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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
【第一章】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绪论
【第二章】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表征
【3.1 3.2】马克思早期对异化劳动的现实探索
【3.3 3.4】马克思晚期对剩余价值的现实探索
【第四章】解放的主题:马克思治愈“病态社会”的良剂
【结语/参考文献】走向现实社会的马克思哲学结语与参考文献
3 马克思哲学回到现实问题的辩证觉解
3.1 从思辨走向现实
3.1.1 由思辨转向现实的缘由
在前面,我们厘清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旨趣在超验的思辨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的卓越贡献在于实现了现实的转向。依我来看,马克思能够实现这种转向的原因是两个方面的体现:一般背景和知识依据。就一般背景而言,马克思的故乡莱茵省是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最为发达的地区,这为各种理论思潮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各种思潮在黎明前的德国激烈厮杀碰撞。可以说,这拓展了马克思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理论视野;更为特别的是,马克思一生漂泊不定,没有进行过正规化的大学体制的教育,反而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他更能重视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思考。就知识依据而言,黑格尔是马克思走向现实视域的一个不可跨越的中间环节,马克思正是通过扬弃黑格尔的时代精神来达到现实转向的,在此我们将重点探讨。
3.1.2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时代精神的扬弃
洛维特曾指出,黑格尔哲学的时代精神表征了思辨与现实同一的原则,它也是马克思的重要原则。也就是说,黑格尔与马克思密切相关,不可分离。这体现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就是:“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然而,正是对思辨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进一步认识,使马克思和黑格尔最终分道扬镳了,因为黑格尔最终把他的目标下降到对现实社会的真正妥协,而马克思却把它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颠覆。从这个本质性的区别可以看出,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体现出来的,他是马克思在执着于哲学探索的道路上慢慢形成的。正是这样的关系才成就了马克思能够在黑格尔思想基础上对其进行扬弃,从而真正地找到自己理论发展的生命轨迹。所以,要真正洞穿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改变以往单一的重批判而轻传承的理论方式,也唯有进入到马克思哲学文本视阈中,才是妥当。
青年马克思一开始接受的是康德--费希特哲学的熏陶,并遵照他们的模式进行哲学思考。然而 1841 年他患病期间,通过黑格尔学生甘斯的推动影响下,他从头至尾研读了黑格尔的着作,尤其被黑格尔辩证法和法哲学的精神所迷恋,这开始转变了他对黑格尔哲学一贯的轻蔑态度,并从此告别了康德哲学而与黑格尔结下了一生的良缘。这之后,在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理论的吸收和批判及对《博士论文》创作洗礼的过程中,一向尊重现实权威的马克思很快就发现“帷幕降了下来……我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假如说神先前是超凡脱俗的,那么现在它开始成为尘世的中心。”1在此,思辨与现实的时代精神开始达到同一了。
但马克思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脉动在不断地进步的,尤其早年的他,通过对黑格尔时代精神的扬弃,实现了哲学向现实的转向。欲清楚地知晓这种扬弃的运作,还须走进马克思现实探索的逻辑进程中。首先,马克思对自由和物质利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这时的他仍然深深地打着黑格尔思辨自由观的烙印。但也表达了他对黑格尔的超越或叛离。通过莱茵省的激烈辩论,他给出了自由观点的新认识。
即自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范畴而是一个实在现实的问题,以此为出发点,他觉察到隐匿在阶级差别下面的不同的实际物质利益问题,它是造成各个阶级差异的根本原因,这就一定限度上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自由观。很明显,思辨与现实的斗争不断地缠绕着马克思。
自由问题争辩后,马克思仍就处在思辨与现实的斗争纠结中,只不过又向前进了一步,这主要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国家观来实现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为了找到那个疑惑,我完成的第一个着作便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解析”.
