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 60、70 年代， 西方社会学家就一致认为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大众休闲时代， 休闲将代替工作和劳动的地位成为生活的中心。 如今，一方面现实似乎正在证实社会学家们的预言： 满世界琳琅满目的休闲商品及休闲设施、丰富多彩的休闲项目、规范成熟的休闲机构及服务让人应接不暇，同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 人人都可以纵情地消遣、 豪迈地娱乐、 潇洒地出游———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众休闲时代！ 但另一方面，人们的休闲生活又陷入新的困境：首先，为了获得商家与媒体倡导的高标准休闲， 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工作与忙碌。其次，效率文化使得休闲中的人们不再悠闲，匆忙和压抑无处不在。另外，人们无法自主休闲，各种新奇的休闲产品和服务常常“推着”人们去体验、消费。 在拥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充裕的自由时间之后， 现代人的休闲为何会陷入困境？ 分析了整个人类社会休闲观念的历史演变之后，我们会发现，每个时代人们的休闲方式和休闲观念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因此，我们只有在分析了前人对休闲的理解，在追寻了休闲的历史发展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休闲的本质。 同时， 只有分析了在休闲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作用方式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的休闲模式， 从而为人们走出当今休闲的困境找到出路。
一、 休闲理想的起源
休闲之事，古已有之，但在西方，真正明确的休闲观念到古希腊城邦时期才逐渐形成。 在此之前，原始部落社会中，尽管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伴随着娱乐成分，但关于“休闲”的概念并没有出现。 劳动和娱乐消遣在此时都只是以生存本能的形式自然融合于原始人的生活之中。 可以说，是古希腊人创建了“休闲”概念，赋予了休闲以崇高的地位，自觉追求休闲理想，并形成了独特的休闲伦理。古希腊的休闲是休闲理想的起源。 美国休闲学家托马斯·古德尔提到，“在思考休闲问题这方面，我们不可能比古希腊人做得更好。 ”
葛拉齐亚甚至说：“休闲生活只属于希腊人。 ”所以，梳理休闲观的历史流变，首先必须从古希腊哲学家（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休闲思想开始，并把他们的休闲观念放置到希腊文化的理想主义情境中进行考察。
古希腊人热爱休闲，也懂得休闲。 自由人典型的休闲活动主要包括参政议政、哲学沉思和辩论、观察自然、研究学术、趣味娱乐、宗教仪式等。体育运动为主的身体娱乐成熟而丰富，除了定期举办的大型运动会（如奥林匹亚运动会、皮提亚运动会、伊斯米亚运动会、尼米运动会等）外，放风筝、转陀螺、滚铁环、弹球和投球游戏等也都深受人们欢迎。
在古希腊，每年会定期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以及戏剧公演、音乐比赛和舞蹈比赛等活动。活动期间，所有的敌对活动一律停止，国人云集雅典，停止公务，免费供应食物。人们在休闲中发现并欣赏数的和谐、音乐的优美、舞蹈和运动的奔放、喜剧的快乐和悲剧的壮美。托马斯·古德尔认为，古希腊人的休闲渗透着一种智力的热情和对理想的追求，比起任何其它文化而言，这种热情和和追求都是古希腊所特有的。
这是一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而促发的满怀激情的探索，一种对生命寄予了深厚尊重而激起的对理想生活的勇敢追求。 正是这些东西使得古希腊的休闲具有了与自由、幸福等终极目的相关联的神圣意味。作为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 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自然是对他之前古希腊思想家的休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休闲就是一种理想主义休闲。