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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毛泽东关于妇女解放的探索及意义
【引言】毛泽东对妇女解放的研究引言
【第一章】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之理论分析
【第二章】毛泽东妇女解放观念之哲学视角
【第三章】毛泽东妇女解放理论之当代启示
【结语/参考文献】毛泽东妇女解放理念探析结语与参考文献
一、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之理论分析
"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是哲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妇女"、"妇女解放"作词源学意义上的考证及概念上的界定，进而对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分析。
（一）"妇女解放"概念的由来
1. 何为"妇女"
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妇"、"女"分开，以出嫁为界，未嫁为女，出嫁为妇。"妇"是所有已婚女子的统称，其繁体写作"妇",从字形看是笤帚和跪着的女人。《尔雅·释亲》有云："子之妻为妇。又女子已嫁曰妇。妇之言服也，服事於夫也".《说文解字》更为简练："妇，服也".《大戴礼记·本命》亦日："妇人，伏予".
这是声训的训释方法，服、伏与妇同声同韵，三者同源，从另一个侧面也揭示了"妇"的附庸地位。为人妇，则服于夫及其家族。"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与男性作为隶属于阶层的个体而受压迫不同，女性是作为群体受压迫。从出生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作为"女",自出生便被注定了低贱的地位。《诗经·小雅·斯干》载："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为人女，则服于父及其家族。在父系社会，女性无论处于何种年龄阶段，均从属于男性，与家庭、家族紧密相连。《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这样区分尊卑高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男性属阳，得尊位，女性属阴，处贱位。男女尊卑之别成为封建伦理秩序的起源。
及至近代，"妇女"开始合称。中国知识分子对"妇女"一词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 1898 年康有为的《请禁妇女裹足折》。总体来说，"妇女"一词的使用频率并不高。知识分子多用女界、女子、女性等不带"妇"的词汇来指称女性群体。1919 年，《新青年》9 卷 2 号刊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着作《妇女与社会主义》（部分章节由李达、李汉俊翻译），"妇女"开始进入马克思主义者的语境中。"妇女"一词融摄了未嫁、已嫁的群体层面的女性，与"无产阶级"、"劳工"等革命词汇相联系，包含有更多的政治意味。
新文化运动前期，毛泽东多用"女子"、"女士"来指称女性，如《女子革命军》、《女子自立问题》、《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在彻底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开始更多使用具有政治性和革命性的"妇女"一词，这里的"妇女"是除了男人和孩子以外的一切女性。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历史阶段，毛泽东进一步将"妇女"定义为成年劳动女性。因此，本文讨论的对象是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
2. 何为"妇女解放"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放"的释义为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的语境中，解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解放的前提是"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在吃穿最基本的物质要求无法满足的时候，人们的解放也无从谈起。"'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妇女解放必须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其作为人的主体性觉醒，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从而实现自由个性的全方位发展。
近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命题，起源于 14 世纪末在欧洲大陆风行一时的文艺复兴运动。上帝不再一统天下，神性开始让位于理性，人的发现成为强有力的社会思潮。经过几个世纪的持续酝酿，18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妇女解放"的提出，意味着人类站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来重新审视自己，对以往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开始全面反思。"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产生，母系氏族失去传统优势，妇女的地位一落千丈。退居家庭后的妇女，其作用在于家族"种"的繁衍，苦难的历程从此开启。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人类社会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阶段，但妇女陷入父权制中"非人"、"异化"状况却始终未曾改变。男性为保证财产的继承人是自己的子孙，要求确认血亲关系，因而，妇女成为男性的专属物。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积淀成规范。
