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以对立统一规律为阐释对象的哲学专着,是毛泽东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矛盾思想精髓与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进行创造性结合的产物,从而完成了列宁没有完成的任务,通俗易懂而又详实生动地阐释了有关矛盾的一系列理论,进而全面揭示了矛盾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范畴的内在意蕴,形成了完备的矛盾理论。《矛盾论》中内蕴的矛盾思想对于当今矛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矛盾论》; 新时代; 理论指导; 方法论启示;
The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On Contradiction” for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YANG Liu
《矛盾论》是继《实践论》后，毛泽东为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矛盾问题所写下的重要着作。《实践论》是从实践角度对党内的错误思想进行揭露，《矛盾论》则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批判。《矛盾论》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党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为指导，针对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与阐释，从理论上解释了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矛盾论》一文共有七个部分，分别就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进行分析和研究，最后得出结论，从整体上对矛盾问题进行总结。
一、《矛盾论》对把握新时代社会矛盾的指导意义
在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这“两个没有变”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紧跟世界发展形势、时代发展潮流以及国情的重大变化，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判断的生成，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矛盾思维的精准运用和创新发挥，是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一）从《矛盾论》看我国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
在《矛盾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相互区别。”[1](314）因此可以将此处提到的“根本矛盾”对应理解为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事物产生、运动、发展直至消亡的整个过程，规定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趋势，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根本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在事物发展的各个阶段，基本矛盾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形态，这就是受基本矛盾影响和制约的主要矛盾，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1](314）。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而准确地找到了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一矛盾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受到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有着不同的呈现状态，即表现为不同的主要矛盾，但无论何种主要矛盾都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反映和呈现。据此可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毛泽东点明了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要想准确判断主要矛盾，必须对基本矛盾有清醒的认知。我党遵循毛泽东的理论路径，充分认识到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正确研究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做出了对主要矛盾的精准判断。
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阶段，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推进的。生产力发展既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基本内容，更是对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发挥重要影响的物质条件。只有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各项需要才能得到满足。时至今日，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状况早已不复存在。虽然如此，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没有达到超越这个阶段的程度。生产力的发展变革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当旧的生产关系无法满足生产力的变革要求、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生产力必然要求改变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变革会引起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而引发上层建筑的变化。这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引起社会其他矛盾发生变化的逻辑理路。当前，党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气势向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目的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以使其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这是党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进行深刻考察后作出的重大决策。
（二）从《矛盾论》看我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在实际生活中，社会基本矛盾往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矛盾加以表现，而各种具体矛盾的变化发展会导致社会发展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在对具体的社会类型进行考察时，通常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维度进行分析，而这些具体领域的矛盾往往是基本矛盾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折射。在社会发展过程的矛盾系统中，各种矛盾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认清社会基本矛盾极为必要，在各种具体矛盾中识别并抓住主要矛盾更为关键。在《矛盾论》中，主要矛盾被定义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1](322）。主要矛盾是极为重要的，“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1](322）。根据人民生存发展的需要变化以及我国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习总书记在纷繁复杂的诸多社会矛盾中准确地抓住了我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并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其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1）。这一论述表明，习总书记对于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国家运行的基本情况有着清晰的认知，并且在科学的矛盾思想指导下，分辨、认清不同的矛盾，并将这些矛盾按其重要性进行梳理、排序，抓住主流、把住关键，从而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了精准的判断。
社会主要矛盾是具体的、历史的，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主要矛盾双方的内容发生变化，二是矛盾的地位发生变化，主要矛盾可能降为从属地位的矛盾，而原来处于从属地位的矛盾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说：“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1](326）正确分析和研判主要矛盾，利用主要矛盾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总结出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
能否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顺利实施。1956年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判断符合当时国家的发展状况，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中共八大对于主要矛盾和任务的正确判断未能在实践中延续下去，阶级斗争却被作为主要矛盾，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重新进行提炼，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168）。当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有着紧密联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推进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其客观依据。首先，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生产力水平显着提高，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在很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落后的社会生产”已不符合我国经济的现实发展状况。其次，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对美好生活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向往，人民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结构特点。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已经不再是对单纯的物质生活的追求，而是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优美环境等等各领域的要求日益增长。这表明，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再局限于对“物质文化”在数量上的需要，而是转变为对内容范围更广、层次要求更高的“美好生活”在质量上的需要。最后，制约人民美好生活愿望满足的阻碍因素有很多，总结起来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并不是我国发展进程出现的新问题，而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整体提升这一主要矛盾得到解决后，才从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自然而然成为我国当前发展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而“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322）。现在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为了在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习总书记审时度势，找到了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2](27）的针对性解决措施。打好这“三大攻坚战”，就相当于打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督二脉”，击退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能够极大地推动这一远大目标的达成和实现。
