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矛盾论》蕴含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运用《矛盾论》中对立统一的原理来解读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互利共赢的和谐世界，以新型国际关系来引领世界政治，抓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发展，解决主要矛盾是发展经济，互利共赢，合作而不对抗，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特别是中美关系中既斗争又合作的现象，也印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国外交工作的理论价值与科学指导。
关键词：《矛盾论》; 主要矛盾; 中国外交; 和平与发展; 对立统一;
Interpretation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y On Contradictions
Wen Jing
《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重要的代表性着作之一，是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其详细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从辩证法的高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一般性原理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原则。《矛盾论》不仅仅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作出了贡献，还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为中国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思想武器，并且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因此，《矛盾论》和《实践论》被称为毛泽东思想中的“两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高峰。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克服种种困难险阻，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在外交领域，新时代的世界性主题是什么?中国应当如何利用当前的国际形势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外交的重点和抓手又是什么?这一个又一个的问题，需要理论的武器来解读和指导。《矛盾论》及其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武器，以《矛盾论》来解读新时代中国外交，特别是作为主要矛盾的大国外交，有利于拨云见日，认清纷繁复杂的外交形势，对外交事务作出正确判断，实现外交目标。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情况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已经步入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实现的关键阶段，新时代需要新对策，整理中国外交思想，回顾中国40多年来的外交实践，之所以能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是因为中国外交的思想与实践都是基于当时的实际社会现状、国际情况而得的。(1)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国内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国情和世情依旧复杂多变，需要增强外交活动的主动性、考虑外事言行的形象力、强化世界和平发展的责任感。
早在2011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就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有大幅提升。同时，中国的现实国情是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对于外交，应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2)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也没有改变，但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主要的增长极，稳定和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成为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维护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推进更加合理公正的体系与机制改革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给当今世界带来了诸多便利，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但也有着许多挑战，新兴国家在这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中群体性崛起，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一些发达国家产生了失落感，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浪潮、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兴起(3);世界“一超多强”的格局进一步发展，“三个世界”分化、重组、联合，超级大国愈发衰落(4);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国际安全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越来越复杂，充满了挑战。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主张
如上所述，面临着复杂形势和诸多挑战的中国外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一方面，中国的大国外交秉持沉着冷静，仔细观察的方针，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坚定和平发展的信念;另一方面，人类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加剧了全球性的危机，国际关系面临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5)乐观与悲观，机遇与挑战，稳定与危机，中国的大国外交就是在这样对立统一，唯物辩证的环境中摸索着前行。
为了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化解世界性的难题，创造中国发展的良性外部环境，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要行动起来，“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登方面作出努力。”(6)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入手，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合作共赢，平等协商重大问题，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是一条指引人类和谐发展的康庄大道。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有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也有着中国人自古以来“天下为公”的传统价值追求，还是人类文明中追求合作、珍惜和平、崇尚友谊的良好品格。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兼顾中国和其他国家，努力找寻大家共同的利益交汇点，不以“零和”思维处理国际事物，不牺牲和抢夺他国的“馅饼”，而是本着“双赢”、“共赢”的目的(7)，做大“馅饼”，谋求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携手迈向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
二、《矛盾论》视角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一个又一个矛盾相互交织，然后又不断解决一个又一个矛盾的过程，用《矛盾论》来解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外交现象抽丝剥茧，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解当前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加强对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认同，也能够印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国外交工作的科学指导和引领，深刻领悟这一思想的科学性和理论性。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现着《矛盾论》所提出的唯物辩证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舞台上频频出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新时代中国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也是外交政策。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他说道:“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矛盾论》开宗明义，明确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8)对于世界和宇宙的理解，人们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一种是辩证法，这两种宇宙观是相互对立而不相容的。形而上学，顾名思义，就是用静止的、片面的、孤立的观点来看待世界，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永恒的，孤立的。当今世界，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地球上没有完全超脱的国家，各国之间，看似有着外交分歧、领土争端、经济纠纷、历史问题，有时候甚至是断交、敌对、战争，但如果这样，就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不需要其他国家，自己独立发展，甚至被开除“球籍”也无所谓，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辩证法主张要用运动的、全面的、联系的观点看待一切事物，特别注重事物内部，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运动过程，事物之间相互的影响也是相互的运动过程。如今，各国的商品、服务、科技、信息、资源、人员都在跨区流动，世界经济早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的外交理念，就是要抛弃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强化运动的、全面的、联系的共同利益观。
