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即以超然的心态置身事外，静观事态的发展。一般而言，“旁观”是不论观之对象的，如观看表演、观看电影等。本文所探讨的“旁观”,特指当他人或社会公共生活受到侵害时，在场的目击者一味消极观望或等待，没有积极行动起来，最终导致悲剧或苦难发生的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都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旁观”这一“现代社会病”的愈演愈烈，也引起不同学科专家对其成因的高度关注，如美国心理学家达利（ John M. Darley） 与拉塔尼（ Bibb Latane） 提出的“旁观者效应”理论，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 Zugmunt Bauman） 提出的“个体化社会”理论，法国哲学家雅卡尔（ A.Jacquard） 提出的“社会分工”理论，我国学者高德胜提出的“电子媒介”影响理论[1]（ P30 -37）……笔者在前期研究中也指出，由现代性而引发的“理性经济人”“陌生人社会”“技术主义时代”是当代旁观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2]（ P18 -23）.众多的理论分析恰恰表明了旁观现象成因的复杂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任何单纯某一学科的理论均无法为我们提供满意的答案，旁观现象也不单单是现代性问题，只有进行多学科的比较与分析，真正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才能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找出其内在的规律性。
一 心理学视角下“旁观”现象的成因
人与人之间因情感阻滞而引起的冷漠行为，在心理学界被称为“低社会行为”（ under - social be-havior） ,即强调主体行为与社会价值取向的相背离性。美国着名心理学家霍夫曼提出，个体作为自然的旁观者，当目睹别人遭受痛苦或忧伤（ 身体的、情绪的、经济的） 时，具有设身处地进行设想和体验的能力，即移情忧伤能力，这种移情忧伤是一种亲社会动机。作为“由圣洁的移情忧伤制造的助人机器”[3]（ P38）,人类之所以选择以冷漠的姿态对待陷入困境的他人，其心理原因是复杂和深层的。
1. 基本的归因错误
在紧急情境中，目击者能否具有足够的人际认知敏感性，是影响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
“研究表明，当遇难者本人直接呼喊求救时，有 80%的旁观者伸出援助之手。可如果他只是痛苦地呻吟，只有 29% 的旁观者帮助他。”[4]（ P30 -31）在应急事件突发的时候，人们很难完全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于认知敏感性缺乏的人群而言，是否发生了非同寻常且需要救助的特殊事故都不能确认，自然会在行动上犹豫不决，以免自己的不当举动引来别人的嘲笑。此外，在原因信息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人们会自发地对事件进行推断和猜测，即心理学上所说的归因。在归因过程中，人们更注重于主体自身的个体特征，并倾向于认为是受害者自己的不当行为导致了自身的不幸，而相对忽视引起行为的外部情景因素，以便支持他们“对一个公正世界的信念”（ 如果我不那样做，我就是安全的）[3]（ P106）.如有的人倾向于认为独身女子深夜行走，而遭致强奸或抢劫，其实并不值得同情，因为她们自己过于愚蠢或缺少安全意识。依赖于这种基本的归因错误，目击者和受害者之间会产生一定的心理距离，这种距离感能减少目击者的移情忧伤动机。如果将突发事件完全归因于可控制的内部因素，就可能萌发不助人的动机。
2. 消极的道德情感体验
人的道德情感有正负之分，正情感会增加个体助人的可能性，负情感则会抑制其助人行为。作为一种复杂的个体和社会情感，道德情感渗透在道德行为的动机之中，忽略情感在主体道德行为系统中的调控基础，个体的人格大厦将无从矗立。然而，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在现实情境中，人们往往直接或间接感受到过多的消极道德情感体验。如见义勇为者反而被人误解、嘲讽； 救护受伤者反而被讹为肇事者； ……这些消极道德情感的沉积，侵蚀了人们固有的道德信仰。现代心理学认为： “无论一个人多么关心他人，当碎石掉落下来的时候，个体首先想到的是他自己： 他或她并不是他人。”[3]（ P1）因此，当遇到突发事件时，人们内心的助人动机与强烈的自我中心动机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围绕着经济、时间、机会的损失等，人们往往会思忖再三。这样的思忖人们一般也是会理解的，虽说助人能让自己精神上感觉到些许享受，但毕竟维护个体自身的存在，才是其他一切价值存在的前提。心理学家肖（ Shaw） 、博森（ Batson） 和托德（ Todd,1994） 的实验证明，人们在助人时更倾向于帮助那种只需付出很少代价的受害者，过高的潜在损失会导致他们对移情表示怀疑，抑制其救助他人的意愿。在消极的道德情感体验下，这一潜在损失被无限夸大，进而导致个体移情受阻、助人动机减落。
3.“旁观者效应”引发的责任分散
1964 年，在美国纽约的一家公园内，年轻的酒吧经理被人深夜刺死，38 个邻居目睹该案件或听到被害者的呼救声，而无一人采取任何救助行为。为了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心理学家达利和拉塔恩在1968 年进行了一个经典研究，研究发现，在突发性的紧急情景中，旁观的人数越多，救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小，因为它激活了“责任分散”的假设。所谓“责任扩散”,即在紧急事件中，由于临时聚集起来的人群具有匿名效应，感受到来自事件本身以及周围旁观者无形压力的个体，为了更好保全自己并合法逃避压力，容易将见危不救所产生的负罪感分担到他人身上，从而降低自己可能受到的良心谴责。
他们常常这样自我安慰，在所有的观众之中，比我身体好、条件好的人多得是，凭什么要我出去救人呢？对这种“众趋人格”的缺陷，鲁迅先生曾对之进行过入木三分的刻画。可悲的是，“看客”心理不仅没有随着物质文明的增加而减少，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通病。许多人甚至为自己的冷漠找到了文明的理由： 行为的冷漠不是反道德的恶，而是一种道德中立，是一种追求自我的表征。
二 社会学视角下“旁观”现象的成因