二、《矛盾论》对化解当前社会矛盾的方法论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客观评价：“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的许多调查研究名篇对我国社会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习总书记提倡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思想和口头上，更是身体力行、将之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从他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做出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安排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着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一）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等新思维处理和解决治国理政实践中出现的新矛盾
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系列具有新特点新表现的矛盾，必须培养和运用新思维加以观察、思考和化解。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中的运用，是科学思维能力的根本要求和集中体现，培养和提高思维能力，首先需要具备辩证思维能力。辩证思维要求在洞察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能够正确对事物各个方面的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坚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既要看到国际形势中的机遇，又要看到国际形势中的挑战；既要看到自身的长处和优势，又要看到面临的难题。习总书记在谈及全面深化改革时，就要求运用辩证思维进行统筹和谋划，因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4](30）。全面深化改革，重在“全面”，因此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的改革不能单兵突进、顾此失彼，而是要注重配套和衔接，以求收到最大的整体性效果。历史思维就其本质来讲，是将辩证思维运用于观察历史的视野和眼光中。因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加强对历史知识的学习，能够做到知古鉴今，摸清事物发展规律、预测事物发展方向，从而更好地对当今的现实问题进行体认和分析，做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习总书记曾经说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习总书记指出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忽略历史偶然性因素、不能将历史中的功过是非归因于个人、不能以今日的发展条件衡量前人等原则；在谈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时，习总书记提出着名的“两个不能否定”，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不能相互否定。这些重要论述都体现出对于历史思维的自觉运用。只有养成历史思维能力，才能正确认识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和世界历史，才能在历史经验的总结过程中逐渐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发展大势，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能力和思维水平。战略思维强调从整体高度上洞察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到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之所以要具备战略思维，是因为这种思维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作出对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长期规划，一旦决策错误，极有可能造成不可设想的严重后果。习总书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设立了伟大的战略目标，指出实现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为伟大的梦想。在这个伟大目标的感召下，全国人民才能明晰前进方向，在党的带领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实现共同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在定下伟大目标后，习总书记又进一步规定了实现伟大目标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倍加珍惜”[5](35）。只有坚定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们才能在复杂的世界形势中形成强大的战略定力，克服前进路上已经出现、正在出现以及可能出现的一切艰难险阻，始终保持正确的行进方向，最终到达伟大梦想的彼岸。底线思维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认清事物产生质变的临界点后，要保持事物的发展不越过这个临界点、不超越底线的思维。但是底线思维并不是要求消极被动地守住底线后无所作为，而是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实现最大期望值、创造最好结果。因此，底线思维能力的养成，一方面要划清并坚守底线，不踩“红线”、不越“底线”、不闯“雷区”，做到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另一方面，面对干事创业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风险，不能消极逃避，而是应当积极应对、防患未然，用行动化解风险，转挑战为机遇，以期实现最佳结果。底线思维其实是对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的质量互变规律的理解运用，因此也是对矛盾分析方法的自觉运用。习总书记在谈到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时曾提到要“从坏处着想，做充分的准备，争取较好的结果”[5](111），这就是底线思维的鲜明体现。创新思维是对常规思维的超越和突破，不走老路、不墨守常规，用新颖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为何要强调创新？因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创新已经成为主导国家和民族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不具备创新思维，就不能够用独到的眼光在关键节点上作出恰当的决策。要想形成创新思维，就要突破惯性思维，不迷信经验，不盲从权威，果断摒弃落后于时代的旧思想、旧观念，用思维认识的新突破实现工作的新进展。新实践提出新问题，新问题呼唤新理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为此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二）在考察和分析我国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时，要从整体性视野制定出解决矛盾的针对性措施
我国疆域广大、幅员辽阔，庞大的社会有机体中蕴含着繁杂的矛盾。如果“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6](8），所以必须“自觉从全局高度谋划推进改革”[7](106）。党擘画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顽瘴痼疾提出的一针见血的应对之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关键一步”，这个目标能否胜利实现关系着未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步骤和宏大目标能否顺利推进、关涉着我国几十年的建设成就能否延续辉煌并取得更大成绩。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决策后，我国的改革事业一直在稳步推进。时至今日，那些“好啃的骨头”“好走的路”已经成为过去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改革事业正面临着“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复杂局面，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形成了各种牵动面广、耦合性强的深层次矛盾。“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5](74），而问题是矛盾的显现，因此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是应当前社会矛盾亟待解决的迫切要求而提出的，“顺应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愿望，抓住了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4](72）。只有“突出重点，找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害”[7](102），才能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全面依法治国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法治保障，又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前进动力。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其中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起着决定性作用。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着复杂的执政环境、面临着长期复杂的“四大考验”和尖锐严峻的“四大危险”，在此种情形下，为了使党更好地经受各种风浪考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三、结论
当今形势复杂多变，正是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期，与当时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大为不同，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多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各种风险和挑战日益增多，但是毛泽东的矛盾哲学仍然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仍然能够为当今问题的解决提供正确指导，这是因为他所揭示的矛盾运动规律不仅仅只是针对于指导一时一刻问题的解决、推进一时一刻瓶颈的突破，而是一种蕴含着科学性与规律性、能够经得起实践和时间反复检验的真理。这个真理在国家的宏观发展和个人的微观进步问题上均会发挥力量，让我们不为事物纷繁复杂的表象所迷惑，而是洞悉其内在本质和运行规律，借此能够从更高站位、更广视野、用更为犀利的目光审视阻挡在前的现实障碍。为此，我们要看到《矛盾论》一文所闪耀的超越时空的真理光芒，并且要反复研读和领悟其中蕴含的理论精髓，养成自觉的矛盾思维，并将其运用于实现个人、民族和国家梦想的实践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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