两个方面驱使他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通过《莱茵报》官方的批驳和论战,马克思痛感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关注不够,影响了他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意见的阐述,这令他苦恼不堪,所以直接促使其研究经济学,并研究国家与法的问题;另一方面,费尔巴哈《临时纲要》的出版,给迷途中的马克思带来了光明。通过细致地剖析,马克思逐步地走出了黑格尔哲学的桎梏。马克思批驳的对象就是黑格尔的时代精神。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弊端就是把思辨与现实的关系头足倒置,思辨成了主宰一切的独立神,而现实却成了思辨的附加因素。于是马克思得到这样一个重要论点: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马克思又说到,它才是国家得以运演的不竭源动力,这就与黑格尔的思辨国家观截然相反了,从而与他划清了界限。
通过以上的阐述,我们清楚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是越发地坚定而强烈。
从对思辨与现实斗争纠结造成的理论困惑,到对黑格尔思辨与现实同一的时代精神的合理判定,最后到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理论表达,马克思在思想的道路上继续探索着。
3.2 马克思早期对异化劳动的现实探索
3.2.1 对马克思从哲学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分析
马克思把思想定位由哲学领域转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其个中缘由多种多样,概括地说,体现在:(1)第一次遇到的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除此之外,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认为自己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对思潮本身进行批判性的认识,他由此注意到社会问题便开始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着作。(2)黑格尔法哲学中涉及的经济学内容阐述施以马克思重大影响。根据卢卡奇的观点,黑格尔是“唯一严肃认真分析英国工业革命问题的德国思想家。唯一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同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
通过对斯密、斯图尔特等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黑格尔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经济学的看法,他将其叫做在现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门学科中的一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形成的特殊理论着作成果,不能不说深受黑格尔的作用。(3)蒲鲁东、赫斯和早年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批判等更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对蒲鲁东来说,他关于经济学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如社会历史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发展取决于规律等等,都对马克思产生一些影响;对赫斯来说,与马克思很早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赫斯把货币本质的剖析推衍到社会经济领域中去的做法,给这一期间的马克思思想以直接触动;对早年恩格斯来说,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可以说是促使马克思转向经济学批判的最直接动因。这个《大纲》得到了马克思的中肯而且在他的许多着作中涉及过。总之,在黑格尔、蒲鲁东、赫斯和早年恩格斯等的影响下,在马克思已经确定剔除私有制是为更好地完善现实社会的前提下,批判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必需了。马克思在 1844年间转入对此问题的研究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样,在马克思的视界中浮现出了一幅更为现实的生活世界画卷,这激励他对现实社会展开畅快淋漓的探索。
3.2.2 异化劳动的界定及其渊源
在 1844 年前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钻研是卓有成效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全书的主旨就是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思想,它是马克思进行实践探索的第一站。从异化劳动的原因分析。传统上,人们认为分工和私有制是产生异化的原因。
这种解释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上。“从根本上说,分工,私有制和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片面发展,导致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此种解释不仅把分工,私有制作为异化的原因,而且将其理解为根本原因。首先,应该肯定这种对异化的解释是有它的积极价值的。异化确实同分工,私有制有着直接性的联系,而且这种理解对于人们理解异化的扬弃也有很大助益。但也应同时看到这种传统解释的局限性,即这种理解仅仅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层次,只是一种对异化原因的现象解释。显然,这种理解是有悖于哲学本性的,因为哲学就是一种“穷根究底”的学问。
在我看来,探讨异化原因必须结合人类的生命存在本性:“种生命”和“类生命”.“类生命”这种人所独一无二的生命存在方式是异化的根本性,基础性的深层原因。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这句话表明,动物的唯一生命特性是“种生命”.动物与它本身的生命活动是相依的,“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动物就是现成的摆在那里的东西,从出生到成长,再到死亡,动物所能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它的肉体形态,大小以及生存技能等等。在大自然面前,它是种被动的,消极的生命存在。所以说,动物所具有的仅仅是“种生命”存在,动物的这种“种生命”存在不仅仅是被动的消极的静止的,而且还是狭隘的,片面和单一的。“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显然,这种与大自然直接同一的“种生命”存在特性是无法使个体异化的。
