角度上为我们开启了关于历史范畴当中有关过去的既成事实与未来的开放事实之间有机的统一。因此，马克思才会认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之所以具备在人间建立理想社会的条件，正是以过去和未来有机结合为前提的。在“天国”与“人间”的相互关系上马克思所要指出的是：从直观的现实向未来的现实跨越是一个“现实”的过程。与之相适应，“人”本身的问题也在这一“现实”过程当中得到真正的解决。寓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之上的现实本身，因其构建的前提---人，具有变革的性质。因此，当世界现实作为相对于人而言最为切近的现实存在时，它必然要经过由静态的直观状态向动态的实践状态的转变，从而将自己转入真正属于人的视域当中，并在现实的层面上完成实践意义下的人化。这就是实践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过程。

　　这就是马克思向我们展示的他对于“现实性”的界定：即在人的意义上通过实践触发的由静态直观向动态变革不断转变的现实过程。换言之，马克思哲学当中关于“现实性”的界定，实际上就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定。

　　二
　　
　　如果说马克思关于“现实性”的界定是以历史当中“人”所具备的“实践”能力为出发点，进而通过“现实”的二重含义所完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确证的话，那么，别尔嘉耶夫的“现实”则是把“人”置于“自由”的坐标当中通过对“存在”的探寻展开的。他讲到：“人是一个谜团式的复杂生存，我的我是把自我作为两个世界的交叉点来体验的，此岸世界是不真实的非真，非终极的。存在着一个更现实和更本真的彼岸世界.”显而易见，别尔嘉耶夫从根本上否认此岸世界同彼岸世界之间存在的当然连接关系，并进而在一般意义上将“自我”亦或是以“自我”作为表征的“人”分作两个针锋相对的世界。于是，他进一步认为：“更确切地说，我强烈地渴望超越，渴望超出此岸世界的界限……此岸世界不仅让我感到陌生，而且还是不真实的，我意识的弱点和错误倾向都在其中被客体化了”.正是对于此岸世界即现实世界的极端不信任，所以别尔嘉耶夫对现实存在的界定往往冠之以“虚幻”、“不真的”等这类字眼。

　　现实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无疑是充满奴役的客体化。在这里并不存在马克思所确证的那种互相兼容的现实存在方式。别尔嘉耶夫径直以“不真”对马克思所确证的直观现实予以全盘否定。所以，他才认为“:此岸的整个现实不过是另一现实的象征。指向永恒的无限。我思想的精神革命之源就在于此，但这是先验的，而非内在的革命性……我认为精神是革命的，物质是保守和反动的。但在通常的革命中，精神世界受到了物质的钳制，前者为后者所歪曲。”如果说马克思的革命动力在于彰显物质力量的实践本身的话，那么别尔嘉耶夫所认为的革命毋宁是基于先验维度的精神对客观外在全面的逃离。在别尔嘉耶夫的概念体系之中，不存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和解。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别尔嘉耶夫诉诸的恰恰是精神彻底摆脱物质的自由。

　　马克思将直观的现实作为未来现实行将实现的跳板，并通过客观实践赋予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可靠保证，从而在此岸世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所以，马克思才会断定他的工作是将天国降落到人间；别尔嘉耶夫与生俱来就充满对此刻现实的极端不信任，而这样的一种不信任导致他根本无法获知有关直观现实的明确地位及其面向未来的现实路径。所以我们认为别尔嘉耶夫对于彼岸的向往亦或是对真正自由的获得，与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在深层意义上具有极大分歧的。这一分歧的现实来源正是为二者在面对直观现实时所表现出的最初态度决定的。与马克思不同，别尔嘉耶夫认为“: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给我的体验甚深……但我非常清楚社会主义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转变，他可能引起解放，也可能被引向自由的毁灭，引向专制，引向宗教系统”.以及“当我沉浸于客体，便什么都不能辨认，惟有沉浸在主体我才能辨认出一切”.别尔嘉耶夫否认以客体为集中体现的现实世界，从而在现实的角度上阻断了他从实际的当下维度去把捉现实的路径，这也最终使得他在原初意义上丧失了关于“现实”的最为切近的理解。

　　较之于马克思对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确认而言，别尔嘉耶夫的“现实性”与其说是对此岸世界反动的产物，不如说是其在追寻自由过程中放弃客观的必然。而正是这一放弃客观的决绝选择，使得别尔嘉耶夫在自由精神的先验道路上走的更为长远。他强调:“对我而言，历史的启示与精神的启示相比是第二性的……精神的启示，精神内在的启示是现实的。历史的启示是象征的，是精神的符号。”显然，在关于“现实”界定层面上，别尔嘉耶夫完成了对马克思哲学彻底的反动。经由他所指认的“现实”毋宁说是一种自由本身的过程，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世界。原先作为确证现实的可靠途径的历史维度，也转化为精神在启示层面上的符号化存在。尽管别尔嘉耶夫选择的“现实”也是过程意义上的现实，但是这一现实所由以存在的基石却是对现实世界本身的逃离。即逃离客体化世界之后面临的虚无图景，而这一虚无的图景正是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开端。

　　别尔嘉耶夫无法认同马克思借助客体化的实践，从而变革现实的可行性；并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拒绝运用实践模式对精神与客体化世界间沟通的必要。在别尔嘉耶夫看来，真正的自由亦或是真正的现实，实际上是纯粹精神化的现实，基于自由与精神同一的先验的现实。它的存在与现实世界的存在与否毫无关系，乃至是相互对立的，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人放归自由，抛开法律，摆脱宇宙秩序，用自由研究人的命运，揭示自由历程不可逆转的结局。”别尔嘉耶夫抛弃的是整个现实世界及其一应客观意义上的秩序。这就等于在原初意义上放弃了马克思所指认的，将人的主体性放置于世界客观性层面，从而在二者历史性的和解过程当中实现“现实”的现实性变革过程。他转而深入到现实的内在领域，从现实的微观体现---“人”的精神意义出发获知人的最终现实性。