首先，他认为休闲本身是一种有严肃意义的实现活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休闲绝不是指单纯的远离工作后的休息与消遣，而是与人们沉思、静观、冥想等高级活动相联系的严肃的实现活动。 娱乐消遣虽然也令人愉悦，但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真正的休闲不在于此。休闲产生快乐，但并非为了快乐，快乐只是作为产生出来的东西完善着休闲。 同时，休闲作为一种摆脱必然性、出于意愿地追求自由与理智灵魂的实现的活动，它不是某种一劳永逸的东西，而是一种持续的追求，是终身的事情。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需要美德，需要通过教育和训练。 亚里士多德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但这种休闲不是自然获得的，他认为休闲如同如幸福、沉思等完满的实现活动，它们都是神圣的，却都不是来自于神赐，而是“通过德性或某种学习或训练而获得”。也就是说，幸福、沉思、休闲都离不开美德、离不开理智的思考和选择，且这些美德与选择能力需要在严肃的学习和训练中获取。 再次，亚里士多德休闲观的核心观点就是闲暇是幸福的基本条件。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唯独在休闲时才有幸福可言，恰当地利用休闲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础”。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完善的实现活动和最高的幸福就来自沉思或静观， 而这种沉思与静观必然以摆脱各种生存必需性的劳作与关系为基础，以无所欲求的闲暇状态为基础。 因为无所欲求，人才能够像神那样进行杰出而天才的沉思， 直面生命中神圣而美好的东西以及最高的善，从而达到真正的愉悦和幸福。 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休闲之所以被赋予很高的地位，在于它是实现沉思， 实现明智与智慧的生活乃至实现幸福的基本条件，甚至休闲本身就意味着幸福。休闲与智慧、美德以及幸福一起被作为目的来追求。
另一方面， 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中也明显表现出它的时代局限性。 这首先表现在亚里士多德对休闲与劳动的关系的认识的不全面性。 劳动与休闲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仅完全被割裂，而且成为相互对立的两极。 劳动被认为是不光彩的，永远只是和紧张、辛劳、束缚相联系，而与德性、休闲相违背。显然，关于劳动的美学意义以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我实现价值 （如近代哲学揭示的那样）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还完全没有被发现。其次，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包含着明显的贵族倾向。 在古希腊奴隶制社会， 正是奴隶们的艰辛劳作为自由民的休闲生活提供了财富和闲暇， 古希腊一代代哲人才能够自由地探索关于宇宙自然、政治社会、人生幸福等各方面的知识与真理，追求理想的生活。 但亚里士多德在强调休闲高于劳动是劳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时，从来不考虑奴隶们的闲暇。
他的“按比例的平等”的正义观认为奴隶天生不能享有闲暇和幸福。尽管存在诸多时代局限， 古希腊哲学家所理解和展示的休闲还是为人类的休闲理想提供了典范， 即休闲绝不仅仅是摆脱劳动后的某一段未被占用的时间， 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消遣，而是一种积极探索，一种不断接近真理，并在其中获得人的本质和幸福的生活方式。
二、 休闲成就对上帝的侍奉
