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揭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理论。《矛盾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有机结合，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民族特色的有机结合。《矛盾论》以其缜密的逻辑思维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下仍然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论。
关键词：矛盾论; 对立统一; 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方法论;
《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理论。《矛盾论》从1937年诞生至今虽已80多年，但仍以其高超的实践智慧、缜密的逻辑思维、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思想观点为人们所反复学习和运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重读这篇重要着作，全面深入理解和把握运用其中的思想精髓，仍然具有现实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一、《矛盾论》的形成背景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对这种新情况和新变化，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去作新的分析，促进党的指导思想与工作路线的伟大转变，以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需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矛盾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和发表的。《矛盾论》写作的直接原因在于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因为它影响了党内思想的统一。在当时，《矛盾论》“是为了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写作的”，[1]是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矛盾论》的核心思想是矛盾辩证法的内容，这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普遍方法。首要的是辩证法的宇宙观，就是教导人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善于运用矛盾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矛盾的普遍性或者绝对性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2]而矛盾的特殊性则是认识具体事物的基础和依据。因为不同事物的矛盾具有不同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特征。认识事物必须抓住其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中，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调查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
二、《矛盾论》的主要观点
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同志系统论述了辩证的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以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矛盾论》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一重要思想，它开篇就指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意义，即对立统一规律是整个唯物辩证法中最根本的法则。
矛盾问题的精髓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唯物辩证法强调矛盾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尤其是在它们相互转化的时候，斗争表现得更为显着，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在谈到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时，毛泽东同志强调矛盾的事物及其每个侧面都各具特色，其中有两种情形需要具体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是指在有着多个矛盾的复杂事物里，有一种矛盾影响和规约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并影响着其他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指在具体的某一矛盾双方中，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那一方面。只有我们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分清不同矛盾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不同地位，才不会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研究矛盾论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其中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涵盖了毛泽东同志一些独创性的辩证法思想。
三、《矛盾论》中体现的三个有机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系统地论述了作为唯物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的丰富内涵，为人们正确地认识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并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之目的提供了科学的态度、观点和方法。《矛盾论》中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及其精华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思想内涵。
（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机结合的特殊性有机结合，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重要方式
每个事物内部不仅包含有矛盾的普遍性，也包含着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在研究事物时，不仅要研究其普遍性和特殊性，还要研究二者的相互联系，从而更好地认识事物，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例如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革命道路时，就充分运用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客观地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力量。
中国革命道路的发展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共性或称普遍性，但与此同时也具有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着本身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使这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最本质的东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不可能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或者苏联模式，而是要根据中国革命和现实的情况进行选择，这就是中国革命实际的特殊性。《矛盾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结合中，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并且辩证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革命和实际相结合，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这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时代变化，引领时代潮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时代在变迁，形势在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永葆生机和活力，就要与变化了的社会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当今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新成果，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取得新的进步。
（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的概念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和命题有机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3]学哲学、用哲学，一直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是我们进行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毛泽东同志将这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对毛泽东同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代先贤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他的《矛盾论》的写作。毛泽东同志将这些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经过自己的改造、提炼和加工后，创造性地融入《矛盾论》中，形成自身独特的思想和语言风格。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常说的“相反相成”就是指独立的事物也存在统一的地方，这里面就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历史上的道家思想中包含了诸多辩证法的内容。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老子是较早认识到并提出矛盾普遍存在的思想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也是较为丰富的。例如“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中量的积累的重要性；“祸兮福之所伏，福兮祸之所倚”的思想说明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朝着它的对立面转化。儒学中也有辩证法思想的体现，例如《论语》中谈到的“过犹不及”，就强调事物发展超过一定“度”就会向它的对立面转化。《荀子·劝学》篇中也表达了量的积累的重要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在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两方面，庄子提出过“物无非比，物无非是”的思想，王夫之强调“非有一，则有两”等思想，都表达了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朴素思想。王夫之还运用“天地之德不易，天地之化日新”思想来阐发矛盾双方相互运动和变化，引起矛盾双方地位的交替流转以及天地万物的无穷变化。
《矛盾论》批判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同志认为古代的辩证法具有朴素的特点，但是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理论有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对自然的解释还不够充分，容易被另一种理论取代。因此，他在批判继承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辩证法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他们既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理论的合理部分，又有了巨大的理论创新，这给予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思想以巨大启示。
《矛盾论》彰显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标志着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的超越与创造性转换。例如，在对辩证法的认识上，中国传统辩证法中包含朴素性质的辩证法内容，而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对其进行阐述，使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赋予更加科学的解释。中国革命的道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所面临的矛盾和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毛泽东同志科学地运用矛盾的特殊性的原理，正确分析中国革命形势，做出正确判断，指导革命取得成功。因此，《矛盾论》更重要的是注重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并超越了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认识，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更加具体地指导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三）在具体分析论证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和东方语言特色中的典故和东方语言特色，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民族特色的有机结合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用通俗易懂且极富中华民族特色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阐述。在谈到研究问题最忌主观性和片面性时，毛泽东同志引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辨析认知片面性的错误，强调全面认识事物的重要性。他还借用《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的典故，强调在最初攻打祝家庄时，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调查研究，方法不对就打了败仗，经过全盘考查、合理布局后才获得胜利。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水浒传》中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通过家喻户晓的《水浒传》来引导人们的正确认识，认识到全面性是防止我们犯错误、防止僵化的重要方法。在谈到矛盾的互相转化是现实的、具体的时，毛泽东同志举出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来论证。例如《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后羿射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具有72种变化、《聊斋志异》中的各种鬼怪变成人的故事。这些“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抽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2]毛泽东同志通过这些生动形象的神话故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达到通俗易懂的效果。他进而说明这些神话故事里所体现的矛盾变化是一种构想出来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通过这种科学的方式来体现现实事物变化的同一性的。因此，毛泽东同志不仅科学地向人们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内容，还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体现出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更是科学的理论武器。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时候，要结合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3]时代在发展，今天重读《矛盾论》时我们依然要坚持学习这种科学的态度。而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要同民族特色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特别是在今天中国发展的实践道路上，我们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更应认识到中国发展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6]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传达给我们的一种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矛盾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机结合，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重要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和命题有机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在具体分析论证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和东方语言特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民族特色的有机结合。这三个有机结合使《矛盾论》不仅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指南，也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持。
参考文献
[1]孙正聿.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重读《实践论》《矛盾论》[J].哲学研究，2015,(3):3-10+128.
[2][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5,331.
[3][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0.
[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