　　作为实践基础的历史，在被别尔嘉耶夫剥离了首要作用，并将其置于精神启示的框架下时，实践的意义也就发生了历史唯物主义向精神自由主义的嬗变。实践在别尔嘉耶夫的视野中无非是一种自由意义的创造，即精神在非客体化的语境中，完成的对精神现实的理解,“创造只是在自由的允许下才是可能的，自由并不由存在所决定，也并非出自存在。自由并不是根植于存在而根植于无；自由是无根基的，不受任何事物限制，不受因果关系束缚……创造是出自无的创造，亦即出自自由的创造”.拒绝客体拒绝直观的现实，从而在先验精神的角度上获得一个近似虚无的存在，这就是别尔嘉耶夫最终理解的“现实”.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别尔嘉耶夫完全放弃了静态现实的合法性存在，转而将实践的意义改造成建立在虚无层面上自由的创造。而创造的过程就是别尔嘉耶夫基于“精神---自由”前提最终获得的一个无限展开的纯粹的“现实”.究其实质，与其说它是一个纯粹的现实，毋宁说它是一种虚无的可能性。在丧失了现实世界之后，作为自由精神唯一依靠的就是启示本身，就是作为历史启示的虚无精神本身。

　　三
　　
　　别尔嘉耶夫与马克思关于“现实性”界定的分歧关键在于二者立足点的完全对立。马克思基于客观规律意义上的实践，以及被赋予现实物质意义的历史正是其静态现实与动态显示辩证统一的基础。以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完成“天国向人间的降落”;别尔嘉耶夫基于精神自由意义上的创造，以及放弃客体化世界进而将历史改造为精神启示的符号，正是其虚无化现实由以发轫的开端。随着自由的意义被基督化“,人间向天国的上升”就成为逻辑的必然。

　　透过别尔嘉耶夫关于现实性界定上的另类解读以及二者的分歧，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视野就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作为构建“现实性”基石的主体---“人”在其精神意义上的非物质理解。于是，就面临一个至关重要问题：作为独立于资本逻辑（现实的逻辑）之外的人的精神的自由和解放何以得到确证？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实践意义下的变革无非是将物统一于人，从而达成主体与现实的和解。如果将精神从“人”这一范畴当中分离出来并考察，客观现实的自我批判与自由精神的解放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就绝非单纯意义上的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的实践（尤其是以物质生产为集中表现的工业文明视域下带有资本逻辑因素的实践）所能得以圆满解决的。要言之，即以科学理性为重要推动力的客观世界的进步无法在其理论意义上为人自由精神的解放提供合理的佐证。

　　别尔嘉耶夫否认以物质力量的进步作为精神自由的保证。更进一步，他认为二者完全不具备合理的可通约性。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二者具有互不相关的存在路径，且这两条路径的具体演进范式亦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即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经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彼岸世界）下人的自由精神解放持一般意义上的怀疑态度；其次，是所谓自由精神的解放过程实则是精神关于客观世界的革命过程，并且是在完全摈弃客观世界之后的单纯精神过程。倘若其中夹杂进客体化的倾向，这是当然不被允许的，“我觉得这些所谓的革命（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笔者注）只是精神上的反动。我在其中发现了对自由的厌恶，对人的价值的否定”.

　　通过梳理二者对“现实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别尔嘉耶夫为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参考坐标：在现当代以工业文明为集中代表的物质生产模式之下，是否单纯的物质进步亦或是基于物质进步的社会发展就可以更为完全的解决人类的自由精神解放问题？这是值得深思的。质言之，这里存在一个现当代马克思哲学所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物质文明的极大充裕，人精神的形而上意义如何得到归属？即历史的形而上学运用至人的伦理追求是何以可能的？有一经典的表述，突显了以上的困惑“:实证科学不可能提供从在恶的驱使下追求物质利益的世俗世界上升到具有形而上学和宗教性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逻辑通道”.

　　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重要问题，现当代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仿佛丝毫无法改变埋藏在人内心当中最为深刻的自由精神诉求。当解决以工业文明为集中代表的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并期望从中获得人类终极自由的可靠路径时，原先的实践手段就逐渐转化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诉求。但它的实质表现正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诉求。物质的进步如何非常明确的提供消除罪恶的手段，“天国”何以必然的降落到“人间”,这都是在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中值得商榷的关于人类终极意义的重大问题。
　　
　　我们对马克思哲学中“现实性”概念理解的误区并不在于忽视物质当中人的作用与意义，而在于忽视作为人的必然属性---精神。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在现当代关于人的精神自由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形下能否继续按照原先的模式机械的予以回答，本身就是一个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范式亟待变革的契机性议题。当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原先意义上的自由（即基于物质极大丰富前提下的精神自由） 能否简单地将别氏所谓的精神自由完全包括，这本身就是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马克思的学说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物质化、客观化的人的突显如果遮盖住纯粹精神的、脱离客观的人的自由的话，这种所谓以人为中心的实践观历史唯物主义仍旧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的继续，那么“社会主义取代的完全不是资本主义，相反，它和资本主义站在同一块土地上，它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资本主义”.

　　别尔嘉耶夫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视角。他通过揭示精神自由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两难，借助自由与面包的隐喻，为现当代人类提供了挣脱强大物质枷锁的手段，和获得精神自由的别样路径。就此而言，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现当代社会的具体问题时，别尔嘉耶夫的思想无疑为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涵提供了重要契机。以此为前提便可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范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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