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道德行为的成本过高
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理性的个体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他们能够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以最小的牺牲获取自我的最大利益。面对突如其来的紧急事件，“经济人”会认真权衡自身的成本与收益，即“做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依据净效用而做出决策。这里的成本包括自己需要付出的时间、经济成本、人身风险，以及行为可能招致的报复等； 效益则主要指个人因道德行为而可能带来的物质以及精神的鼓励。如果做这事能获得超出成本支出的收益，我就去做； 反之，则只会三缄其口，冷眼旁观了。然而，由于助人行为自身的复杂性，以及目前的种种制度安排，遵从道德行为往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浙江省公安机关2010 年展开了一次对见义勇为英雄人物生活现状的调查，结果令人堪忧。全省 20 多年来评选出的451 名省级见义勇为先进模范人物中，有 8 成以上生活困难[15].此外，为了吸引眼球，新闻媒体往往也更热衷于报道一些“德福不一致”的反道德行为，这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道德行为收益率的预期度。
因此，不解决“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实境况，提升道德行为者的成本收益率，只能让更多的人在遭遇紧急情况时，放弃对他人的帮助。
3. 弱势群体的社会焦虑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经济物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弱”主要体现在经济物质地位上。他们在财产收入、消费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经常面临着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经济地位上的困窘与个体尊严和声望的丧失紧密相联系，并伴随着与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的排斥，这种排斥涉及文化上、心理上、道德上和政治参与等方方面面。社会资源的匮乏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个体的经济贫困。相比于一般人，弱势群体更容易感受到未来潜在风险不可预期的压力，因而常常滋生苦闷彷徨、悲观失望甚至仇视社会的情绪。当个体整天为生活生存而奔波时，他所有的行为自然是指向生存，提出“道德能当饭吃么”的质疑便再正常不过了。马克思就曾对贫困与道德堕落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说明： “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16]（ P759）更让人忧心的是，由于我国现行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社会焦虑已经由“弱势群体”的专利演变成社会的普遍心态： 大学生愁就业、适龄男女愁婚姻、青年白领愁买房、老人们愁看病愁养老、农民工们愁小孩教育……当这种“弱势心态”在全社会普遍蔓延开来的时候，更多关心自己而较少关心别人心态的普遍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伦理学视角下“旁观”现象的成因
万俊人先生曾将旁观现象称之为道德冷漠，在他看来，旁观是道德情感、道德责任感和道德同情心缺乏的表现，是个体对自我道德主体性的消极否定。
从最深层次意义上说，当前人们道德行为上的危机，其根源就在于诸如互助、公正等基石性道德理念的危机。
1. 道德世界的“祛魅”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工具理性”驱逐“价值理性”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在这个技术主义君临一切的时代，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了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之神”,“它将自己的恶行和罪过定义为自己（ 发展） 不充分的结果，将由此导致的问题定义为需要更多的自身”[17]（ P220）.没有了上帝，没有了崇高、神圣与超越，随之而来的便是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复杂局面的来临，以及庸俗、低俗、媚俗文化生活的泛滥。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出现，为人的精神成长、价值选择提供了新的契机，是社会通向民主、自由的必由之路。但过分强调个体对自我精神的主宰，直接导致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以打破陈规戒律、张扬个性、寻觅新奇为自我实现的目标。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生活，也极大地冲击了文化应展现的深刻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没有“目的”（ intent） 、“意图”（ purpose） 、“目的地”（ destination） ,没有了善与恶的界限，人们必然会因无法领悟人生的真正意义，而感到心灵空虚、冷漠、苦闷。雅斯贝斯就曾感叹： “我们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实存之空虚。这是一种即使古典时代最激烈的怀疑论也难以避免的空虚感。”[12]（ P18）
