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伦理下的信息技术应用分析

　　公共管理伦理学论文（力荐8篇范文）之第五篇

　　摘要：为了实现高效精准的公共管理, 公共部门在管理信息技术的选择上必然实行由简单技术向复杂技术系统的迁移, 使得信息技术依赖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常态。建立在增强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效能和精细化需求在追求公共利益的目的性时, 可能与现代技术伦理形成冲突, 公共管理信息技术应用产生的技术伦理困境也必然产生对公共管理应用信息技术边界的思考。对于由此产生的矛盾, 迫切需要梳理公共管理领域的信息技术伦理意识和社会各主体的技术伦理责任, 对各种类型的信息技术应用进行技术伦理评价, 使公共管理领域的信息技术边界控制在社会公允的伦理范畴之内, 实现公共管理有效性与技术伦理性的平衡。

　　关键词：信息技术,技术伦理,公共管理,技术边界

　　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人们享受到更多的高效便利, 但也潜在产生了严重伦理问题的可能。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在技术伦理领域的规范较少, 公众、研发者、运营者和管理部门的技术伦理意识薄弱, 在信息技术的选择上往往强调实现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和提升公共事务精细化治理能力等方面的价值, 而普遍出现单纯技术崇拜、强技术弱人性的现象。比如, 过度收集公开数据忽略个人隐私保护, 随意扩大范围监控对象、时段和范围。从表面上看, 是工作流程和技术规范层面的问题, 但深入思考后发现, 这些技术行为折射出的是技术伦理和技术边界问题。

　　一、现代社会技术伦理和技术边界的困境

　　人类社会的技术应用不是单一的技术实现能力的问题, 技术应用产生的伦理失范现象和可能也提醒人们应审慎思考技术伦理属性和界定技术应用的边界。

　　(一) 任何技术都存在伦理风险

　　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推动, 但技术的使用也形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挑战1。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中外学者从人类社会发展和技术演进层面推导出:风险社会是人类社会由原始状态向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转变中产生的必然社会存在状态, 是社会现代演进的技术理性后果。也就是说, 高度技术化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而高度技术化必然构成风险社会的重要成因2。人类为了适应或推动社会的进步、自然和社会的适应性以及社会竞争要求, 对可预见的技术开展理性的追求, 而任何技术都是在消耗外部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利益的, 耗费大量的资源却可能形成社会阶层利益不均衡的扩大。技术在进步的同时也增加了人类的社会问题。

　　(二) 非理性的技术运用导致伦理风险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在人类的认知逻辑中属于绝对正确的理性选择, 但人类在技术上的看似理性的追求在应用层面往往表现为无节制, 形成这种现象的驱动力来自技术可能实现的超额财富和利益。人类大胆追求技术进步的前提假设是技术可控下的社会整体和个体利益的实现, 但技术的演进往往有自己的逻辑, 一定条件下就会超出人类对技术的控制。比如核技术带来的人类整体威胁, 工程技术带来的环境和生态威胁, 转基因技术一旦失控就会造成生态灾难。另外, 技术并非都在理性人的控制之下, 人类社会不同的种群、利益集团都可能通过操控技术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三) 技术进步和技术反制

　　高度发达的技术是由复杂的多系统多任务构成, 维持这种系统的稳定本身就存在技术难度。人类在应用这些技术的过程中, 相关知识的学习、操作技术的养成都较以往难度更大, 系统操作、管理制度、技术流程等原因也会出现相当概率的技术误差和事故, 加上其他因素导致的人为风险, 这看似完善的高科技其实危机四伏。当人类使用某些技术后, 技术将反作用于人类社会, 对人类的思想、行为、社会结构形成反制, 现行社会的秩序和伦理道德也将悄然发生变化。是人类驾驭技术还是技术驯化人类?这成为需要严肃思考的伦理问题。

　　综上所述, 人类在技术研发和应用时, 不能单一维度地评价技术的先进性, 也需要审视技术带来的社会风险和伦理问题, 考量技术伦理因此成为现代社会必须进行的整体性反思要求。

　　二、信息技术的技术边界和伦理风险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进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 和其他类型技术一样, 信息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时也加剧了人类社会的风险。信息技术的应用迫切需要技术边界的厘清和技术伦理的规范, 需要以世俗伦理、技术伦理和技术边界为视角, 审视信息技术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

