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参考范文10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本篇文章就向大家介绍几篇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的范文，供给大家探讨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参考范文10篇之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摘要：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价值,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是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国家治理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指导了国家治理实践。在新时代,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及中国化成果,形成了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国家治理理论; 中国化; 新境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国家治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决定》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作出重要判断和明确定位;第一次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第一次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第一次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要求。表明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日益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国家治理理论日益系统化、完善化、成熟化。在此背景下,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脉络,阐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对于深刻把握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国家治理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何为国家治理?在西方现代政治分析中,国家治理是指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为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1。或者是现代国家的政党、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以相互协作的方式推进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改善公民权利与福利的整体过程以及具体活动2。也就是“在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之内的治国理政”3。在中国语境下,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国家治理做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和政治实践现实的阐释,国家治理是指国家为了维持政治稳定、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基本国情出发,通过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核心价值在国家范围内发挥作用、展开运行和履行使命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关于国家治理系统的、科学的思想和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蕴含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之中,体现在“对国家观及其现实社会的批判性与建构性并存的整体分析之中”4,也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包括国家的本质与职能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国家治理目的、方式、原则、发展趋向理论等,是一个体系完整、内容科学、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思想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体系中,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是国家,始终以政治性为依归,与强调多中心性和社会取向性的西方治理理论存在显着区别,但这并不否定多种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如此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深刻内涵。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同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成果的过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继承马克思国家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并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取得了伟大成就。为适应当代国家治理的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同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走向新境界。

 

　　二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理论,对社会主义国家确定国家治理的目标、方向及路径等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与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

 

　　(一)毛泽东的国家治理理论

 

　　毛泽东国家治理理论包含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及党的治理等各个方面。在政治治理方面,毛泽东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阐述了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分子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提出几个阶级联合专政形式,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在经济治理方面,毛泽东提出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强国,“以工业为主导,工农并举”;在如何对待商品生产、私营经济、市场交换等资本主义因素上,毛泽东认为既要承认和利用这些因素,同时又要强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约束和限制其负面作用,让其为社会主义服务5。在文化治理方面,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掌握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领导权,社会主义的、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思想应该占据统治地位,否则国家政权在思想文化领域将失去合法性;文化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发展教育事业,让文化服务于人民。在社会治理方面,毛泽东十分关注社会公平,主张通过“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改良社会风气、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方式保障人民生活,消除社会不平等。在生态治理方面,毛泽东主张“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兴修水利,保持水土”,目的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在党的治理方面,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和党的制度建设,认为必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干部的教育管理,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毛泽东率先提出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开创,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邓小平的国家治理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治理进行了新的探索。邓小平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首要标准。他认为:“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6“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这一认识准确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与此同时,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做出了阐释,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8“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邓小平突破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传统观念,创造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一方面强调简政放权,增强企业和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强调加强民主和法治,推进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邓小平国家治理理论为中国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江泽民的国家治理理论

 

　　在即将步入新千年之际,中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为适应世情和国情的需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思想,同时强调国家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一方面,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方略,继续推进党政关系、政社关系、市场经济关系等方面的改革,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完善党的治理体制。另一方面,提出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领导艺术”10,也是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处在特殊的历史节点,江泽民国家治理理论体现了稳中求进的特点,保证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抓住世界发展的机遇,持续推动经济增长,为国家治理实践提供了切实有效地方法论指导。

 

　　(四)胡锦涛的国家治理理论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为其他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稳固的物质基础,但社会矛盾凸显、贫富差距扩大、腐败寻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政府与市场关系错位等各种问题日益威胁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分析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提供公共服务上的主导性作用,从而构建更为科学的国家治理理论体系。

 

　　三 习近平开拓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基础上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一)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的时代背景

 

　　1.国际背景

 

　　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利益分配矛盾不断加剧,国家、地区、种族之间因文化、信仰、制度的差异也会产生剧烈冲突,国家的作用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全球化对传统国家的政府权威、政治体制、国家主权等造成一定的威胁,增加了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这就要求国家在这种历史性变革中必须转变传统治理方式,以应对全球化对传统国家政治职能提出的严峻挑战。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中国要发展,要壮大,就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命运与世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因此,中国必须与时俱进,积极借鉴人类创造的国家治理经验,创新国家治理理论体系。

 

　　2.国内背景

 

　　中国通过长期的坚持奋斗,艰苦探索,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成果是显着的,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但是中国向成熟的现代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国家治理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总结完善。在新时代,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虽然得到了显着提高,但仍有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贫富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生态恶化、腐败蔓延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使命,洞悉国内深刻变革,回应人民期盼,重新思考怎样治理国家,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命题。

 

　　总的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11。

 

　　(二)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的三重逻辑

 

　　1.理论逻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要义

 

