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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来源:学术堂 作者:陈老师
发布于:2016-09-28 共4881字
  第 2 章 瞿秋白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发展
  
  2.1 瞿秋白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
  
  纵观瞿秋白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充满光辉,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可谓功勋卓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坚持真理、勇于探索,接触和接受了多种文化思想,加以研究整理,形成了瞿秋白的社会主义思想。
  
  2.1.1 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之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众多的仁人志士在为探索一条中国的未来之路不懈奋斗。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传承了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的大同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礼记。礼运》开篇说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天下为公、选贤任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儒家的大同思想描绘出一个敬老、爱幼,无处不平等,无人不温饱的理想社会。这个美好的社会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当时有理想的知识青年有非常大的影响。瞿秋白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士族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以及“天下大同”的社会思想,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如他受传统平均平等思想影响,认识到“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面对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人民,面对风雨飘摇的中华民族,瞿秋白努力探索寻求一条引领中国走向光明的道路。
  
  儒家的大同社会思想只能算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有其历史局限性,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只是想像出来的心中的美好蓝图罢了,不可能真正的实现。但这种思想存在了几千年,也有它的意义,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儒家大同思想的广泛传播,成为中国人民选择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桥梁,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扎根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2.1.2 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思想最早形成于 18 世纪的欧洲,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以自由、平等、互助为基础的价值理念,认为国家与政府不应该存在,而是要 建立没有政治权威、强调绝对自由的社会。五四运动时期是我国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各种新思潮纷纷涌入中国。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在其传播过程中,深刻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揭露了帝国主义罪行。宣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的积极影响。
  
  由于清政府的统治极其反动、专制,以自由、平等、互助为核心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启蒙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瞿秋白作为当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表,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瞿秋白曾说:“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能够引起我强烈的兴味,但是这些最终还是正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青年思想那样,模糊不明,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也是纷乱不清,就像久壅的水闸,突然放开肯定是旁流杂出,其间虽然有喷沫鸣溅,但却无法定出流的方向。而社会思想也大都是这样的。”
  
  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潮中的重要思想流派,瞿秋白在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之前,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他在《多余的话》中曾称“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抱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之路”的崇高理想,勇于探索,通过对涌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潮进行比较、鉴别,逐步认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确实了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理论思想。
  
  2.1.3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照搬到中国就万事大吉了,中国的国情跟其他国家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结合了中国具体国情才能蕴育出符合中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
  
  五四运动时期,是整个中国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各种新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如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学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儒家的大同思想等类似接近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被广泛传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进步青年,受到这些思想的极大的影响,实践证明这些思想都缺乏理论论据,缺乏科学性,并不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瞿秋白很快敏锐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上述那些理论的不同之处,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了能够更进一步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瞿秋白毅然赴俄,到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去,实地考察、学习。回国后翻译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着作,让国人宣传马列主义思想,被普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瞿秋白自己最终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逐步形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
  
  2.2 瞿秋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9 年 1 月 29 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到 1935 年月 18 日被国民党枪杀,年仅 36 岁。他从一位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最终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走上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这中间也历经了漫长且复杂的发展过程。
  
  2.2.1  少年时期 1919 年:萌发时期
  
  瞿秋白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他出生于一个世代相传的仕宦家庭,其父瞿世玮饱读诗书,不但研习经史子集,还爱读老庄,信奉道教,学过剑术,懂得医道,善于绘画,精通旧世文人的各种能力,母亲金衡玉出身名门,“通晓诗书,爱好文艺,擅长诗词” [2] ,瞿秋白从小浸染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父亲文人习性的潜移默化和母亲贤淑、温良品性的影响。5 岁时,入庄氏私塾读书,后又转入冠英两等小学堂,学校的课程除了国文课外,还有历史、地理、生理解剖等。到中学后,学校的负责人是比较进步的人士,经常向学生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激发学生的爱国忧民之心。瞿秋白年幼受到的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科学的带有新旧两重色彩的教育,对他后来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后来,瞿秋白的家庭随着社会“士的阶级”一起衰败下来,跌入底层。瞿秋白经历了典当度日、求告无门、母亲自杀、家人星散的悲剧。瞿秋白在回忆家道中落的时候曾提到:“后来因为母亲辞世,家庭消灭,不得不走向社会谋生计,于是发现了无数的‘ '.与我的好友走散,来到无锡的一个穷乡僻壤,做了国民学校校长,在精神上被判了无期徒刑。因此在袁世凯做着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是与我无关的。那时候思想复古,只是追求’避世‘.”他痛恨这个社会和扭曲的人性,也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他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远大的社会变革抱负。瞿秋白于 1917 年只身前往北京,投奔的是堂兄瞿纯白。因为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选择考进当时的北京俄文专修馆。他利用学习俄语的优势,大量阅读和翻译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当时俄国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对瞿秋白的思想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饿乡纪程》中有一段自述“五四”运动发生之前的思想形态:“从我来到北京到’五四运动‘发生之前的三年时间里,是我人生中最为枯寂的一个阶段。友朋交际无从谈起,北京那种新官僚’民国‘生活让我饱受苦痛的刺激,于是产生了厌世观。而在我进行了三年哲学研究之后,这种厌世观更严重了。当然这种’厌世观‘也是与之前产生的’避世观‘不一样的。后来我的心灵开始有了新变化,由于要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进而对于今文学再生而产生整理国故之志向;因而涉足佛学想要解决人生问题,产生愿意为佛人间化的心思。这尽管是大言不惭的空愿,但是却能够证明我当时枯寂生活中产生了’二元的人生观‘.一方面是要在现实生活中经营我’世间‘责任,为谋求生计做准备;另一方面是想要做出’出世间‘的功德,以文化救中国。” 这时候瞿秋白在思想上产生了“二元的人生观”,他的民主思想已经逐渐萌芽了,但还不够成熟。
  