　　(一) 信息技术的伦理属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进步密不可分, 信息技术进步也需要在技术伦理的指引下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超链接, 通过信息技术帮助人类更加高效地获取咨询、传递情感, 实现管理效率和能力的提升。这种以人为主旨的技术本身就具有天然的伦理属性。伦理是维系社会关系, 约束个体行为的精神标杆。由于公众对伦理的理解受自身意识和外部环境影响, 信息技术层面的伦理观就有着不同维度的认知尺度。信息技术的应用体现着人类决策伦理, 技术手段、技术类型、技术应用的选取都表现为人的决策。当选择何种信息技术应用于公共事务管理时, 本应在技术有效性和伦理之间取得平衡, 但信息技术的使用者往往忽略对技术目标对象的伦理关照, 表现出对人文关怀的冷漠3。比如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深度进行态势感知和心理研判。信息技术是在管理者、技术开发者等占有强势地位的主体主导下实施的, 处于弱势地位的被管理者、应用者无法拒绝和分辨这种技术给自己带来的侵害, 这种地位不均衡、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态势更加彰显信息技术的应用具有典型的伦理属性。

　　(二) 信息技术的伦理风险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 信息技术的革命一方面推动社会形成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社会转型期的巨大风险。没有伦理来匡正信息技术的发展, 人最终会被信息技术操纵, 沦为信息技术的奴仆。目前, 公共管理的信息技术应用出现“信息化陷阱”的现象, 高水平的公共管理需求需要信息化大干快上, 但前期粗放式信息化发展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已经开始陆续爆发, 原先各自为政、缺少顶层设计的信息化技术应用机制与模式相互排斥, 发生链接困难, 已经形成信息化建设的瓶颈, 无法支撑后续的信息技术发展需求。这形成了信息技术自身的风险。

　　传统社会是基于地域、血缘、族群、宗教之勾连而形成的熟人社会, 可社会发展的方向是陌生人协作的社会形态。陌生人之间协作更加依赖于社会组织、专业系统和公共事务管理者。在知识爆炸和专业细分的社会背景下, 一般人难以掌握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 对信息技术的理解完全依赖于掌握技术主动权的专家和管理者, 把维护自身权益的主动权无形中让渡给了信息管理者和机构。现代公共管理者被赋予的信赖和被渡让的权力比以往更大。为了更好地承担公共管理职责, 管理者就有了精准把握社会所有信息的冲动。管理者更加关注技术的应用价值, 扩大信息技术在信息收集、行为监管、精准决策方面的应用, 而相应的数据存储、传输、公开环节却疏于监管, 一旦信息泄露就会大面积造成伦理风险。信息技术管理流程、应用范围、商业利益的粗疏导致个人隐私泄露、数据信息被收集利用、个人行为被信息化都形成了事实上的伦理风险。受到侵害的公众一旦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过度的监管、利用以及私人领域被侵害, 这种陌生人协作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就将受到冲击。这种信任系统的稳定随着公众技术感知能力和伦理权益意识的提升, 伦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不断加剧。虽然信息技术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 但是由于信息技术学习使用能力的差距, 信息、知识获取和传递的能力越强, 则获取社会资源、技术、财富的能力倍增, 从而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均衡和贫富差距, 引发社会断裂和失衡。目前, 互联网信息传播渠道伴随着巨大的混乱, 泄露隐私、技术滥用与失控、谣言四起造成了人们的认知混乱、恐慌、仇视, 很大程度上危及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 信息技术的应用边界

　　日前, IBM宣布研制出了量子计算机原型机, 看起来遥不可及的量子计算机正在加速商业化;阿尔法狗打败世界上顶尖的围棋高手, 秀出人工智能的肌肉;2017年“双十一”, 中国电商在云计算大数据的助力下完成了一场史诗级的商业狂欢。信息技术正朝着人类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这场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改变了人类处理事务的方式, 还改变了人类自身的地位和价值。信息技术甚至有可能大规模替代人类。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哲学系格鲁恩瓦尔德教授从现代技术的风险特征和社会道德维度分析, 认为现代技术伦理能够在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多元的社会背景下, 为冲突各方提供一个彼此沟通的方法论、一个比较冲突各方所用论据的有效尺度4。当前, 在公共管理中, 信息技术被普遍使用, 如智能交通、智慧城市以及精准扶贫。以上这些信息技术的使用助力公共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提升, 但也存在着技术滥用、技术依赖和技术至上的现象。技术滥用和技术依赖会导致管理者和工作人员远离服务对象和工作现场, 人文交流和情感沟通缺失, 公共管理者和公众之间变得冷漠和隔阂。技术至上也影响了公共管理者公共管理创新思维的发展。一路狂飙的技术发展必然带来潜在的社会灾难和不可控, 这也提醒人类要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边界风险, 不能让技术远远超越人类伦理进步的步伐。