而人类则不同,“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从这一点看,人与动物是同一的,都是一种“种生命”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人是一种超越了“种生命”这种自然存在的,具有“类生命”的社会生命存在的特殊存在物。“类生命”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即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
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两层含义,第一:人不仅仅是又“种生命”的存在,而且还是“类生命”的存在,是二者的同一。第二:人的“类生命”的特质就在于“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也即实践劳动。或者说,人的“类生命”是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
实践劳动使人获得了“类生命”的生命存在特性,使人与动物相区别。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人的异化原因的深层根源提供了钥匙。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了人类劳动异化的特性。在我看来,这些特性从根本上讲,都是根源于奠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类生命”特性。显然,人的这种“类生命”特性是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直接相关的。“人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能够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进行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需要结成一定关系,即生产关系。人便获得超越与动物式的“类生命”特性,同时分工产生,私有制出现,因此,异化也随之出现。劳动异化的特性也在人类历史中展开。
要而言之,从根本上讲,传统的对于异化原因归结为分工,私有制是表面的,现象性的理解。而基于劳动实践的“类特性”这一人的第二重社会生命特性的存在则是其始源性,基础性和深层性的原因。
从异化的渊源来分析。17 世纪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第一次用异化概念说明权利转让,社会契约论者也赞同这个观点。但给异化赋予真正内涵的当属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他们将其提到哲学的高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黑格尔哲学中,异化有三个不同的运演形式:即第一个是从绝对理性到自然界再到主观精神。
即绝对理性异化出自然界,之后又扬弃异化通过自然界回到精神的过程。这里,异化的本体为绝对理性,它把一切现存的事物理解为正(逻辑学)--反(自然哲学)--合(精神哲学)的辩证运动;第二个异化形式是从伦理到教化再到道德;第三个异化是奴隶通过劳动的中间环节来扬弃异化,也就是从奴役意识到劳动再到自在自为的意识。这个异化过程对马克思的作用甚广,在《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主人和奴隶”一节中,真实再现了异化的过程,凸显了劳动的作用。简单地说,自我意识包含两个环节,即主人与奴隶,前者是独立性的,后者是依附性的,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开。但值得注意的是,主奴之间还是斗争着并转化着的。它们的关系是:奴隶本来是主人的奴隶,但通过劳动的中介最终成为了主人的主人,而主人被动地处在依附于奴隶的位置。黑格尔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只有通过劳动,奴隶才认识了自我,使自己真正获得了完满性。马克思说:“黑格尔《现象学》的伟大成果--辩证法,其伟大之处就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即是,它更好地印证了对马克思成就异化理论的直接作用。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异化观,他从人本主义出发,从批判宗教的角度论述异化,提出了从人到上帝再到人的异化过程,即通过人的本质异化出上帝,再扬弃圣灵意义上的上帝,最终回到真正人的意义上的上帝。他的这个提法给马克思等人以卓越地作用,马克思《手稿》的逻辑建构就直接内涵了他关于从人的存在到异化再到复归的行文思路。
经济学(主要是英法国民经济学)是马克思异化理论形成的必要前提。异化劳动理论是在前贤劳动真理论基础上的有力拓展,是对前人理论的革命性创造。追寻国民经济学历史轨迹可知,早期的经济学派认为私有财产对人说来仅是客体性的存在(如金钱等);之后的经济学派把劳动视为劳动生产的第一因素,他们体察到劳动是形成财产的主体性存在;斯密事实地推进了私有财产由客体性向主体性的转移,并认识到财产存在于一般劳动之中;李嘉图则把劳动提升为国民经济学的第一原则。
马克思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手稿》“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很好地论证了其对自己的作用。尽管,国民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劳动客体与劳动主体契合的秘密,但因为他们把资本家追求的私欲作为终极目的,所以就无法看到劳动者及其产品关系隐匿下的异化劳动的本性。而马克思虽然使用了国民经济学的一些语句和思想,主要是劳动真理论,但他特别从劳动者的实际情形出发,深刻明晰了私有制下存在的异化劳动的本质特征,深重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社会。