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复杂，某一国出现的经济问题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国家的经济地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初在泰国爆发，最后发展为影响到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香港，甚至是美国和欧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因此，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不是“自我命运”的单独追求，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中国深刻明了，自己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而其他国家的发展也带动着中国的发展。《矛盾论》强调，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是事物发展的次要原因，也就是说，内因是主要原因，外因是次要原因。简单而言，唯物辩证法要求人们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认识所有事物。全球性问题从来都不是世界上某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需要世界各国乃至全人类的努力与奉献，只有各国从人类长远利益出发，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携手与共，互相帮助，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二)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髓
《矛盾论》提出，矛盾具有的普遍性有两层涵义，第一，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之中;第二，每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矛盾运动。矛盾的特殊性是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确定某一事物的特性，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和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变了以往外交中心偏东南的外交战略，开始重视开发西部外交的“西部战略”。这一变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实行的“战略东移”和“重返亚太”政策，导致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外交面临巨大压力，比如东海和南海问题。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一直没有停止，苏联解体后，或多或少，美国将中国视为了下一个敌人，中美在很多领域的竞争甚至对抗时有发生，这是中国外交中的矛盾普遍性。近些年来，中国东海和南海出现的一些争端，是中国外交中矛盾的特殊性所在。就具体问题入手，为了缓解这一压力，一方面，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另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在西部方面的外交重视程度远远低于东南部，因此开发外交“西部战略”既可以改善当前中国外交在东南区域遭遇的问题，又可以发展西部外交，平衡我国的外交局面，拓展新的外交市场，打开新局面。
由此可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互关联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也存在于普遍性之中，二者不能分割开来。中国外交中的大国因素和外部安全环境就是普遍性，东海和南海问题这样的具体问题就是特殊性，他们贯穿于中国外交的整个过程，又是某一外交事件的原因，两者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髓。但是，不能分割不代表没有区别，矛盾的普遍性只是矛盾特殊性中普遍具有、本质、共同的东西，并不是个别的事物的全部内容和特点都涵盖其中，特殊性总是比普遍性要具体而丰富，普遍性比特殊性要普遍和深刻。还应注意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只要时空条件允许和达标，普遍性可以转化为特殊性，特殊性也可以转化为普遍性。中美关系中的矛盾普遍性推动了中国外交中的特殊性“西部战略”，由此出台“一带一路”，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创造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这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普遍性。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顾名思义，就是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次要矛盾，就是次要的、服从的、非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相互转化。遇到问题时，一般应该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适当考虑次要矛盾。同时，矛盾也分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一样，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这种转化发生时，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发生变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时代，这一倡议抓住了中国和沿线国家外交的主要矛盾———经贸关系，这点出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合作共赢。在中俄关系方面，“一带一路”经过中亚、东欧的广大地区通往欧洲，然而这一地带政治环境复杂，这些国家大多都关系到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因此，如何运行从而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的作用成了必须重视的课题，中国抓住经贸关系这个主要矛盾，既维护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又更好地发挥了“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益。由于“一带一路”途经东南亚，到印度洋、非洲，势必牵扯到印度在印度洋的利益。(9)中印两国是邻国，虽然存在领土争端、政治冲突、经济竞争，但这不是两国关系的主要方面，经济合作，共同发展，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问题，才是两国关系的重中之重。对于印度而言，“一带一路”更多的是机遇，印度更应看到两国经贸关系这个主要矛盾，合作共赢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
“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本身就是为了能够惠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从目前的国际关系上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以“一带一路”的经济利益作为基础，不在其中参杂太多政治利益和诉求，牢牢抓住经贸这个主要矛盾，念好合作共赢的经，防止某些国家别有用心，挑拨离间，让矛盾发生转化，如果经济事件变成了政治问题，合作共赢成为意识形态之争，这绝对不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所乐见的。
(四)要以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来看待中国外交
除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论》还阐明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条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中国多年来形成的外交基本布局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这其中，美国是关键中的关键，中美关系是合而不同，斗而不破，充分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中美关系复杂而敏感，一直以来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偶尔也会发生冲突，这充分表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即二者是同时存在、紧密结合的矛盾的两种本质属性。在国家利益上，中美有许多不协调之处: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贸易逆差问题、南海问题、网络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中美也有许多紧密合作的领域:反恐问题、气候问题、金融问题、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全球治理等。这两者看似不相容，但其实不是，这就是辩证唯物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当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对抗和冲突。2016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中美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强调，要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10)中美两国只要加强沟通与合作，本着责任和使命感，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就一定能推进两国关系平稳发展，行稳致远。当然，中美关系也充满了斗争性，这一点不能忽视。矛盾斗争性是矛盾双方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分离的倾向。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区别在于: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二者的联系在于:绝对的斗争性存在于相对的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制度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同，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原则和根本性问题是不能妥协和交换的，理应坚定维护。
注释
1郑启容:《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发展与新挑战》[J]，《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3期，第6页。
2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J]，《求是》2013年第16期，第9页。
3吴志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创新》[J]，《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8期，第15页。
4陈水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特色”探析》[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58~159页。
5施卫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外交思想创新发展述评》[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11期，第69页。
6习近平:《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M]，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1页。
7王胜鹏:《论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战略的新特点》[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27~28页。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页。
9金灿荣:《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新特点》[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28页。
10乔玉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新变化---“一带一路”对中国崛起的重大意义》[J]，《传承》2016年第8期，第38~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