2. 传统道德消极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儒家文化为主导，重视人伦关系，强调“和为贵”的价值理念，其基本的道德范畴，如仁、义、礼、忠、信、孝等，都凸显了利他性，由此孕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和谐观念和兼容并蓄的胸怀。但也正是这种过分强调“和”与“中庸”的思想，在实际生活中，催生了中国国民“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等德性，“枪打出头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明哲保身的格言，在民间大行其道。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比较中英两国母亲给儿子的临终遗训时就提到，英国母亲常说： “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地回答人家的问话”,而中国母亲总是千叮万嘱： “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由此，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18]（ P35）.这些逆来顺受、无事即安的消极性道德品格的积淀，无疑对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仍有深远的影响。现实生活的“老好人”们，常常自以为真正领略到了人生的“真谛”,殊不知，他们越是向邪恶势力让步，邪恶势力越是猖獗。诚然，在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除暴安良、仗义疏财的侠义精神，但这种积极的文化品格并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反而被社会越轨群体所盗用，逐步演化为江湖义气，助长了为非作歹者的嚣张气焰。
3. 非正义性制度的存在
虽说个人内在良知是支配个人行为的决定因素，但个人道德是社会制度德性的折射。在讨论资本家个人行为与剥削制度关系的时候，马克思就提出：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6]（ P10）在阐述“非正义行为”泛滥原因时，慈继伟先生提出： “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效仿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成为泛滥。”[19（ P1）这些精辟的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制度德性（ 正义） 与个体道德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公平正义在我国真正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性。2008 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就明确提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然而，从现实来看，宏观领域，贫富差距过大、教育资源不均衡、贪污腐败严重、司法不公、环境恶化等现象大量存在； 微观领域，舍己救人、见义勇为者在付出伤残乃至牺牲的代价后，在精神或物质上却难以得到相应的补偿。离开了社会制度“善”的基础和保证，一味地要求个体在社会化生存竞争中道德地生活，无异于舍本求末。
五 结论
除上述学科外，传播学、法学等也纷纷从自己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如现代传播学认为，由于“电 视 只 有 一 种 不 变 的 声 音---娱 乐 的 声音”[20]（ P106）.无论多么令人痛心的人间悲剧，通过娱乐化的电视图像，沉重感就会瞬间大幅减轻。久而久之，苦难也就融入了世俗的日常生活，失去了其本应有的震撼力。不少法学界专家认为，人们想做好事却又不敢去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好心救人者反遭诬陷，英雄“流血又流泪”事实的存在。因此，通过必要的立法形式，为救人者规避可能遭受的法律风险，是促进社会风气好转的关键。
综而观之，当前对“旁观”现象的成因研究确实丰富而复杂。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上述各种理论视角之间是有一定联系有时甚至是重合的。相比较而言，心理学侧重对个体心理的分析，将微观层面看作是“低社会行为”成因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低社会行为”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更加普遍，却罕见于传统的俗民社会？ 社会学从宏观层面提出，当代社会结构秩序的变动是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关键因素。经济学则认为助人行为的成本低于预期收益，是导致冷漠旁观的形成机制。事实上，诸如见义勇为之类置自身利益而不顾的行为，并非全然是人的理性行为，也并非人本性行为的体现。爱心有时需要的是道德冲动，过度的理性计算只能导致爱心的匮乏。无论从社会学还是经济学角度，都将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个群体中有的个体能够有见义勇为的道德冲动，有的个体则难以形成这种道德冲动”的问题。而伦理学则将微观的个体心理基础和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统一起来，从个体道德信仰、公民文化、社会制度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理论图景。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曾经说过： “社会事实是人类行为的结果……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研究工作者的分类之手人为地抽出了经济的事实。”[21]（ P5）“旁观”本质上是道德现象，社会科学家们只有摒弃单一学科的偏见，立足于伦理学，同时借鉴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多视角的相关成果，才能真正把握“旁观”现象的产生机制，并在引导旁观者向见义勇为者转化的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进展。
参考文献：
[1]高德胜。 电子媒介与“旁观者”的生产[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 12） .
[2]黄岩。“旁观者”的现代生产及其超越[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6） .
[3]马丁·霍夫曼。 移情与道德发展[M]. 杨韶刚，万明，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王益明。“不信春风唤不回”---“见危不救”心理障碍的破除[J]. 道德与文明，1995（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