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参考范文10篇之第七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摘要：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且不断创新，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两次伟大飞跃，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鲜明特征集中体现在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人民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系统性与问题导向性的统一、包容性与斗争性的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生命力; 鲜明特征;

 

　　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面临的时代主题相结合，取得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指导中国实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世界刮目的成就。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发现，它们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鲜明特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基础上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成果，也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三化’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史上的一条基本经验，三者有机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当代中国，三者有机统一于改革开放、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中。”[1]

 

　　(一)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战争与革命。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各阶级仁人志士都试想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屡遭失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广泛传播给中国带来了新希望。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其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的大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斗争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最终取得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又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这一整个历史进程见证了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形成、成熟以及不断发展。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灵魂逐渐形成，并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中实事求是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确立了革命的总路线，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确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又引导着中国人民走向“富起来”的新征程。

 

　　(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20年“左”倾路线错误，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做出了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一历史基础上，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形成的。在这一历史时期，最需要解决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十年文革，百废待兴，人们的思想被严重禁锢，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产生了很多误解，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更是无路可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2]、“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理论在这一问题上给予了很好的回答。改革开放之后，姓资姓社的问题，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再次在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走了斜路。邓小平南巡讲话“三个有利于”的提出，以及“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论断的提出无疑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起到了强大的保障作用。“南巡讲话”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最终形成和成熟的标志，邓小平理论在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提供的方法论最核心的即是解放思想，这也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同样也是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指导思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伴随着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时期，此时“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了”、“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等言论频发。国内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并且这一时期党的地位、任务、数量、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干部队伍进行整体性新老更替，在这种复杂状况的同时，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又出现了思想、作风、组织上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现象，消极腐败的现象，理想信念淡化、动摇甚至丧失的现象以及公开主张私有化、多党制的现象等突出问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先进性和纯洁性亟需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扞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主要的就是解决党内的这一系列问题，为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提供了时不可失的解决方案。从本质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从根本上继承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日益提升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经济发展速度与生产自主创新力的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发展滞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等等一系列问题突显出来。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亟需加强和改进。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提出并形成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科学发展观围绕发展的内涵、观念、思路、难题等一系列问题，创新和深化了关于发展问题的认识，给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着提升，国际地位日益增强，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向“富起来”的的飞跃，开始了“强起来”的探索。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最大时代背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面临国际风云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全面深化改革遇到各类问题、意识形态方面多方挑战、党执政面临新考验等一系列状况，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现实需要。正是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民主法制建设、人民生活改善、思想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布局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这也是今后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的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开始了“强起来”的飞跃，正昂扬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鲜明特征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实践语境下获得了自我实现，促进了自身理论的丰富和发展。”[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历久弥新，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生命力的鲜明特征主要体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人民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系统性与问题导向性的统一”和“包容性与斗争性的统一”五个方面。

 