从古希腊的智者提出"认识你自己"开始，人类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自身的追问。然而，哲学家们所探究的是无性别的人。理性之光鲜有观照到这一半的人，妇女是被遮蔽的存在。"妇女解放"一直淹没于主流的话语中，妇女的从属、依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先验事实。人类学家发现，世界各国无论其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却保持了惊人的一致。从欧洲十字军东征时期的"贞洁锁"到印度的"殉夫自焚",妇女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即私有财产而存在。
宋大儒朱熹编纂"四书"作为男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启蒙教材，妇女则被排除在正规教育之外，有相应的"女四书"规范其言行举止。东汉班昭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着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妇女训诫书籍--《女诫》，被誉为"万世女则之规",与后世的《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合称为"女四书"."女四书"强调妇女要明晰其卑弱地位的既定事实，要柔顺忍让，"将夫比天",使封建伦理纲常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中国人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国同构的宏大叙事中，女子要做的是牺牲自我，维护小家，成全大家。值得注意的是，"女四书"的作者均为女性，从侧面反应了千百年来古代中国妇女对男权的屈从已经积淀为社会集体心理。
在肉体上，妇女同样深受残害。自南唐以来，缠足之风盛行。为了迎合主流的审美标准，将来能够寻求一个好的"夫家",长辈们会给尚在幼年的女孩缠足。在被选择、被代表之后，经历了各种痛楚，被规训的成年女性逐渐认同父权制，又会主动为自己的下一代选择缠足。如此代代相传，循环往复。心态的自闭和体态的畸形，构成了束缚中国妇女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枷锁。
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妇女解放".他们的语境中，"妇女解放"首先是妇女权利的解放，进而是自由个性的张扬，使"人"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提高妇女的地位。对人性的叩问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关键词。
（二）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鸦片战争以降，清王朝危机四伏。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国人传统"华夏中心主义"的优越感逐渐消解。为自强求富，中国人开始走上向漫漫救国之路，这其中既包括器物层面的模仿，也包括制度层面的学习。另一方面，西方列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进一步转嫁国内矛盾，对外开拓殖民地，攫取特权，倾销商品，中国被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裹挟到现代化进程的裹挟中，保国救种，挽救民族危亡成为中国人的第一要务。各种思潮蜂拥而至，西方妇女解放的成功经验成为进步人士热议的话题。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妇女的主体性处于缺失状态，既无地位也无权利，终其一生为男权家族服务。追溯农耕文明时代，有"男耕女织"之说，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由此决定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封建礼法的约束下，古代女性的活动范围被限于家宅之内，灶台之间，即所谓的"私人领域".她们的使命除了生儿育女，为家族传承子嗣，还包括照顾家族成员（主要是男性）的生活起居以及简单的桑蚕纺织、缝纫活动。"妇女在家庭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长期的农业经济中女性的劳动是不可或缺的。"隋朝以后，妇女所生产的布匹不再独立地以自己的名义纳税，而是以户主男性的名义上交。在这里，妇女的劳动地位是被遮蔽的，经济贡献几乎被忽略不计。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洋纱"、"洋布"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严重冲击了传统家庭的棉纺织业。部分妇女为补贴家用，被迫走出家庭，进入资本主义纺织工厂，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产业女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走上了历史舞台。
西方传教士接踵东至，在宣扬教义的同时，他们热衷于传播西方文明，通过创办学校、翻译书籍、主办报刊等间接方式，期望以此来改造和征服中国人的思想文化。
1905 年，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在北京成立。在传教士的启发下，中国开明人士自筹经费，兴办女校，一时间，女子教育蔚然成风。在女校中，既有国文、英语、数理、地理等知识性课程，也有会计、护理、纺织等专技性课程。在女校接受职业化教育后，女学生们多从事教育、医务等工作。她们冲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跻身几乎被男性垄断的职场，成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在她们的身体力行下，"男女平等"的观念广泛传播，促进了女界的觉醒和社会风气的转变。
戊戌变法时期，妇女解放理论开始成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进入近代知识分子叙事视野。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妇女问题高度关注，并将其作为救国理论的重要方面。作为男性精英，他们将近代中华民族羸弱的原因归咎于妇女的"小脚",发起"不缠足"运动，期望通过改变妇女的身体来改变落后国民性，忽视了妇女实际上在家庭经济过程中承担的重要作用。此时的妇女解放从属于"富民强国"的政治目标。辛亥革命以后，民智渐开，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抨击封建礼教，将"男女平权"作为"民权主义"的一部分进行宣传，认为男女同在工商业上取得成功就是实现了"男女平权".