古罗马后期直至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西欧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城市文明几近毁灭，愚昧日益增长，生活充满苦难。普遍的不幸增加了人们对宗教的情感，既然地上的现世生活如此劳苦倦极和令人绝望， 人们便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天国和来世。 基督教便以上帝的救赎以及天国和来世的允诺成为人们最有效的安慰剂。 从公元 5 世纪一直到 14 世纪 （也即历史上所称的整个中世纪），西方社会几乎被基督教所主宰，教会拥有特殊的权利，教士们名副其实的垄断了哲学，到后期教会实际上成为了神圣领域和世俗领域的最高统治者。 教义、教规涵盖了人间道德、 人类的希望以及宇宙的过去和未来的历史等关于人类生存的所有领域， 上帝因掌握着来世的赏罚而成为各个阶层人们现世的统领与依托。 这种背景下，整个社会的运行，当然也包括人们的休闲生活和休闲思想，都不可避免地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
1. 休闲是神恩赐的礼物
古希腊哲人从理性和追求至福的角度赋予休闲以崇高地位， 基督教则以教义和宗教律令的形式规定了休闲的意义和合法地位。 《旧约·出埃及记》中记载的《十戒》的第四条说：“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圣经》的这一教义表明：一方面，由于安息日的设立，普通劳动者， 甚至包括奴隶和异邦人都在休闲的时间形式上得到了合法性保障。 安息日包含对神所赐恩福的安守及其创世圣举的纪念，人们通过庆祝圣日的方式，享受神的恩赐。 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在安息日停止工作一心奉神是一种义务。 安息日绝不仅仅意味着不用工作，而是任何工作都不可以做，“ 简单讲， 从工作中休息乃是一种崇拜仪式： 某些特定的日子或时间乃是特别专为神而保留。 ”正因为如此，以节日庆典等宗教崇拜活动为主的休闲形式具有了神圣性， 并在中世纪的社会建构中固定了下来。
2. 休闲与劳动均为了成就对上帝的侍奉
在古希腊社会，休闲与德性、幸福相联系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劳动则与屈辱卑贱相联系为自由人所不齿。 而早期基督教则赋予了劳动较高的地位， 劳动被认为是有益于灵魂的改善而必须从事的工作。 同时，休闲也由于安息日的设立而惠及下层人民， 不再为奴隶主贵族阶层所专有。 这样一来，劳动和休闲的绝对对立在基督教社会算是得到一定的缓和， 无论劳动还是休闲都是围绕对上帝的热爱、信仰和安守而展开。
劳动的主要价值体现在， 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劳动的辛劳困苦对祖先的原罪进行自我救赎， 劳动还是抵御外在诱惑，克制肉体欲望的有效途径。 不过，相比较而言，休闲更利于对上帝的侍奉。 首先，以安息日的神圣崇拜和节日庆典为主要内容的休闲本身就是在彰显上帝的赐福。
在神赐予的节日里， 人们的休闲是在庄严与神圣的氛围中享受作为上帝子民的荣光、踏实与安乐。其次，休闲中才能更好的从事布道、听道、祈祷、崇拜等关涉上帝的事业，而这比任何其他的工作都更为重要。 在早期修道院中，尽管每天的劳动占用很多时间，但修道士们会“在固定的时间进行宗教阅读”，而举行祈祷、唱赞美诗等神圣仪式活动更是任何事情都不能与之冲突的关于上帝的工作。 再者，闲暇中更能考验或成就人们对上帝虔诚的信仰。 劳动的艰辛固然能节制人们的欲望，而在休闲中，如果缺少智慧的操持，更容易流于放纵。也就是说，正确地操持闲暇不仅能防止人们无所事事甚至陷入堕落， 而且能使人更加心无旁骛地直面上帝，净化自己的灵魂。
3. 休闲理想中信仰高于理性
哲学的理性与神学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世纪思想的一个基本问题。 早期基督徒完全不重视理性和人类的文化成就，也不打算通过思辨之门进入天国。 圣保罗说“在上帝的智慧看来，人们不可能靠智慧来认识上帝，有信仰的人靠愚诚的祈祷就可以得救，这会使上帝感到高兴。 ”
中世纪以后，基督教对理性知识的态度有所改善，但上帝即是真理，信仰高于理性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到经院哲学时期，教会的教父和学者开始热衷于理解，并力图使他们的信仰理性化，他们希望通过智慧来认识上帝。 圣安瑟勒姆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先后对上帝存在作出了本体论证明。 托马斯·阿奎那决心把理性与宗教神学理论结合起来， 从而可以依据自然的理性原则来阐明基督教信仰所宣扬的真理。 但托马斯在将理性引入神学理论以后得出的结论依然是，理性当服从信仰，哲学只能作为神学的辅助与补充。