当然,除此之外,马克思真正地将异化观念引入到经济学视阈,从学理层面讲,中间还需要经过一些实际的过程,即经过了对宗教、政治和经济异化等的批判,如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异化和赫斯政治经济异化等的批判就说明了此问题。从现实层面讲,还在于马克思本人先进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推动。总而言之,马克思是实在地吸收了黑格尔的劳动异化论,并经过经济学的中间环节,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发挥为劳动的本质,并指认它是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标识。此即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经济学及费尔巴哈的超越。在历经了如此一番内转后,马克思将《穆勒笔记》中重点阐释的谋生劳动理论上升到了异化劳动理论。
3.2.3 对异化作为剖析现实社会思想武器的全面剖析异化劳动理论体现了四个层面的特征:
首先,劳动者与他的产品的异化。这是进入此理论的直接入口点。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产品本是劳动者自身力量的对象化,但却与它的发动者产生了对峙,对象化成为了失去对象,反而被对象摧残。劳动者本应享有的东西现在却成了不是自己的东西。马克思简洁地规定了这样关系:“劳动者对自己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这就是“物的异化”层次。
马克思指出,劳动者与产品的异化关系,只是一种结果,而问题的实质不是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而是在生产活动本身之中。“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马克思描述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表现:劳动对人来说是外在的,它不是肯定自身的自由自在劳动,而是否定自身的非情愿的强迫劳动。劳动不是劳动者自身的需要,而只是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劳动原本是人的内在本质,现在却成了这般,人只是在运用自己动物式的能力时才觉得自己是人,而人在生产自我行为时反而觉得自己是动物。这就是异化劳动的第二个特征,即马克思强调指出的: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异化,也就是“自我异化”层次。
依据以上两个特征的考察,马克思论证了异化劳动的第三个特性:人与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指出,人是一种非个体的类的存在。首先人和其他物种一样都是自然存在的类,但人又与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人还是精神活动的生命体,其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劳动。在异化劳动情境中,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类生活的对象化:
人在精神活动中理性地完善自己,并能动地和现实地实现自己,进而在其所创造的世界中直面自身。而异化劳动颠倒了这种关系,使人的劳动异在化为仅是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从而也就掠夺了人的类生活。
因此,实际表现出来的类本质,就是被异化了的类本质。此为“类本质异化”层次。
最后,马克思得出,劳动者与产品、劳动本身、类本质的异化的必然后果就是人与人的异化。当劳动者与产品、劳动本身相敌对的时候,一切的东西一定只归属于一个与劳动者区别的外人,即资本家,这后来一定会显现人与他人的异化。“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化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1一般地说,人与自己的关系只有通过和他人的关系来呈现,对他自己来说才是真正的现实关系。总之,在异化劳动中,人与人之间是异化着的。这就是“人的异化”层次。
很明显,马克思从第一层次的基本事实出发,从现象追到本质,进入了第二层次,它们是异化劳动理论中的实质性规定。马克思在达到这样认识后,涉足到对异化劳动主体的讨论,即人与人类本质的异化,也就是第三、四层次,这充分加深了对异化劳动的理解,进而形成了此结论中带有实质性的规定。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不同,马克思重点区分了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依照马克思的理解,前者是人对自然加以创造性的劳动,它是人类进行一切发展的现实基础,所以这种劳动时时存在。而后者是特指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的劳动,它是必须加以消灭的劳动。可见,前者就是平常意义上的具体劳动,它是人的本质性劳动;而异化劳动是特殊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他所生活的社会就是一个异化横行的社会,而不是对象化劳动的社会;是一个到处受资本家剥削,毫无人的尊严和地位的社会。
此时,现实社会中交织着两种逻辑的矛盾,从他们的理论旨趣来看,都是为证明共产主义服务的。从现实层面说,马克思感到国民经济学不可能担当领导革命的任务,因为其理论本身具有对资本主义的妥协性,只有通过人的逻辑环节方可实现革命的意图。但是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又面对另外的困惑。即从德国古典哲学脱胎换骨而来的人的逻辑固然可以论证共产主义,但它如果不能以现实历史为线索,就找不到合理的方向,也只能是枉费的空谈。很明显,这里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在实证地分析现实的同时,批判性创造性地得出现实的革命道路。虽然《手稿》还没有达到一种历史辩证的高度,还不能真正意义上来突破这种矛盾关系,但是它作为通向历史逻辑的一个强有力的中介过程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独树一帜的。马克思在阐释了异化劳动的范畴后,便试图着手解决这种矛盾的关系。
马克思说,从国民经济学得出私有财产的结果是异化劳动的产生,但深入分析表明,尽管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据是私有财产,但确切地说,私有财产才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最后,它们的关系变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们这种紧密契合的关系说明了对其批判是同时态进行的。所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这个定义,可以作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初步界定,同时也可以认为是马克思对改变这种矛盾关系的初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