在时代的大变局中，毛泽东敏锐地把握到妇女解放运动的关键在于阶级解放，并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持续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从个人成长经历的角度而言，毛泽东在年幼时通过直观母亲作为"三纲之末"的遭遇，已经初步具有了"男女平等"的意识的萌芽。在《祭母文》中，毛泽东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皑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在母亲身上，毛泽东看到了传统东方女性的"温良恭俭让"以及"三纲五常"对女性的束缚与压迫，因此，他委婉道出了慈母在父权制之下的遗恨，"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到蔡锷、黄兴等，历经几百年数代人薪尽火传、经久持续，其中一以贯之的是"气化日新"的辩证发展观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湖南第一师范作为湖湘文化重镇，培养了毛泽东对妨碍社会发展、压抑个性旧秩序的强烈的反抗意识。恩师杨昌济学贯中西，一生多研读王船山着作，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船山之学，并鼓励毛泽东等以曾国藩、梁启超为行动楷模。寻根溯源，正是这种湖湘文化积淀使得青年毛泽东肩负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怀着"救民于水火"的伟大抱负，将目光投向社会弱势群体--广大的劳动妇女。
（三）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实质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对以往的哲学进行彻底清算，并引入黑格尔的实践观，建立起区别于思辨唯心主义的新的人的解放观。囿于精力所限，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宏大视野来讨论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和人的发展问题，探讨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妇女解放。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具有天然优势，自觉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中，创造了内涵丰富的妇女解放思想。
朱丽叶·米切尔这样描述道，"妇女的境遇有别于其他任何社会群体的境遇，因为她们并不是诸多孤立的团体中的一个，而是人类这个整体的一半。妇女是人类的基础。"在毛泽东这里，凝结成一句朴实无华、老少皆知的熟语："妇女能顶半边天".
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立足于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表达出一种革命性的本体论追求，即把妇女从一切"非人"或"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基于对其实际生存状态的考察，毛泽东发现了中国妇女的尴尬地位。"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因此，毛泽东在 1939 年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发出号召，鼓励革命区的妇女们团结起来反抗压迫。
尽管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不断渗透到古老中国社会的肌理。但在一定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的广大内陆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建筑于其上的封建宗法制度与观念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在封建伦理纲常的约束下，绝大部分妇女仍然固守于家中，依附于男性，并未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
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实质是，通过阶级革命，唤醒妇女的主体意识，改变妇女物化状态和从属地位，重新发掘其作为人的生命的意义。这里的"妇女解放"的终点并不仅仅是妇女走向社会，实现就业，更是生存意义上的解放，是妇女向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在占有自己本质的基础上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同时具有历史继承性，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妇女解放理论，并进行创造性的发挥。新的思想，越是能反应时代的特征，越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就越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接受，从而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在丰富的哲学素养支撑下，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经过长期发展，理论性和实践性取得了和谐统一。
与以往资产阶级宣扬的妇女解放不同，毛泽东不仅发现性别意义上的妇女，而且格外关注社会意义上的妇女的存在。毛泽东着重回答了"妇女是什么"、"妇女为什么"、"妇女怎么办"的问题，在这里，妇女是一个政治的、阶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所有问题的最终指向是"妇女解放何以可能"的命题。我们在第一部分曾经考察过，妇女的受压迫的起点在于社会分工。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对原有社会分工方式的变革，发动广大妇女走出家庭，从事社会事务劳动，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引起思想领域、社会实践领域的全方位的改变。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基本诉求是"男女平等",而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无差别的等同。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女性自发为争取生存空间发起的，而中国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是由"男权"话语所主导，"先天不足".毛泽东作为近现代妇女解放的先驱人物，是站在男权主义的立场上来"解放妇女".因此，妇女是"被解放的","妇女解放"并非发自妇女内心而是顺应潮流的运动。
必须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生产力不发达，文化相对落后，决定了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承担着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双重任务。同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走的是自上而下式的启蒙-觉醒-联合的道路。像男性一样（包括人身权、受教育权、参政权）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是争取自身解放的中国妇女（无论是上层妇女还是底层劳动妇女）最朴素的诉求。因此，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创造性发挥，为全体中国妇女尤其是广大农村劳动妇女打通了摆脱"奴役"的道路。
（四）毛泽东妇女解放的内容
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内在地包含生产力的解放、社会关系的解放、思想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四个方面内容。
1. 生产力的解放