这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本体论之间的较量。 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世界本体论初因是理性之神， 所以其最高真理是通过逻辑论证、 概念分析以及理性思辨的方式获得的哲学真理；而托马斯·阿奎那代表的基督教哲学的世界本体论初因是神圣上帝， 其最高真理便是只能通过直观领悟的方式达到的神学真理。 这就导致了基督教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对理想生活的不同规定： 信奉理性之神的古希腊人最理想的生存状态立足于哲学论证和理性思辨的基础之上， 人的自由本性的实现就体现在哲学理性的沉思之中；而作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的理想生活追求的是超越理性思辨的一种信仰的境界。 这样一来，中世纪人们的休闲的理想和人的至福就从希腊罗马哲人的合德性的沉思生活变成了基督教在信仰基础上对上帝的虔诚默观。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宗教崇拜、安息日庆典、祈祷以及默观上帝等基本的休闲形式之外， 乡村社会的礼庆娱乐、庄园秋后的节日庆祝、上层人士的各种聚会、贵族阶级对美食美服的追求以及骑士阶层的浪漫传奇等也都构成了中世纪具有特定社会基础的休闲文化， 十一世纪后的宗教旅行甚至具备了现代旅游的许多特点。 但总的来说，中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战争频繁， 非宗教性的社会娱乐活动非常有限（尤其是下层人民），加上教会与阶层制度的等级森严， 人们的休闲生活因被投射了太过厚重的宗教色彩而少了许多生趣。 与古希腊休闲注重对宇宙与人生的惊奇与探索不同， 中世纪的休闲更多以是谦卑的顺从和谨慎的企望为特点。 可以说，这时候的休闲丢失了对自然与科学的好奇心与勇气， 不再成为激发探索与创造精神的动力， 不再作为好的生活与目的本身被有德之人倾力追求， 而是在上帝之光的笼慑和教会文化的束缚下成为按照教义、教规潜心侍奉上帝的一种手段或途径。 在人们或感恩上帝、或祈祷忏悔、或逃避苦难，全心全意力求超脱世俗的“此岸世界”，净化灵魂以到达理想的“彼岸世界”时，休闲始终没有作为目标或理想的生活被论及，上帝的荣光盖过了一切， 休闲思想连同它所属的哲学一起成为神学的“婢女”。
三、 工作至上理念的形成与被边缘化的休闲
在中世纪， 休闲的地位尽管不如古希腊人所推置的那样崇高， 但就休闲比劳动更有利于对上帝的沉思与体悟的观点而言，主要还是承续了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念。
但中世纪后期，“休闲的概念逐渐脱离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到 14 世纪末时，休闲的消极意义已经取代了其积极意义。 ”
最终，随着 16 至 17 世纪的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1颠倒：劳动或者说工作经由资本主义精神的和新教“天职”观念的塑造成为人们现世必须履行的神圣职责， 再由古典经济学家论证为财富与价值的源泉， 并在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完全占据人们生活的核心地位。
而休闲的地位则彻底下降了， 无论在新教伦理的责任与禁欲观念中还是在资本主义以工作为中心的经济伦理中，休闲只有在为补偿劳动力而进行的休息、娱乐与放松时才得到有限的认可。除此之外，休闲意味着享乐、奢侈与浪费时间，甚至成为与崇高的劳动相对立的恶。
1. 工作至上理念的形成
最先使劳动地位得以革命性提升的是 16 世纪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提出的“天职”说。“天职”说教义将在世俗职业里履行职责评价为个人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 它极大地增强了职业工作与道德强调的融合，并在这种融合上置入了一份宗教价值或说宗教补偿。 对现世生活中具体职业岗位所要求的职责和义务的切实履行构成了取悦上帝的唯一方式，这便是各人的“天职”。 于是， 劳动的意义除了体现在利用其艰难困苦对人的原罪进行救赎外，还获得了新的神圣内涵，即完成神交付的使命。 这样，世俗劳动的价值地位在道德与宗教双重肯定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与路德宗在天职的范围内肯定现世的劳动不同， 加尔文宗进一步扩大了宗教精神与尘世行为之间的联系，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把一种讲究方法获取财富和利润的努力与救赎的确证问题关联起来，成为新教伦理一个基本源泉。 加尔文宗通过将财富论证为上帝的意愿使财富完全失去它传统意义上的堪疑性质，从而获得了在世俗生活和宗教精神中的双重合法性。