　　(四) 信息技术对人类的驯化

　　对信息技术的过度依赖形成整体社会线下交往频次递减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局限, 信息技术工具价值替代了精神价值。公众在强大的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很容易在思想、行为层面被技术异化, 表现出思维受限、沉迷和依赖于网络工具、手机电脑综合征等现象。极为便捷的信息传递查询功能虽然丰富了学习资源和知识获取, 但是一方面, 资讯的良莠不齐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 另一方面, 部分时段的信息涌现严重影响了公众的正常生活, 信息资讯的过载加重了人们的负担。在公共管理领域, 由于信息技术的顶层设计弱化, 各地方、各部门各自为政, 这些公共管理部门主导的公共管理应用系统注重单一业务实现, 横向业务职能整合不足, 缺少统一的业务平台和数据共享机制, 无法呈现整体社会管理的有机整合。在这种背景下, 不仅具体工作人员数据重复采集、重复录入, 大量数据冲突标准不一, 难以支撑公共管理决策, 对公众而言也形成信息过度和重复采集, 困扰公众正常生活。面对不同的信息系统, 公众、公共部门员工往往需要登录或切换不同的系统才能正常使用诸多的公共管理系统, 每个系统中不同的功能模块使用起来费时费力且降低了使用效率。尤其是信息化的认证标准、数据标准、办公流程、通信标准、平台管控标准、业务集成标准、审批流程等形成人的思维定势、行为定势, 事实上形成了信息技术驯化人类的结果。

　　三、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技术边界和伦理治理

　　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应该从法律、伦理、政治、技术边界等多角度实现有效治理, 落实法律和政治责任, 严格技术管理, 建立预警、评审机制, 避免技术狂奔和社会伦理背离。

　　(一) 强化公众信息技术伦理教育

　　过去, 全社会对技术更多地是积极正面的认知, 对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缺少思考, 提升人们的技术伦理意识, 强化公众伦理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信息技术伦理风险调控和边界控制中, 公众的立场决定全社会技术的运用框架。公众对信息技术应用后果的感知滞后于技术进步, 未经充分沟通的技术应用一旦形成管理者和公众的冲突, 将不利于整体社会利益的实现。就技术伦理风险进行教育和沟通, 可以起到弱化冲突、降低技术应用伦理风险的作用。全社会形成对信息技术伦理风险和技术边界的共识, 都需要通过对公众的教育来实现。负责任的公共管理者应该将技术伦理风险和技术边界意识融合信息技术伦理精神, 将之纳入到公众教育和宣传体系中, 向公众传达正确的信息技术伦理观。人们需要充分认识到, 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注重伦理和技术边界, 利用好信息技术就能造福社会。社会的发展需要倡导高尚的信息技术伦理, 摒弃保守消极的信息技术伦理, 坚决抵制极端利己主义思想, 规范信息技术边界行为, 形成人类、信息技术、自然三者的和谐。

　　(二) 提高公共管理者的技术伦理素养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 即必须顾及自己行动的可能后果。信息技术应用存在着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如到底由谁来承担责任、技术主体又分别承担何种责任等, 厘清这些问题对责任主体明确责任意识、承担责任义务具有重要价值5。信息技术活动的环节包括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共管理部门等多元行为主体。公共管理部门是社会整体伦理价值的倡导者和监管者, 对技术伦理的评判享有法定的权威, 公共管理部门的技术伦理评判标准影响着社会整体信息技术应用的伦理判断。评判技术伦理是以公共管理者的信息技术伦理意识为基础, 由技术伦理知识、技术伦理价值取向和伦理决策水平等要素组成。公共管理部门决不能用公权力任意放大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尺度, 管控好公共管理事务中的技术伦理道德, 秉承理性控制的伦理态度是信息技术伦理决策的必要基础。为了减少伦理风险的产生, 公共管理部门在信息技术应用中应自觉树立伦理意识, 强化技术伦理责任。在对公共管理人员的教学培训中将技术伦理融入其中, 通过培训提高公共管理人员对技术伦理形成辩证和理性的认识。当然, 公共管理部门技术伦理标准的选择受到公共管理的政治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管理技术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技术的中立价值角度看, 技术伦理与使用技术的人密切相关。在公共管理中应用的信息技术就和公共管理人员的伦理自觉密不可分。公共管理部门可能不是信息技术的直接开发和应用者, 但有监管和评价信息技术应用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和伦理失范的职能, 并且, 政府制定的技术产业政策会影响整个公共管理部门的技术应用选择。因此, 政府有责任保障信息技术应用政策符合伦理规范, 对信息技术的公共管理应用给予“伦理关照”和“人文关怀”6。公共管理人员对信息技术的掌握是技术应用“有效性”的前提, 而公共管理部门对技术和公众的伦理倾向才是技术伦理性的决定性因素。