《玩偶之家》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经典之作。一场家庭变故将海尔茂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开，妻子娜拉彻底认清了自己所扮演的"玩偶"角色，愤而出走。 "娜拉走后"曾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引发知识分子无限的热情，娜拉作为现代新女性的标杆受到了人们的热情颂扬。在一片欢歌中，鲁迅先生冷静思考，预设了娜拉走后的可能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高昂的启蒙理性触礁残酷的现实，其中端倪，毛泽东一语中的，经济"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
长久以来，绝大多数妇女被束缚于闺阁之中，从事琐屑而重复的家务劳动，没有额外的生活技能，失去了凭借自己的双脚立于大地的能力，其作为人的自由创造的本质处于被压抑状态。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使人与动物相区分，从而确证了人在世界和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妇女并非不从事劳动，而是在以家庭为核心的私人领域中的劳动不为社会所认可，妇女自身又缺少从事社会劳动的机会和必备技能，因此难以占据话语权。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分工，男性从事谋取生存资料的劳动创造财富，妇女所从事的是简单重复的家务劳动。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中总结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国难当头，当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发掘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迫在眉睫。毛泽东在对湖南农村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与富有阶级的妇女相比，贫农妇女在家庭事务的决策中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决定权，这是因为贫农妇女更多地参加劳动。更加佐证了对妇女进行生产力解放的可能性：在简单重复的家务劳动之外，广大劳动妇女大有作为！
以 1933 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调查为例：在寻乌，"女子和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来说，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在长冈乡，青壮年上前线御敌，"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在才溪乡，也有类似的情况。
从前，江西农村妇女多从事家务劳动及田间辅助性劳动，如帮担谷米、捡草、割禾等。苏区革命期间，前方战事连绵，对兵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后方男性劳动力数量大为减少。为了支援前方，苏区妇女开始学习犁田、耙田和插秧，逐渐成为生产劳动的主力军。查田运动、扩红运动、经济建设等多项运动，事实胜于雄辩地证明，妇女有能力从事生产性劳动，参与社会事务，并且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毛泽东强调了生产力解放对妇女自身解放的重大意义。"只有妇女积极起来劳动，逐渐做到在经济上能够独立并不依靠别人，"这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也是极其关键的一步。通过自身的劳动取得经济独立，不再仰人鼻息，赢得公婆、丈夫、社会的敬重。家庭地位的平等，才会有和谐的家庭气氛。就整个社会而言，"更容易提高和巩固妇女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地位，也才会使男女平等的各项法律有充分实现的强固基础。"
2. 社会关系的解放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处于社会之中，无时无刻不受社会关系的制约。要实现妇女解放，必须推翻那些使妇女受奴役、受压迫的旧的社会关系，重新构建崭新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关系。毛泽东从当时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将性别视角融入阶级分析中，创造了较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内涵更为丰富的"四权"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四权理论"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提出的着名论断，并被后来的妇女战线理论工作者一直沿用，对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论述了支配中国男子的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第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第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第三，由阎罗天子、城煌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压迫之下。
妇女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被异化的依附性的存在，其价值在于为家族传宗接代。
从经济上看，"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从政治上看，"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
从文化上看，"女子无才就是德"是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价值观，"愚妇"即"贤妇".
在毛泽东看来，妇女所遭受的诸多不公正待遇归根结底在于旧的社会关系，"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传统中国妇女地位的衡量标准是生育性劳动，所谓"母以子贵".
在毛泽东看来，旧式的性别分工让妇女局限于家庭之中，无法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分工模式的固化使妇女在生产性的劳动中没有话语权。男性在公共领域，获得政治、经济各种资源，形成复杂的社交网络。而妇女则被隔绝成原子化的个人，依附于男性，通过重复的家庭劳动和生育性劳动来获取男性及其家族所认可的"地位".世代更替，这种生产关系决定了男权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和复制。将妇女从旧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毛泽东鼓励妇女参与生产性劳动提升自己的地位，这是对旧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
在思想上认识到社会关系解放的重要性后，毛泽东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者，积极推进制度方面的变革，从而将妇女解放理论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期间，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制订并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土地"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妇女第一次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土地分配权，这是对传统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突破。1931 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苏区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女童工、青工与成年男女做同样的工作领同等的工资".