在此基础上， 新教徒们可以在保持对上帝的虔诚信仰的同时，心安理得地经营他们世俗的商业活动。因此，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新教对世俗劳动价值的论证，使得职业工作、追逐利润、 发财致富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件高尚和值得荣耀的事情。
古典经济学家们则从经济哲学的角度阐发了劳动的价值。 威严·配第最先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洛克指出劳动是私有财产具有合法性的根本依据。
他认为，人通过劳动使共有的东西区别了开来，使之“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并加入的新的价值，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成为“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理所当然的所有者。 洛克的劳动价值理论告诉人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劳动主动获取私有财产并且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 而不是像新教伦理教导的那样财富都来自上帝的恩赐。亚当·斯密进一步论证了劳动是财富和价值之源。他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并指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决定于使用价值， 而是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因此，与休闲放松、奢侈享乐比较起来，斯密赞美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 这一观点极其适时地满足了新兴资本主义依靠活劳动实现资本增值的理论需要。 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使劳动彻底摆脱了自古希腊以来象征耻辱、低下的价值地位，使之而成为富国强民的重要因素和受人尊敬的行为。
然而，无论是新教工作伦理对劳动的宗教价值肯定，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经济价值的阐发都只是在理论上提升了劳动的价值地位， 真正使工作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需要。 可以说，工作至上理念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既然劳动是财富和价值的源泉， 资本的增值本性便决定它必然要尽可能多的吸纳劳动来实现价值增值。 这就是说，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产所有者会设法迫使其雇佣工人尽全力去工作。19 世纪末以前，资本主义采取的是强制措施。 工厂主们一方面通过新教伦理对工人进行服从纪律、发扬献身精神的教导与驯化，另一方面通过严厉的奖惩措施，以及与教会、政府的联合从外部压制工人的抵制与反抗。 最终，工厂主们成功地控制了产业工人的劳动方式、时间和节奏，前工业社会的劳工或手工业者不顺从的性格被强制重塑成恭顺、 勤劳的产业工人的性格结构。 而到了 19 世纪后半期，随着教会势力的衰亡，工人阶级民主意识的增强和力量的壮大， 强制劳动变得不可行。 同时也出于对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对有经验有技术的劳动者的需要， 资产者被迫改变对产业劳动的组织方式。但是，资产者在采取措施改善劳动者境遇的同时，却也加强了对工人的控制力。 首先，资产者通过提高劳动力租金、 提供岗位流动等使工人有望达到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的物质诱惑，以及各种保险制度、带薪假期政策等收买工人在职业工作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时也赢得工人的工作责任心和奋斗动力。 其次，资本主义通过精心打造“美好生活”的标准，诱导人们对财富的无尽欲望，继而提高人们对工作的依赖度，“然后这种依赖就转化为雇主的控制，再最后转化为雇主的利益”。 再次，资本主义通过人为保持一定比例的失业率来使工人因紧张自己的工作岗位而不得不尽全力工作以表现出色。 总之，在工人缩短工时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同时， 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却也大获全胜。以至于今天，资本主义工业不仅拥有着严谨、精明又尽职的经营者，而且拥有着数量绝对充足的忠实、勤劳、敬业的劳动者。 以工作为中心成为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因素。 人们“中规中矩”尽职尽责去工作，并表现出“心甘情愿”。
