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转变的逻辑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中, 从一般的、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再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中国化的始终, 并大致需要依次经过:进入中国化主体认识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四种理论形态的有序演进;其中, 进入中国化主体认识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的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尚未实际展开的理论形态, 中国化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具体实践中的理论形态,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化实践之后的理论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形态;

　　Abstract：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has witnessed the transition of the theory of Marxism from a general theory to its sinicized form, with the following stages:the entry of Marxism into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ubject of sinicization;Marxism as a concept of practice;Marxism in the practice of sinicization;and sinicized Marxism.Among these four, the first two are the theoretical forms without actual practi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the third is the theoretical form in concrete practice;and the fourth is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form following the practice of sinicized Marxism.

　　从一般的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再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始终贯穿于其全部过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之前、之中, 还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化的一个过程完成之后, 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缺席而始终“在场”, 只不过改变了初始的“原生形态”而以“次生形态”的特殊方式呈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的演进及其逻辑进展大致依次经历以下几个形态:第一种形态是进入中国化主体认识范围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种形态是作为理论与实践中间环节之实践观念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种形态是中国化具体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 第四种形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中, 第一、第二种形态属于中国化实践尚未实际展开的理论形态, 第三种形态是中国化具体实践中的理论形态, 第四种形态则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化实践之后的理论形态。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理论与实践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并循环往复的承接与耦合过程, 因而, 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的演进就会呈现较为复杂的、多样态的特征。
 

　　一、理论形态之一:进入中国化主体认识范围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以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为主体所进行的理论与实际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客观实践活动。活动主体 (个人、群体、政党等) 的知识、经验、能力、素质、成熟度等主体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和水平甚至成败, 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理解、接受与实践能力等主体性条件则直接制约并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效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包括有两层: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 使它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二是把中国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概况、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而无论是哪一方面, 都要求中国化的主体既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有准确、全面地理解, 又必须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基本的掌握。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 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射中国实际之“的”。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容, 即能够进入中国化主体认识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则必然是根据中国面临的特定的实际问题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

　　实际问题或中国“真问题”的凸显, 以及一般的、抽象的并带有普遍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能够成为进入中国化主体“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 主要取决于三点:客观情势、主体需要以及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

　　首先, 客观情势。指中国社会各种具体的实际状况, 也就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条件与具体环境。社会存在状况决定社会意识, 也决定对社会意识的客观需要及其需要的程度。以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例, 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内部环境方面, 长期以来累积的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外部环境方面, 西方列强从主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加紧侵略中国, 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 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 (1) 。阶级压迫问题、外族侵略问题相互叠加, 政治危机、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日趋深重, 导致当时中国社会千疮百孔, 危机四伏, 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处于灾难中的旧中国, 当时“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 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 (2) 。

　　其次, 主体需要。“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3) 客观的社会实际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性的一方面, 而主体的自觉思想意识则是能动的因素、积极的因素。如果仅仅存在社会的理论需要, 而主体没有积极主动地改变现实环境的内在需要, 缺失行动的动力和激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不可能的。仍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为例, 面对中华民族的危难, 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上下求索, 不断寻求救亡图存的济世良方。当时就有科技救国、实业兴国、教育兴国、复兴儒学、全盘西化、革命救国等多种方案。正当各种方法都经过一番论证或实践皆行不通的时候,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 处于苦闷中的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精神为之振奋, 从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与希望。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有机的理论整体, 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主要内容, 这些内容从根本上说是内在统一的。按照常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是三个部分同步进行的, 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及其特殊任务, 对于中国人来说, 最吸引他们的自然是其中变革现实的社会革命理论, 而不大可能是社会建设理论。事实上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从唯物史观开始” (4) 。毛泽东在谈到当年对马克思主义学习时, 曾经说过读了《共产党宣言》这本书, “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 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5) 。在当时的条件下, 毛泽东从《共产党宣言》中“只取了”阶级斗争学说, 并不是偶然的, 既是当时中国现实的需要, 也是主体实践的需要。借助阶级斗争这个认识工具, 毛泽东接受了阶级社会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观点, 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 系统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 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作为一种不仅能够正确“解释世界”, 更重要的是能够“改造世界”的理论学说, 马克思主义恰好满足了中国人的此种需要。