　　(一)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仍是马克思主义，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续发展，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理论成果在根本上是继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发展在根本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根本上看是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并不断推进的。除此之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理论成果之间也体现着鲜明的继承性。从整体来看，每一个理论成果都是在继承前一个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前一个理论成果是后一个理论成果的理论遵循、理论源泉和理论支撑。具体来看，各理论成果中有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外交布局等理论、思想是在继承的前提下沿着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这一条主线发展下来的，每个理论和思想都体现着继承性和延续性的特点。这种理论成果的继承性不仅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同样也是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有力保障。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理论成果也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性突出表现为各理论成果的创新性和时代性。从计划经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不断丰富;从“两手抓”到“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发展;从“党政分开”到“党是领导一切的”等都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所谓时代性即理论成果体现了不同的时代背景、时代主题，回答了不同的时代难题。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最主要解决的就是革命、斗争的问题，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问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主要解决的就是发展、强大的问题，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的问题。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深厚的基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底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理论成果都非常注重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与改革开放;“和为贵”与和谐社会;“天下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中国特色和中国特性。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改革、建设、发展的具体实际具体问题相结合本身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体现。这种民族性的坚持与贯彻最终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下去最基础、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支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其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理念，另一方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给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民族平等、和平共处的思想;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和合”外交理念的不断丰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深层次解读为世界和平的建设和国际秩序的维护发挥了有效作用，突出表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的第一个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是影响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及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经验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更多既要保持独立又想加快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并且在解决世界性问题方面不断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人民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人民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最突出的鲜明特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是人民性鲜明特征的理论来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理论成果都很重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万岁”等等，并且逐渐形成的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邓小平理论的群众观，“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也体现了小平同志个人的人民观;“以人民群众为本”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群众观，“三个代表”中的其中一个代表即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显着的特征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至上的理念落实到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体现人民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发展，具有生命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人民性密切相关。现实性就是指要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而这些现实问题说到底还是人民群众的问题。毛泽东思想解决的最大现实问题就是人民的政治地位问题，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从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有了尊严。邓小平理论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极大地提升了生产能力，增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并不断使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解决党群关系的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使人民群众重新看到了一个先进、纯洁的党，使人民群众更加相信党、依靠党。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生活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过了社会生产力，科学发展观就力图解决了“发展为了谁”的问题，有效平衡了人民需求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人民对教育、就业机会的公平、人民医疗卫生的保障、脱贫工作的推进、生态环境的维护等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成为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现实问题。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不断坚持解决的问题。由此看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在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现实问题中形成发展的，这种现实性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继承发展。

 

　　(四)系统性与问题导向性的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理论成果都是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系统性突出表现在其结构性、联系性和开放性。各理论成果都有一个全面、稳定的整体结构，虽然有各自回答的主题，但涉及的内容是全面的，涵盖了国家整体发展的方方面面。如果把各理论成果之间的内容看做要素的话，其中有关经济和政治的思想和理论是各理论成果的核心要素，其他方面的内容围绕这个核心展开。并且，有关经济、政治的内容与其它方面的内容彼此相关，紧密相连，形成联动效果，任何一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整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开放性，这个开放性是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来看的。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圆线，而是一个不断充实的四维空间，随时都会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变化进行补充和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其科学性，赋予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导向，引领理论的发展。毛泽东思想解决的是中国的革命问题，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回答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基础上开创性的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每个理论、思想的形成都具有问题导向，从而使理论、思想更具有生命力。

 

　　(五)包容性与斗争性的统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包容性的民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大地，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也具有包容性的特点，成为其生命力的鲜明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与其它国家间关系、国际问题以及面对国外先进文化、技术等所秉持的理念和原则。“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理念，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都彰显了包容性。在面对国外先进文化、技术的态度上，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就提到，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6]。1983年邓小平就提出“引进国外智力”的概念，引进国外智力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胡锦涛同志也曾提出“认真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要“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并且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外学来的科学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可以使其博采众长，吸收一切有利因素，发展壮大自己。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表明，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也是在矛盾和解决矛盾中进行的，并且这种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赋予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斗争性的鲜明特征。矛盾首先是从外部环境来看的，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西化、丑化、分化、腐化、淡化、融化的思潮迭起，甚至还有反国家政权、反党的领导的言论、组织不断进行挑战。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处理与西方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周边个别国家在一些问题上的摩擦、分歧上也是斗争性的一种表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矛盾还体现在各理论成果之间的差异性。以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例，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明确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且强调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社会中的重要矛盾。改革开放以后，各理论成果在化解社会各类矛盾上分别提出了新的方案。邓小平理论把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统一到改革上来，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提出本身就是新时期化解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思路和方法。新时代，面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先要求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从全局的出发，在各项工作的具体实施中探索解决矛盾的新思路、新方法。外部环境的挑战、理论自身的创立和完善展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斗争性，使其富有更加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五个方面的鲜明特征赋予了其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推动和保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继续发展，既锐气不减又斗志更坚，既历久弥新又永葆活力，必将不断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田芝健．“三化”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一条基本经验[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

　　[3]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1.

　　[4]李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升华的理论与实践逻辑[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外交出版社，2014:4.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