2. 被边缘化的休闲
随着劳动在世俗社会中核心地位的确立， 休闲的价值地位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贬低。 在工作至上理念的形成过程中，休闲或遭禁欲主义的敌视与否定，或被劳动至上的核心价值观挤压至完全边缘化。
在禁欲主义伦理中， 休闲是导向诱惑的渊薮和灵魂救赎的障碍，因此需要全力抵制。首先，劳动既然作为天职具有了荣耀上帝的道德意义， 休闲作为劳动的对立面自然应该受到谴责。 禁欲主义新教把休闲理解成一种对天职工作的懈怠，继而是一种对上帝的不忠实。因此，休闲被看成一种恶予以谴责。 其次，禁欲新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享乐主义。 新教伦理认为，对财富的享受会导致怠惰和沉溺于肉体的欲望， 进而会分散信徒对圣洁生活的追求的注意力。 而休闲恰恰携带着安逸与放纵的危险，对新教伦理强调的克制、警醒构成威胁。另外，禁欲新教伦理对生活的理性化、系统化组织的强调与休闲具有的自由、自在的自然状态相冲突。 新教伦理要塑造信徒们在履行自己的天职时保持理性、自制、有条理的行为习惯，而要达到这些要求，最迫切的就是要摧毁“自发的、无拘无束的、本能的生活享乐”。 只有远离各种本能、放纵的欲望与享受，才能保持对自己的理性组织以及对上帝与圣洁的坚定追求。
新教伦理对休闲的敌视与抵制并没有得到彻底的长时间的持续， 上层贵族和逐渐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很快就摆脱了新教禁欲主义的束缚大行享乐主义了。 但对广大工人劳动者而言，无论是受压迫程度深重，闲暇时间极其有限的早期产业工人， 还是后来已经获得相当程度的自由与人权保障， 并且拥有了相当可观的闲暇时间的现代工人，只要工作至上的理念依然主宰这个社会，休闲就难免成为劳动的附庸。 对早期产业工人来说，休闲被无休止的劳作排挤到生活的边缘是因客观强力所致， 即迫于生计以及工厂主、政府法规等“有形的权威”（弗洛姆语）。
早期工厂主竭尽所能地对工人进行非人性的压榨和剥削。 雇主们有意维持的低薪迫使需要养家糊口的工人们几乎把一天里除吃饭、睡觉外的所有时间都交给了工作。
工人始终就是劳动力， 除了在工作时间作为劳动力服务于机器运转和资本增值外，就是在“自由时间”里恢复、补充他的劳动力。 工人的“休闲”彻底就成了劳动的附庸。 自19 世纪后半叶以后， 长期的工人斗争加上社会各方势力的联合作用终于使得工人的工作时间开始缩短。 但资本依靠雇佣劳动来实现价值增值的本质依旧没有改变。 雇主们需要雇员更多地卖力工作，而不是休闲。最终，如前文所分析过的， 在资产阶级的各种威逼利诱以及市场经济生活的各种潮流对工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以工作为中心”变成一种具有伦理道德关涉的价值评判标准。 在这种评判体系中， 休闲自身对于人的发展的价值便不可能完整地得以散发，它仍然只是工作的补充与补偿。一方面，在工作至上的社会， 休闲为精疲力尽的人们能继续工作补充能量。 只是二十世纪后，这种补充劳动力式的休闲不再是迫于雇主、工头、工厂纪律等“有形的权威”，而是一种无形的 “匿名的权威”（弗洛姆语）（包括对高收入的渴求、岗位竞争、市场规则等），驱使着人们自愿且英勇地献身于工作。 休闲只是成为工作重负下的海绵垫，给过度匆忙和负累的生命一个缓冲。 另一方面，休闲为了补偿在工业劳动中人与自己的疏离所导致的意义的缺失。 对工作的英雄式献身精神并没有赋予工作人快乐与幸福， 资本主义的工业运行更多是考虑如何实现盈利最大化， 而不是个人幸福最大化。无论生产技术如何先进、设备如何精良，其旨趣都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资本增值。 至于劳动者，则被归为生产程序的某一要素，机器工业的一个原子，管理技术需要攻克的对象而已。 工业劳动的异化性质不仅不会因为技术与设备的改良而得以消除， 反而会使人更加远离自己。 于是，人们对假期充满了期望。 人们意欲通过休闲获得在工业劳动中遗失的控制、把握、自主等属人的感性成就。