　　最后, 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产生认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存在许多内在的契合之处, 容易得到中国人的认知和感应。例如,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华文化强调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等“实学”传统有许多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主张废除私有制、反对贫富不均的平等思想不仅吻合了中国人所向往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下为公”的理想传统, 而且照应了中华文化崇尚“天道”“济世救民”的观念以及不尚空谈、崇尚实践的实践理性等, 因此更容易引起国人心理上的共鸣。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废除私有制, 反对一切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 致力于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与民族平等, 使得在内深受传统封建思想束缚和压迫、在外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和欺凌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对其寄予了热切的希望。三是由于中国与俄国有着相似的社会特征。两个国家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东方大国,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的精神, 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现实可行性, “走俄国人的路”比较切合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 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四是先进的中国人孜孜以求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努力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事实, 让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与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社会危机, 使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内在弊端暴露无遗。许多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从崇拜到动摇、怀疑或者反对, 在对比与反思中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 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接受, 并逐渐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尤其是迅速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所选择的理想信念。

　　二、理论形态之二:作为实践观念的马克思主义

　　当主体一旦选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象或内容以后, 要把这种理论付诸实施, 还必须通过一定的加工、制作, 对其进行某种理论“变形”, 使其脱去理论本然的抽象性, 建立起适用于具体实践的实践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的抽象理论观念, 是不能够直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 只有使它转化成为能被当下社会实践主体所理解和掌握的社会思想或学说, 把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 (通常以纲领、战略、政策、路线、方针、策略、规划等方式表现出来) , 才能够使其从一种指导实践“抽象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列宁说:“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 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很重要。并且从个人生活中也可以看到, 那里有许多真理。” (1)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而言, 就是能够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使其从普遍原理的理论形态转化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形态。如果没有实践观念连接上下贯通、前后承接理论与实际对立的“两极”, 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就只能是一种“总的指导原理” (1) , 而不能够现实地被应用, 就不能“化”中国。

　　“世界不会满足人, 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2) 但是人在改造现实世界时不是像一般动物那样盲目的、以自然的方式而活动。人的实践有个显著特点, 就是在他实践之前、在他改造和创造的东西还没有产生之前, 未来事物及其实现过程就已经预先在其头脑中通过理论思维的建构而以一种观念的方式“虚拟”地存在着;然后再通过实践把“虚拟”的存在变为具体现实的客观性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西欧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尤其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实现彻底解放的学说, 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特定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来说, 马克思主义是一般、普遍性的理论和原理, 而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 需要实现由理论思维向实践思维的转化、由理论观念或思想观念向实践观念的转化。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思维形式。理论思维遵循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路线, 而实践思维则相反, 其遵循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路线。另外, 理论思维本质上运用的是思想逻辑的方法, 它在反映存在的同时也会舍弃或忽视掉事物的某些细节。恩格斯指出, 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但是,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不是无差别的等同, 逻辑抛弃了历史发展中大量非本质的、偶然的东西, 集中反映历史发展的本质的、必然的东西, 逻辑反映历史“是经过修正的, 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3) , 但是具体的实践则是千姿百态、十分复杂多样的, 人们现实中需要面对并处理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正因为理论与实践有如此的区别和差异, 人为了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能够把自身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 顺利地开展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因而就需要从理论思维转换为实践思维, 运用实践思维建构起特定的实践观念模型。

　　关于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毛泽东说过:“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4) 邓小平也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的重要性, 他指出, “只有基本路线还不够, 还要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 不然基本路线是空的” (5) , “搞建设, 单有雄心壮志不够, 没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 就像氢气球一样, 一吹就破了” (6) 。从实践观念的角度来看,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本质上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观念。由于理论本身的抽象性、层次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观念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与结构, 更为具体的实践观念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时代的发展理念等。