　　“一种思想体系对历史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同它所蕴涵的真理性成正比”12。马克思主义理论拥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有强大的真理性和持久的生命力,并成为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的理论源泉。在理解国家的本质和起源方面,马克思认为必须回到现实世俗社会,在现实物质利益关系中探究国家的本质和起源问题。马克思认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3国家是一种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有组织的力量,国家治理区分为统治和管理两个方面。在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批判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政府与人民是对立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存在广泛的利益冲突;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是少数人的治理,“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14。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只是为了发展和保障少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为全体人民谋取利益。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治理实践,对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做出了预测,他们认为,要从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等方面着手。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要义,并深化了基本内涵,使其更为丰富和完整。习近平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15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深化和发展。

 

　　2.历史逻辑: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国家治理文化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16,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不仅传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也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国家治理文化土壤。首先是民本思想。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历史久远。民本思想的核心在于仁政爱民,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17,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与民本思想高度契合,并对民本思想做了创造性的发展。其次是法治思想。中国传统国家社会就十分重视法治,法治对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稳定、规范社会秩序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18,要不断提高党依法执政的水平,利用法律治理国家,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他还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是吏治思想。国家治理离不开官吏队伍,中国长期的国家治理历史中形成了完整的吏治思想,包括选官、用官、治官等各个方面。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有价值的思想,为今天官员的选拔、任用、管理等提供了重要参考。习近平指出:“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19并采取有力举措整治腐败,净化政治生态,推动干部管理制度化、科学化,为国家治理打造一支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

 

　　3.实践逻辑:立足于共产党人探索国家治理的实践

 

　　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都进行了大量的国家治理实践,这些实践经验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延安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局部执政,对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各方面都做了大胆尝试,为全面执政积累了大量经验,为现代国家治理也提供了借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执政,带领中国人民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经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长期探索,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军队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构建起了各具特色又一脉相承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将中国国家治理推向现代化。虽然在此过程中,也有一些曲折,但都被及时改正,并使国家治理走向成熟。习近平基于共产党人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总结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和重要经验,结合时代新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

 

　　(三)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保证

 

　　国家治理实际上是在政权属于人民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代表和领导人民执掌政权、运行政权的体系和过程。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坚持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关键,也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强大保障、汇聚了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20。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在新时代,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2.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国家治理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国家治理的着力点应该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基本要求,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方面着手,协调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治建设方面,习近平强调,要健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体来说,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加强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在经济建设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此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文化建设方面,习近平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社会建设方面,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改善民生,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形成治理有效、秩序良好的社会面貌。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习近平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尊重、顺应、保护自然,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3.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

 

　　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法治,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方略,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21。习近平高度重视法治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2。此外,他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体现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家治理实践上的成熟,也是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标志。

 

　　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不是凭空想象的口号,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受压迫和欺辱,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目标前赴后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自觉担负起历史使命,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中国梦的实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人民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只要汇聚起人民的集体智慧和磅礴力量,就能形成推动中国梦实现的历史合力。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是国家治理的根本目标和努力方向,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在不断奋斗中实现伟大梦想。

 

　　(四)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1.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习近平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规划、战略布局、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性的阐述和谋划。习近平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要坚持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四个自信”以推进伟大事业的广泛共识;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探索国家治理路径。习近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体现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2.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国家才能繁荣稳定,人民才能幸福安康。只有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才能战胜“四大危险”,通过“四大考验”,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指出,必须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主张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各方面;必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克服“本领恐慌”现象,不断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必须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要害在严,关键在治,打造一支坚强有力的执政队伍。在新时代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国家治理的关键问题,体现了习近平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高度认识和把握。

 

　　3.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走“国强必霸”的发展老路,但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放弃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中国顺应全球化的大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推进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意识、包容意识、人类关怀意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着清晰的判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继承和创新的结果,也是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国家治理实践总结和提炼的结果。

 

　　注释

　　1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

　　2翁士洪、周一帆:《多层次治理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3汪仕凯:《国家治理的民主之道》,《探索》2017年第2期。

　　4梁宇:《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探析》,《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

　　5江宇:《国家治理的中国道路:毛泽东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7期。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0《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1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12靳辉明、李崇富:《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页。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36页。

　　16《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17《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

　　18《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19《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

　　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21徐海霞:《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探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2《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4日。

 

　　文献来源：颜佳华,汪鹏.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J].毛泽东研究,2020(01):20-2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参考范文10篇之第二篇：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

 

　　摘要：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征出发,了解实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的关键途径,以及实践品质的意义价值和具体体现,进而思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给当代社会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 实践品质;

 

　　1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指在中国这片特定土地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适用程度,其带有中国具体特色,并获得中国本民族气息的一种形式过程;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理论,是基于中国本土国情特点和民族形式的理论。这两者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总结为,前者是后者的逻辑结论。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征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特征便是它的实践性。“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曾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实践之中,进行新的探索,为实践提供意见指导,与实践相结合形成新的理论。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依据我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成果和新典范。他们对于实践性的理解上存在共同性,首先他们立足于哲学的世界观,把握事物的本质,置于普遍的联系之中,辩证看待事物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恒定的,不是永久不变的。任何真理都要在实践中再检验,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践情况相结合。”又在1940年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和历史经验中可以得出,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指导作用,使其成为共产党人手中的有力武器,就要使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结合在一起。

 