总之，在以工作为中心的观念背景下，休闲的价值没有从正面被认识和实现， 而只是跟随在声势浩大的工业劳动后面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后勤补给、 精神抚慰甚至救死扶伤。
四、 资本逻辑对休闲价值的再发现
资本主义工作伦理实质上是一种经济伦理， 它以资本增值逻辑所要求的经济理性主义为根本原则。 这一原则会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设定不同的价值评判体系。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社会价值体系可能会在“劳动至上理念”的基础上补充“消费至上”，甚至“休闲至上”等新的理念，但其背后的支配因素都是资本的“增值至上”原则。
19 世纪， 劳动阶级为了争取自己的休闲时间曾经历了旷日持久甚至头破血流的斗争， 即便在终于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时间以后， 在以工作为中心的价值氛围中也难以进行如愿的休闲。20 世纪以后，一方面自由时间与财富收入的增加为人们的休闲生活奠定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 工作至上的资本主义劳动伦理以及异化劳动带来的工业社会人的异化生存状态激起人们日益强烈的休闲意识与诉求。同时，政府纷纷出台休闲法案，保证人们的休闲权。 人类第一次进入一个把休闲看得如此重要同时又有如此众多的群体可以享受休闲的社会。 这是人类休闲历史上的一次革命。 但在人们还未完全意识到这一变革的来龙去脉时， 资本敏感的嗅觉已经嗅到了休闲领域的巨大商机。 满世界像是突然冒出来的让人应接不暇的休闲商品、设施、机构以及服务，显然既非工人的斗争所得，也非取决于政府以人为本的政治觉悟。 一旦资本逻辑过来开渠挖道，“休闲之流”便会倾泻而下。 商家和媒体纷纷把休闲（尤其是休闲消费）和个人的生活质量、幸福度、个性品格、社会地位等等联系起来，鼓励人们要尽情、合理、甚至高效地去休闲， 并开始为人们打造既符合资本增值利益、又能满足各个群体需求的休闲商品和服务。 劳动者梦寐以求能够自在地休闲， 但休闲之势来得如此凶猛以至于人们又在被推着前往了。 在恰逢人们对休闲生活的美好向往与休闲热情高涨的时代，资本开动机器，从开发各种休闲商品到引导人们的休闲消费旨趣，一路畅通无阻。
许多时候人们以为是自己在自由选择丰富多彩的休闲项目，纵情地购物、豪迈地旅游、自由自在地消遣娱乐……人们没有发现自己是在受资本逻辑的管理与操纵。
这种管理与操纵首先表现在休闲的产业化。 休闲产业化的关键在于它的“高度资本化”，它是以保证资本持续增值为目标。这就要求从投资开发、规模化发展，到引导人们的休闲需要与消费， 整个过程都必须在投资者们的掌控之中，遵循的是资本的获利至上原则，而不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 其次，休闲陷入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侵入休闲领域既是消费主义拓展领地的自然结果， 也是商业化休闲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然要求。 商家为了推销他们的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人为地制造出各种休闲需求，竭尽所能地侵占人们的自由时间， 致使休闲被等同于在自由时间里消费活动。弗洛姆指出，在消费主义休闲中，人们只是被动的、异化了的消费者。 人们想通过占有和囤积各种休闲产品和体验来使自己的休闲生活显得充实而丰富多彩，但由于这些活动都不是出于自发性和创造性，它便不可能在人们自身之中留下某种深刻变化和真正的休闲所能带来的由衷的愉悦感。 再次，休闲领域表现出高效合理化。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的长期训导下，高效合理化原则已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与在生产领域拼命地提高劳动效率一样， 人们也开始注重休闲的高效率。 人们希望从有限的时间挖掘出无尽的财富，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更多的享受。人们在“休闲”中也照样需要不停的谋算，不停的规划，竭尽全力。 而期间，休闲的性质也就彻底改变了， 那种任由事情自然发展的闲适心态已经不复存在， 结果是人们在休闲生活中也依然感受到一种近似于异化劳动所带给人的“自我疏离”感。