　　实践观念要比此前的理论观念丰富得多, 因为它比原来的理论观念更具体化、更接近实际, 包含了为原先的理论观念所无法容纳的更多的内容。实践观念主要体现为社会对象性知识和主体价值性认识。在其内容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则主要由以下三个基本方面构成:一是关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对象性知识, 即中国社会 (革命和建设) 的实际状况。例如中国基本国情理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等的认识。二是具体的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想要达到的实践目标, 例如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三是为了实现实践目标设计的实施性方案或行动计划, 规划未来实践应当先走哪一步, 后走哪一步。例如“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施性方案则一般包括以下三个基本环节: (1) 实践推理。实践推理通常包括思想实验与典型“试点”两种形式。思想实验是观念的排练, 是在头脑中对将要进行的实践按照现实具备的条件从开始到结束进行活动过程及结果的虚拟预演, 对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充分预测并制定出相应对策, 选择并确定实践的最佳观念模型。“试点”工作则是为了避免由于实践观念的可能失误造成大范围的实践失败而带来的损失、选择在具有典型性的区域范围内先行进行的、风险可控的小型实践活动。 (2) 实践方法。实践方法解决的是实践活动的手段、步骤、线路和方式问题, 主要包括选取实践工具及其使用方式或实践过程的行为方式两个方面。 (3) 实践组织。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实践是由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参与的实践, 因此需要通过方法、技能、素质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各种途径, 把参加实践活动的群众动员、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使他们理解并掌握实践观念的内容和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性知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 要求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根据物质决定意识原理, 客观而全面地掌握客观对象的具体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想目标要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不能脱离实际, 目标既不能太高又不能太低, 要同实际情况、主体的能力相适应, 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施方案是主体依据所处的主客观条件和手段为达到实践目标而预期设计的未来实践过程的构想和蓝图, 力求在实践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进行充分预测, 加强研究与论证, 尽量把实践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因素、各种情况考虑周全, 并准备好相应的对策方法, 力求少走弯路少受挫折。

　　无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观念在理论上如何完备、如何科学, 不管它的可行性有多大、多强, 但毕竟还是属于观念形态的理论, 其正确性及其正确程度究竟如何?归根到底要通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证明。“‘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 正是, 也仅仅是, 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活动能否按照人们的设想顺利地展开, 能否取得原先期望的目标与效果, 直接取决于制定的实践观念是否科学可行。“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 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 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 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 (2)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在探究依据特定的实践观念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失败或者部分失败的原因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严肃、谨慎、实事求是、辩证的分析态度。当出现实践得到的结果与实践观念目的不相符合的情况时, 一般不能简单、武断地否定原有的理论认识, 不能轻易得出理论就是错误的结论。其原因在于:第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由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真理与价值等多种因素和关系内在交织构成的复杂的活动系统, 同其他社会现象和过程一样, 也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充满随机变量的动态不可逆的复杂过程, 其中哪怕是极微小因素的变动, 在一些关节点上, 都可以引起实践运动形式的定性改变或异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构成要素的对象性知识、预期性目的和实施性方案无论哪一个方面出现问题和偏差, 都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结果, 导致实践的失误。第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中国人民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社会历史行动, 不同于对自然对象的改造活动。“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 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1) 社会历史是由有着激情的、怀着各种愿望和要求的人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创造的, 但是参与其中的各个人各种集团与组织的意愿和诉求却不尽相同, 常常存在着社会理想相互否定、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现象, 使得其中社会规律的运行与作用方式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与多样性。例如, “在社会斗争中, 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 有时候有些失败, 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 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 先进势力这一方, 暂时还不如反面势力那一方, 所以暂时失败了, 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2) 第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社会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观念的建构和检验也必然是一个反复的、长期的过程, 实践观念的正确性、合理性往往只有在较长的时段中才能看得比较清晰、才能得到证明。而在最终实践结果出现以前, 每个时期每个阶段所产生的结果, 都具有一定的暂时性、局限性和相对性。“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 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3) , 相反, “如果不是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 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 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 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4) 。因此, 如果实践失败导致实践观念受到质疑、挑战的时候, 究竟是哪个环节上出现问题, 人们应当科学辩证地把握其中的因果联系, 正确地辨别真假、判断是非, 进而尽可能对理论及其观念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与判别。