紧急情况下众人的冷漠行为在社会学中称为集体性坐视不救。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冷漠虽是以个体行为表现出来，但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是社会风气颓废到严重状态的信号。
1.“流动的现代性”导致道德义务的缺位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5]（ P34）在前现代社会，人类通过公开透明的“高密度社会交往”来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借此克服危险、保全自身。
但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由于职业和居住场所的快速变动性，即使是居住在同一小区的人们也基本上互不相识。在匿名的应急情景中，人们的行为动机无须考虑亲属、朋友的“面子”问题，也无须过多考虑事件对自己今后的影响问题，“由于大家觉得反正别人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很容易产生一个现象，那就是社会责任感的降低。……出了事情他不管，别人也不会说他什么”[6]（ P56 -57）.更何况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7]（ P33）.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7]（ P29）.因此，当道德义务推到突发事件的“陌生人”身上时，传统道德的约束力量也就自然荡然无存。
2. 加速的“解放”催生了个体人的膨胀
所谓“解放”,是“从某种阻碍或阻扰运动的羁绊中获取自由”,“开始感受到运动或行动的自由”[8]（ P24）.现代人的解放，首先是不用再饱受物质匮乏所带来的种种痛苦。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物质欲望。把“听话的身体”变成“享用的身体”,不仅不会受到“欲壑难填”之类罪名的指责，反而成为衡量个人是否有进取心的标志。其次是性爱的彻底革命，后现代的性爱没有与性生殖或情爱结成联盟，它不受约束，肆无忌惮，放任自流。如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观已沦为陈词滥调，“闪婚闪离”是速食爱情时代的产物，家庭结构已经由“石器时代”进入到“瓷器时代”.对个人隐私权的重视，也是个体解放的显着标志，“每个人有一个个人自我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不能受政府、家庭、父母的干扰。这个空间不能保住，那么人的尊严、人权就要受到限制”[9]（ P180）.在为个体“解放”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公共生活与人际道德同时被看作是阻碍个体解放的因素而被抛弃了，对于关心自身利益的个体而言，为了共同利益哪怕只需在集会广场上进行磋商，似乎一种时间和精力的浪费。遵守法律和规则似乎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 只要自己的行为不违法，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即便别人正处于生死关头，我同样可以淡然面对。
3. 精细化的分工降低了个体社会的归属感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10]（ P520）精细的社会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让现代人从事无巨细的繁杂劳动中“脱域”出来。在一个效率和效益成为关键字眼的社会里，个体为了获得更加精深的专业技术，其活动的区域只能是越来越小，现代分工亦被推向极致。
精细化的分工在促进互助宽容精神的同时，也制造了“孤立的、残废的、失望的个体”.“孤立的个体”是指过于专业性的语言阻隔了局外人与之交流的可能； “残废的个体”指专业技能的狭隘性阻碍了个体其他特点的发展，导致其在特长之外“束手无策”;“失望的个体”是指个体在集体完成的最终产品前常感觉自己“什么也没做”[11]（ P20）.精细的社会分工不仅阻隔了个体与社会交往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它泯灭了人的个性，窒息了人的道德感。“在现时代，人们是像沙粒一样被搅和在一起的。……他不是他自己，他除了是一排插销中的一根插销以外，除了是有着一般有用性的物体之外，不具有什么真正的个性。”[12]（ P42 -43）既然我作为一个“物体”,是随时都可以被替换的角色，没有任何价值，那么当面对陌生他者的困境时，我又为什么要履行相应的道德义务呢？
三 经济学视角下“旁观”现象的成因
盛洪先生指出： “经济学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成本-收益分析。……将成本和收益的概念推而广之，几乎可以无所不包。因此经济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13]（ P282）毋庸置疑，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成本-收益”这一原则也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催生了个体的冷漠旁观意识。
1. 市场交换法则的泛滥
恩格斯说： “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14]（ P156）从本质上说，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经济学是拒斥价值判断的。在经济发动期，对个人利益的首肯和鼓励，极大地释放了人们“自利”的原始本能，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个体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商家的“免费赠送”“大减价”背后隐藏的往往是更大的经济利益。社会上许多看似“利他”的行为常常带有利己的目的。商品“交换”概念的泛化，导致了人们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和顶礼膜拜，“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5]（ P34）.当良心、爱情、人格、尊严等都变成了商品时，行为的首要考虑因素就是“钱”: 服务要小费，指路要咨询费，救人要辛苦费，没有回报的行为根本不去考虑。不讲道德、精神生活的“单面人”,其个体生命的意义“可怜到只剩下钱”.当他人面临突发的生死危机时，个体无法预料自身的预期收益，其结果必然是自身利他行为匮乏，对别人的利他行为也采取怀疑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