建国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的形式使之得以确定。在农业合作化期间，毛泽东提出，"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
从占有生产资料到享有同等的劳动报酬，新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3. 思想的解放。
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产生对社会的巨大推动力。然而，人类的认识能力具有局限性，受历史条件制约，在每一历史阶段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有限的。整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也是一部新旧思想反复博弈的斗争史。
毛泽东从"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思路出发，明确提出妇女解放需要妇女主动争取，而不能等待别人施舍，等待别人来解放自己；而获得自身解放的关键在于转变思想观念，重新争取尊严和权利。在 1919 年 7 月 14 日《湘江评论》上，毛泽东表达了朴素的平等观："或问女子的头和男子的头，实在是一样。女子的腰和男子的腰实在是一样。为甚么女子头上偏要高竖那招摇畏风的髻？女子腰间偏要紧缚那拖泥带水的裙？"从生理基础上看，男女是一样的人，无所谓高下低劣。就妇女群体而言，其主体性意识一直受到以男权为中心的主流意识的压制，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女性作为主体的身份被剥夺， 甚至被异化为男性统治的对象。
毛泽东所认为的思想解放并不单单是妇女群体的思想解放，还包括男性对于平等的向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妇女解放是男女双方共同的责任，缺失任何一方面的积极参与，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都无法真正完成。毛泽东认为，在人的解放过程中，男女两性解放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数千年来歧视女性的传统文化惯性，在束缚女性的同时也束缚了男性，妇女作为对象被直接奴役的同时，男性也受到间接奴役。随着男性作为人的解放的程度越高，他们对自己的妻子或女儿以及广大妇女的解放的希望就越迫切。
同时，毛泽东清醒的认识到，清除"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牵涉到思想意识的深层次变革，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还有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走向生产的劳动妇女不同于与早期产业女工为维持生计的迫不得已，而是带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积极主动参与其中。
4. 个性的解放。
妇女因为生理上的原因，承担了繁衍后代的重任。然后，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将妇女的自然属性单一化为"生育工具",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无节制的生育使妇女陷入繁琐的家庭事务中不得脱身，无法同男性一样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自由个性更无从谈起。
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体现和最高目标。自由个性是人从外界限制和束缚中解脱出来，根据自由意志选择发展道路，展现自我独特魅力。毛泽东始终推崇自由个性。1917 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主张："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着的《伦理学原理》时，他写下大量批注，如"发达个性","崇尚个性".
妇女的个性解放，首先源于对自身境遇的深刻认知。毛泽东注重发掘女性的内省精神，能够自发的认识到自己的困境并积极去改变。1919 年 11 月 15 日，赵五贞自杀事件成为毛泽东对妇女问题关注的起始点。从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8 日，毛泽东在《大公报》、《女界钟》等刊物上连续发表 10 篇评论文章。在"母家、夫家、社会"三网合逼之下，赵女士的"个案悲剧"在于没有平等的人格，个性解放更无从谈起。通过将中西方家庭进行对比，毛泽东得出"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赵女士的自杀是在自投无路的境遇下的极端抗争，蕴含着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他高度评价了赵女士身上所体现出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虽死犹生，是"有人格的得生",警醒了仍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广大受压迫的妇女。毛泽东声明，"愿率天下人齐声高呼：'赵女士万岁'",为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不懈奋斗。在这里的毛泽东仍然属于激进民主主义范畴，"天下类似于赵女士父母的父母都要入狱。"妇女的个性解放的基础是摆脱无节制的生育状态，能够在生育劳动之外发掘自身的潜在价值。在意识到无节制生育给妇女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阻碍其自由个性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了有计划地生育政策，主张对人类自身的生产实行计划化。1956 年 10 月12 日，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首先提出了计划生育问题，并提出设想，"夫妇之间应该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1957 年 10月 9 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指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妇女的个性解放具体表现对服饰选择的转变。从性别层面而言，毛泽东关于妇女个性解放的思想内在的包含了要发挥女性异于男性的独特气质，具体表现在提倡服饰多样化。"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毛泽东为女民兵照片的即兴题词，后来成为文革期间的响亮口号。这里的"红装"指的是迎合男权社会的传统审美观。
"武装"是对传统女性装扮的挑战，其实质是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毛泽东从象征意义上盛赞"武装",表明了对中国妇女新的精神面貌的热切期盼。
曾经有一段时间，男女服饰的样式、颜色趋同，表明了广大妇女参与新生活的迫切愿望，急于同以往的旧形象划清界限。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就男女服饰的趋同发表了看法，"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形式上的单一性往往会抹杀两性气质的多样性。由此可见，毛泽东所理解的妇女解放，不是对立冲突，也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尊重男女两性性别差异的基础上的和谐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