　　三、理论形态之三:中国化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活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 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5) “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在这里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行动起来, 积极运用内在的本质力量使自己的思想、观念得以对象化和现实化,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接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的现实化。如前所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 是人们在观念中事先建构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活动结果及其实现过程的观念模型, 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式、过程及程序等的理论排练与设计,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与必要环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一旦建立起来之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活动就可以随即据此现实地开启。作为由一般转变为特殊、由抽象转变为具体、体现主体明确意向的观念, 实践观念本身表现出一种始终面向实践领域的积极与主动的趋向态势, 具有将自身外在化、对象化的内在冲动。当主体按照实践观念的实施性方案展开活动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活动也随之展开, 理念活动转入实践活动。但是, 在此时的实践活动中, 理论并未缺席, 也不可能缺席, 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场”。马克思主义先由原先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的一般理论转化为实践观念, 再由实践观念转化为此时具体实践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现实的社会历史活动, 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行与发展的过程, 即是由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次生形态”, 乃至马克思主义“再生形态”的过程, 等等。作为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 是之前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的现实化、对象化, 由原来局限于思想观念世界的、静态的理论转化为动态的、发展的、与实践结合的理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相对于静止状态而言, 事物运动总是通过对事物原来状态的否定而实现的。运动、发展就是越来越远离起点, 这既是事物实现自身的过程, 但同时也意味着可能的风险与损失。一般来说, 理论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可能风险就是在转化、现实化过程中其“本义”的丢失或“走样”, 从而导致事与愿违结果的发生。但是人作为自己实践的能动性主体, 既能够发动和实施某种行为, 对行为的方案事先作出周密的谋划和设计, 也能够在实践方案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地对正在发生或者有迹象可能发生的风险与损失进行一定程度的防范、干预、纠正或者弥补, 化弊为利, 转败为胜, 追求事半功倍, 以保证实践活动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 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 我们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而且要通过正在进行的具体实践来检验、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 更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实践中出现的偏差进行纠正和调适, 以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化实践的指导、校正与引领功能。作为中国化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 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实践观念中的预见性目的和目标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活动的感召和定向作用。由于实践目的和目标比较充分地体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作为激励社会成员的力量源泉, 因此能够产生一定的凝聚力、向心力, 使得主体在革命和改革建设中遇到困难、挑战、挫折和多种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崇高的理想信念, 坚定“四个自信”, 以积极自信的、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以坚强的意志与毅力, 始终认定既定目标, 克服困难, 努力工作, 不懈奋斗, 始终不偏离前进的方向。

　　第二, 实践观念中的实施性方案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规划和设计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 尽管这时的理论已经实践观念化了,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较之原先普遍性、抽象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更接近于具体、个别特殊的实际, 更能够直接地用来指导实践, 但由于客观事物和外部世界广度上和深度上的无限性, 加之人的认识能力和水平时代性的局限性、既定性, 所以虽然人们努力制定自认为是科学而合理的实践观念, 并尽可能使其周密化, 但仍然不可能完全“穷尽”认识与反映实践对象的所有方面和全部属性, 具有难以避免的有限性和相对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活动过程中, 虽然实践观念与实践目的都是预期的, 但其结果以及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则是非预期的, 大量的偶然性事件和大量的随机性因素常常会在社会要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中不断地产生出来, 可能干扰预定的实践方案、实践路线。这就难免暴露出主体关于对象性知识、实践方案甚至实践目标等方面的局限与不足。此时, 就要根据变化的情况及时调整实践方案, 化解新矛盾, 解决新问题, 才有可能实现预定的实践目标。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各种偶然性、随机因素的认识与考量, 将其与实践观念中实施性方案进行比较, 对其可能产生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效应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估, 进而据此对现实的中国化实践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作出必要的调整或改变, 以保证由中国化而展开的社会运动的相对有序与稳定。另一方面, 主体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变化的环境条件修正预先的实践观念, 重新校正活动目标, 补充、修正原有方案甚至选择新的方案。“一般地说来, 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 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 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 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 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 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 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 (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 。在这种情形之下, 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 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 (1)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 还要不断地批判并纠正各种“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同各种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和思想观念作斗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如此不断交织互动、循环往复, 理论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更完善, 实践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更顺利。理论推进实践的发展, 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理论, 新的理论又指导新的实践。新的理论与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并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宏伟的历史进程。

　　四、理论形态之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涵不仅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 而且也意味着要不断科学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 将中国的具体实践的丰富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 抽象为系统的理论, 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 “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 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2) , 才能够持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 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成功的标志就是看是否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再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是打上中国烙印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其理论主体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而是中国人, 其理论的适用对象是中国及其实践, 从而是区别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越南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国家民族的马克思主义。