　　其次以客观实际基点,立足于新的实践。“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这就说明,居于不同时代的客观实际也不同,利用先前实践所做出的认知进行判断,并不一定符合现有实际。所以立足现有客观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样,这也是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用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提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在以后的各类实践成果也是立足于当时的实践形成的。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现代化建设中对于实际问题的思考。立足于现有客观实际,进行新的实践探索。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国进入新时代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这一重大思想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关键问题继承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内涵。该思想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生化而成。在新时代,从根本上领导了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局面。把握这一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要义,进一步就抓住了核心发展的命脉,就可以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历史逻辑和内在联系。

 

　　3 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关键途径

 

　　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与此同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以同样经历进行。本主义并不适应当时中国的实际,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只能另寻他境。通过中国人的不断探索,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寻找出了一条适应中国的一条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在我国的革命期间,基于中国的国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这条革命道路上,采用工农武装割据的政策。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后进入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八大明确指出了当时的是社会基本矛盾,随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的领导集体再次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开启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因此,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次历史性飞跃,从根本上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必然产物。

 

　　在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发展道路再次面临抉择,邓小平同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指导,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提出了改革开放等重要决策,成功解决了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平与发展”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一国两制”等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邓小平理论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面临的问题再次出现了转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的实践路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该时期的重要任务。从“国有国营”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按劳分配为主体”到“确立多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战略,从传统工业化道路到新型工业化道路,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再到从“与时俱进”思想等根本性、全局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展开的。

 

　　从过去的只注重“经济增长”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产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从开发沿海城市、经济特区到“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科学发展观渗透着中国社会“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该如何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脉相承的继承性与发展性。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实践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知”与“行”两者之间的关系,‘知’是“行”的基础和前提,“行”是重点和关键,要两者相互促进,‘知’促‘行’,‘行’促‘知’,最终达到知行合一。要立足于客观实际,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同时,也要坚持实事求是,加强理论创新。同时更为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4 实践观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4.1 革命时期毛泽东确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早期民主革命中,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把马列主义当作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不顾中国的具体实际到处生搬硬套,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相背离。在经历失败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确立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并把它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毛泽东就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作为知道,深入调查和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情况。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壶,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又特别注意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结论。1930年,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实际上已经表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还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不是先设计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采取开辟根据地的,而是先有井冈山根据地实践,后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尽管这一思想曾被共产国际和党内人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观念,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其次,阐明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实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使之成为全党行动的准则。

 

　　4.2 改革时期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然而,“两个凡是”的提出又打破了人们的希望,严重阻碍了拨乱反正的进行。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指出:为了做到实事求是,要以实践为基本准则,要多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不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才能将反映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正确地反映出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心被废除,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始了新的长征。

 

　　4.3 江泽民在新时期强调与时俱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为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与时俱进的新内容。与时俱进就是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江泽民在十五大中提出“三个不能从”的要求。江泽民对党的思想路线关于与时俱进的要求越来越鲜明。时代在发展,实践在发展,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当与时俱进。

 

　　4.4 胡锦涛在新世纪提出了求真务实

 

　　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求真务实在党的思想路线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胡锦涛强调要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都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4.5 习近平在新时代提出知行合一

 

　　知与行的关系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习近平同志在新时代赋予了其新的内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两大基本活动。知与行便对应着认识与改造世界这两个活动。知行合一,便是人类两大基本活动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而实践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习近平同志认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和人民中心的有机统一,才能达到对事物真正的“知”,而“知”的目的在于“行”。强调知行合一是实现我国现阶段目标的迫切要求和殷切希望,更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进性和开拓性。这一思想路线,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新认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5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品质的启示

 

　　(1）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须从新的实践出发，做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是认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有限到无限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改革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又再次投入到新的建设实践中。

 

　　在跨入新时代发展的征途上,做好“相结合”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深化认识,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学习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周围,信党支持党;第二,深入剖析和积极解决当前社会上的矛盾焦点问题,推动各项改革向纵深发展;同时,矛盾焦点问题的凸现,也为我们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继续做好“相结合”工作的大好契机。第三,倾听群众的呼声,认真解决社会舆论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善于把握让人民群众的普遍情绪作为第一信号,当作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依据。

 

　　(2)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并没有终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必然具有开放性。任何科学理论体系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社会主义必然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汲取现实生活的营养而丰富和发展。每一代人都必须要为社会主义增添新鲜的内容,使之代代发扬光大。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永葆生命力的实践基础。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终结,而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实际,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一切真理,而总是顺应实践的发展变化,开辟出认识真理的途径。实践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理论的发展同样不断发展的。因此,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源泉,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60.

　　[4] 红旗大参考编写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大参考[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7:317.

　　[5] 朱瑛,李运祥.马克思理论品质[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244.

 

　　文献来源：张佳瑞.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J].现代商贸工业,2020,41(05):137-13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精选范文10篇）
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第二篇：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及其重要意义	第四篇：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第五篇：邓小平南巡讲话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迪	第六篇：《共产党宣言》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七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鲜明特征	第八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偏差与矫治
第九篇：新中国七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第十篇：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