  2.2.2 1919 1923 年:形成时期
  
  之所以将“五四”运动作为瞿秋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节点,是因为“五四”运动对瞿秋白的人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之一,他作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成员,组织俄专等校学生向北京卖国政府请愿,并带领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发表演讲。在“五四”运动中,他“从此发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工会的组织”.此前避世的“二元”人生观,在革命运动中逐渐转变成出世的一元人生观。从杂糅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初步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后,瞿秋白积极参与创办、主编多个革命刊物,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政论性文章抨击旧社会,鼓吹改造社会等社会主义思想。1920 年,俄国的十月革命震撼了中国,瞿秋白以《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俄国采访报道。当时俄国刚经历了“十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俄国的穷困现状,以及实行“新经济政策”带给人民的希望都深深触动着瞿秋白的内心,两年多的旅俄历程中,瞿秋白采访报道的革命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使国内民众第一次对列宁同志有了了解,他还曾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如实的向国内民众反映了情况,这两年的旅俄历程也使他产生了思想上的蜕变,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2.2.3 1923 1935 年:发展时期
  
  瞿秋白在 1923 年因为受到陈独秀的影响而返回中国,迅即组织开展中国革命工作,很快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当时瞿秋白以《新青年》等革命报刊作为思想理论阵地,相继撰写数百篇政论性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随后,瞿秋白接受党中央委托赶赴上海大学,在上海大学中先任学务长,后任社会学系主任和行政委员会委员。他所任教的社会学系是学校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个系,在校期间,他决意要把学校办好,为上海大学制定了教学计划和发展规划,对教学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规划制定的院系设置和课程方案,吸引了不少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在学生中有很高威望。当时的上海大学,尤其是瞿秋白任主任并授课的社会学系在国共合作时期,培养了大批干部,一时间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的主阵地,同时也是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堡垒。
  
  其后瞿秋白在我党的革命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参与了党的四大并选入中央核心领导层,领导了上海工人运动,并筹备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1927 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正式成为中共主要负责人,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等革命错误,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武装割据”等重要革命思想,直接参与策划了三大起义,这期间瞿秋白还深入工人群众,关注农民问题,亲自到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为党和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革命道路。随着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成熟,瞿秋白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日趋成熟了。
  
  1930 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小宗派向共产国际发出的情报中,根本否认了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将责任全推给李立三和中共中央,并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加之米夫的“十月来信”,把反共产国际的政治大帽扣到瞿秋白头上。12 月 12 日,共产国际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批判了瞿秋白的“错误”,认为他要为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未揭示在组织方面所采取的右倾主义立场”、“不忠于共产国际指示”等错误负责。米夫在  1931  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谋划解除瞿秋白的中央领导职务。但是瞿秋白凭着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和对革命的忠诚,瞿秋白很快找到了方向,转换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由一个政治家从新走上文学道路,同时负责革命任务。瞿秋白和鲁迅组建并管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开展一系列的革命文化运动,针对当时反动腐朽没落的文化现象提出批评,倡导文艺大众化,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建设工作,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学作品就有 150 万字以上。
  
  1933 年底,瞿秋白接到中央临时来电,受命去苏区工作,任中央执行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他抱着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态度,全身心投入到红色苏区的教育工作中去,他为苏区的教育工作制订了各项法规条例,注重学龄儿童的义务教育,并针对各种群众团体实施各类活动,把苏区老革命根据地教育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振兴了苏区的教育事业,提高了苏区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直至红军主力军从苏区撤走开始长征后,瞿秋白仍然带领着“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奔走于苏区各地,继续为党的文化事业努力着,直至被捕后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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