　　这里要看到,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升华与创新, 这一过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产生和起源的过程。我们知道, 一般认识的发展过程是从实践到认识与理论再回到实践, 即通常的“实践———认识 (理论) ———再实践……”;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则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 即“认识 (理论) ———实践———认识 (理论) ……”。虽然两者运行的轨迹不同, 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无论是从实践到认识 (理论) , 还是从认识 (理论) 到实践, 每一个环节与转变都是认识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 都内在地交织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以及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与检验的双向运动、双向作用。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这里的历史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观实践的历史, 二是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民族化、时代化、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 始终以中国特殊的实际问题为中心, 始终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紧密结合中国社会最新发展以及社会生活深刻变革的特征, 紧密结合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环境提出的新期望和新要求, 不是像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那样脱离实际问题抽象地“研究”或“运用”马克思主义, 不是从个别抽象的观念或名词概念出发进行纯学理式的推导。

　　任何一个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都有其比较严密的逻辑结构, 即概念、原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否则就不称其为理论体系, 也难以为人们系统、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大致由以下四个层次的理论部分所组成:第一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 这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第二个层次是围绕中国革命,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 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第三个层次是各个历史时期适应时代特征制定的具体的路线、战略、纲领、方针和政策, 如“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国两制”等;第四个层次是重要范畴, 如“和平与发展”“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两个文明”“小康社会”“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四个全面”“美丽中国”等。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探索并解答了在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不言而喻, 此课题不独为中国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也是当代其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共同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是具体的、特殊的, 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一般性与普遍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在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又必将超越一国的范围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其实践探索, 破解社会转型发展难题的做法, “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1) , 但绝不是要求别国复制照搬, 更不是把它当成固定模式强加于他人。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仅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创造了“中国奇迹”, 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方式和途径, 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2) 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作为人类文明整体事业的组成部分, 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自己重要的贡献。“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 (主要的方面) 。因此, 在英国的工业, 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 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 (3) 人类社会是在多种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向前发展的。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国家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会作出一定的贡献, 但其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又是各不相同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 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 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方面令人瞩目的巨大发展, 在消除贫困和扩大就业、提高社会保障、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 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主张与担当, 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国际公平正义事业发展、推动各国共同进步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发展自己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统一起来等方面, 都体现了重大的影响, 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它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实际, 深刻研究和把握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 在认真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表征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内在根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地进行理论发展与理论创新, 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进程得以顺利、健康地继续推进, 才能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篇章。

　　五、余论

　　应当注意的是,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区分为进入中国化主体认识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四种形态, 这仅仅是静态的、相对意义上的思维抽象, 而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 因为实际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总是处于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动态运行过程。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 一方面, 无论是理论认识还是实践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另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连续不断进行的总体性社会历史过程, 其中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过程与结果等都处于互变、共变及其交互作用的关系之中, 因此, 以上四种理论形态的划分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同时又具有中国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内涵的理论形成及其历程已经清楚地昭示我们,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必须与具体的国家与民族的实际、历史和文化紧密地相联系相结合。在此意义上,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实践发展的需要, 是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需要, 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化中国”, 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是这两方面的相互贯通、辩证统一。前者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在现实中的运用, 后者则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升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归宿在于实践、关键在于实践, 而实践又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这里的理论既包括作为普遍性原理起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方法, 也包括实践据以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在场”, 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是静态固化的, 而是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特征, 并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实践进展而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和理论特征。

　　从实践的视角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运动, 这种总体性的运动依据于一定事实上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实际地发生, 其间包含着许多个人和社会集团、社会组织的多种形式、多个层级、复杂的理论认识活动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 并持续不断地转化、创造和衍生出新的社会实在和活动结果。不难理解, 这种既定的、作为实践对象化以及主体内在本质力量确证的实在和结果又成为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运动借以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基础而被纳入实践活动的范围内, 进而促使当代中国社会有机体在新的“自然—社会”的条件和基础上开始新的运动、发生新的相应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这种“条件—活动—结果”的互变、共变及其交互作用,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历史与现实等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真实逻辑与实质内容。

　　参考文献
　　[1]王伟光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
　　[2]田克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 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 2006年。
　　注释
　　1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 张汇文等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 第38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年, 第26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11页。
　　4 张静如、齐卫平:《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一百年与“三个代表”》, 《学习时报》2003年8月11日。
　　5 《毛泽东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379页。
　　6 《列宁全集》第5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97页。
　　7 《列宁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274页。
　　8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13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43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534页。
　　11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上)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94-95页。
　　12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上)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211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292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32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697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321页。
　　17 《列宁全集》第2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年, 第229页。
　　18 《列宁全集》第2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36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320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293-294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819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35页。
　　2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 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