　　(三) 完善伦理与技术评价的法律和法规

　　现代社会的信息技术伦理规约需要全社会伦理责任主客体通过博弈协商形成共同认可的伦理观, 并以此对信息技术研发、应用行为进行约束。为此, 有必要进一步规范信息技术项目的立项、审核等管理环节, 通过立法手段完善信息技术法律法规, 最大限度地避免信息技术所产生的伦理负面效应。信息技术伦理规范除了遵从《民法通则》《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外, 信息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应出台纲领性和细则性伦理规约, 对信息技术伦理责任主体的伦理行为进行约束, 增强技术应用活动中行为规范的强制性。比如, 为了控制有害信息的传播, 一方面建立网络审查和滤除机制, 另一方面均衡公众言论自由和信息自主权的实现。通过法律和法规, 限制在公共管理中无限扩张信息技术的使用行为和商业过度逐利的伦理越界行为, 规定信息技术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 划定技术的法定边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要重新完善、细化、修订已有制度中笼统的表述, 扭转伦理规范的维度和层次规范操作性不强的局面, 系统构建符合我国社会主义伦理的技术应用标准。

　　(四) 信息技术伦理的评审制度和技术伦理边界的划定

　　如果在公共事务中, 信息技术的应用完全由公共管理者主导, 技术的伦理和边界就容易失衡, 也不利于信息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而隐私保护意识的加强, 信息过载的焦虑, 对个体行为过度干预的抵触都会排斥信息技术的应用。现有的信息化项目评审中, 以对信息技术的创新性、有效性、经济性、可行性的评价为主, 很少对信息技术进行伦理品性的评价。如果开展技术伦理的评审必然会使公共管理者重视技术伦理, 对信息技术研发、应用行为产生导向、约束和激励作用。开展技术伦理评价, 信息技术评审专家不但对信息技术本身要有经验和技术积淀, 也要具备相应的伦理责任和素养, 在技术评审中秉承科学态度进行探索和研究, 以一定的技术伦理事实为基础, 根据一定的伦理道德标准和原则对技术做出善与恶、肯定与否定的价值判断7, 限制信息技术的无限扩张, 针对信息技术可能的负面效应和社会伦理风险给出客观意见, 划定信息技术伦理边界。当然, 伦理价值观和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具体技术的应用对象和场景不同适用的伦理价值标准也就不同, 把技术伦理绝对化将限制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也不利于公共管理技术和效率的提升。因此, 技术伦理评价应在具体的文化、社会背景下, 兼顾整体社会利益和个体公民权利, 考虑技术应用的主客体、目的和效果等多维因素。信息技术的伦理评审不仅是专家的职责, 还应该使公众了解信息技术的科技和伦理政策, 提高公众的参与度, 鼓励由独立的公众、媒体、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开展第三方评价, 形成第三方技术伦理评估风险预警制度, 构建立体的技术伦理风险安全防护网。

　　(五) 公共管理信息技术创新与技术伦理的平衡

　　对应用于公共管理的信息技术, 既要防止借实现高效公共管理之名带来的技术无限扩张的负面效应和伦理失范, 也不能任意夸大技术伦理而抑制相关技术的创新, 应让信息技术的创新回归价值理性。由于技术的进步无止境, 新的技术延伸到的领域就会出现新的技术伦理和技术边界问题, 因此技术伦理和技术创新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国际范围的信息技术研发竞争广泛存在。基于技术伦理限制本国信息技术研发无异于作茧自缚, 鼓励信息技术试验、设计无边界的研发, 而进行信息技术有边界的应用推广才是理性的伦理观。政府倡导的放松管制、精准监管、优化服务以公共管理技术的提升为基础, 基于信息技术智能化的公共管理创新治理方式与传统的伦理必然产生冲突, 对新技术和新治理理念的出现不能简单扼杀, 在信息技术的国家政策上, 包容审慎的政策思维十分关键和重要。近年来, 包容审慎的政策取向, 使得中国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领域弯道超车, 成为世界顶尖的信息技术研发和应用大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智能物流等信息技术相关领域,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包容的公共管理信息技术伦理既符合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 也体现了对新生事物多元化的接纳。审慎的信息技术政策是公共事务管理者的权力克制, 也是对公权力的敬畏。

　　结语

　　信息技术伦理和技术边界既是现代公共治理的需要, 也是公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在技术理性和技术依赖倾向下, 部分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信息技术应用缺乏伦理审视, 出现了一些违背技术伦理的现象, 其中, 伦理失范和技术边界无限扩张不容忽视。均衡信息技术进步与技术伦理, 将公共事务管理的信息技术限定技术边界, 渐进地推进公共事务领域的技术应用应成为公共管理者成熟的技术政策。总之, 信息技术伦理规范与技术边界问题的提出对形成高效有序的现代公共治理具有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