由上述可见，在休闲商品、休闲方式如此丰富、休闲服务如此周全的现代社会， 休闲得到了从社会到个体的空前重视。 人类首次在休闲领域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财力，从这一点来说，当今社会确实称得上进入了“休闲时代”。但同时，在资本打着以人为本、丰富人、发展人的崇高旗号大力发展休闲时， 休闲也被迫充当了资本增值运行的重要载体，成为资本大肆利用的对象。同时，在这场以获利增值为根本宗旨的运行中， 资本理所当然地对人们的休闲进行从理念到实践的全程控制与管理。 从而使得资本一路走来最终实现了它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成为真正主宰者的雄心壮志！
五、 结语
纵观西方休闲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 休闲是人的本能需要和人类长期的理想追求。 人类自有了明确的休闲意识就开始构划美好的休闲理想。 古希腊自由人把休闲看成是通达美德和幸福的重要途径， 认为休闲是劳动的目的和值得追求的“好的生活”，是政治、哲学等一切事物的中心（亚里士多德）。而且作为人类对真、善、美的共通的理解与追求， 这种对现实生活超越维度的休闲理想也出现在同一时期的东方文化中， 并一直贯穿于整个人类发展史。 然而，人类美好的休闲理想一直处于各个时代这样那样的束缚与遮蔽之中：古希腊的理想休闲只面向贵族，广大奴隶被排除在休闲领域之外。 这是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相应的社会文化对休闲的限制；在整个中世纪，上帝作为最高的信仰遮盖了休闲的崇高地位。 尽管由于安息日的设立和宗教崇拜仪式给普通劳动者带来了一定形式的休闲保障， 但教会的等级森严以及繁杂的教义教规束缚了人们的休闲思想， 休闲内容大多限于与宗教有关的节日庆祝和崇拜活动；而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资本增值逻辑对休闲的束缚与控制就一直持续至今： 最初是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劳动伦理所要求的工作至上原则导致的休闲边缘化，然后是后工业时代，资本逻辑对休闲的直接管理与掌控。 相对于以往所有的抑制因素而言，资本主义时代的控制程度更深且更加难以破除。 一方面，以往束缚人们的不管是教会、奴隶主贵族还是封建主等，都是“有形的权威”，也即人们有明确的反抗对象。但在资本主义时代，尤其是 20 世纪以后，束缚并导致休闲异化的是一种“无形的权威”。 资本主义通过消费平等、机会平等等“神话”消解了劳动阶级的否定、批判的思想与意识（马尔库塞），并用幸福神话引领者全体成员奋发向着资本设立的目标前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带来的控制是全方位的。从生产、消费到需求，从行动到思想，人的各个层面的存在都服从于资本的增值需要， 休闲只是资本作为主体对人的管理的一个子因素。
可是，人类能够一直这样为资本增值逻辑所统治吗？
能够一直这样被迫按照资本的意愿劳动、消费、休闲甚至思想吗？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但回顾人类历史，当某种形式的压迫与束缚不断加强时，摧毁这种压迫的力量便也同时逐渐孕育成熟。 在人类争取自身解放的漫长历程中，尽管曲折艰辛，但人类的自由程度总是不断在提升。 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为我们建构了一种休闲的理想状态，也即人类理想的存在状态：在物质生产水平高度发达、物质生活资料极其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彻底解放得以实现。 劳动和休闲都不再受控制，而是属于每个人自身。一方面，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劳动作为生成和发展人的本质的生存论价值得到充分彰显；另一方面，人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成为自由时间，人类所有的活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劳动和休闲实现了真正的融合。 人们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体验休闲，也在休闲中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得到充分的展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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