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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杜亚泉人生哲学思想内涵探讨
【第一章】杜亚泉的淑世主义人生观探析绪论
【第二章】杜亚泉人生观的思想渊源
【第三章】杜亚泉人生观念的内容
【第四章】杜亚泉人生哲学的时代意义
【结论/参考文献】杜亚泉人生哲学体系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2 杜亚泉人生哲学的思想渊源
2.1.1 杜亚泉的生平及经历
杜亚泉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科普教育家以及翻译家。在翻译方面，他是翻译化学元素名称的第一人，也是率先翻译《盖氏对数表》的第一人；在科普教育方面，他致力于培养科学人才，以培养出认真、负责并有独立科研能力的科研人员为己任，并且是中国首本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的创始人，更被誉为“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在思想启蒙方面，他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编教材，创刊物，兴办学堂，教授学生，为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着“科学启蒙者”的美誉，就连着名思想家胡适也曾受到过他的教诲和影响。正是因为他对自然科学的钻研使他能够掌握一套科学的思维方式，这种科学思维方法使其在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时，也能够严格地遵守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杜亚泉自幼勤奋刻苦、好学深思，虽一直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中，但他并不固守陈规，囿于成见，并且对时局有着清醒而正确的认识。
所以在深刻的反省了当前中国的形势之后感觉到当时的文化已经难以拯救风雨飘摇的中国，他果断放弃了束缚创造力的科举考试，从而开始转向学习西方先进地科学文化知识，包括数理化、医学、动植物学等领域。通过自学，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并开始把学到的知识用于济世救民、开启民智的实学当中。此后，他一生为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启蒙后辈而奔走呼号、殚精竭虑，直到油尽灯枯。其殁后，却借棺方才入殓，实在令人悲怜。这也印证了他自己的话：“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15]
杜亚泉伟大的人格特质也是人其生哲学极力弘扬的品质，可以说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的人生哲学信条，创造了非常有价值的人生。
近代中国时局动荡、人心忧忧，虽经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但政治局势仍一片混乱，封建残余势力与新兴军阀相互勾结，压榨百姓；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侵略扩张，鱼肉人民。更令人忧心的一点，便是腐朽的封建意识与外来的资本主义思想杂染交混，布流社会，使得人们精神混乱，茫无凭准，道德价值观更是人人自立，难有统一。当时爱国的有志之士，面对人民精神迷失、道德观紊乱的现象，也在汲汲探寻拯救之路，当然，杜亚泉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他深感当时的中国急切需要拯救蒙昧国人的工具，并加以“诱导”,来拯救日益衰败的人心。但是苦于没有门路，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正在此时，商务印书馆也开始革新《东方杂志》，需要引进新的人才。对他来说，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凭着他坚实的学养功底和对时势的透彻把握，被聘为主编。在担任主编期间，他一方面对《东方杂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自己笔耕不辍，并翻译了大量日本的和日文转译的西方国家的专着、评论和各种重大事件的报道。除此之外，杜亚泉还立志于兴办教育，传播科学文化和知识，培养人才，他还和蔡元培在绍兴开办过中西学堂，之后又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亚泉学馆。在教育大众的同时，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和科学文化体系，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当时黑暗的中国社会带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光明。
在着书方面，杜亚泉可谓着作等身，但是最着名的要属他的《人生哲学》了。杜亚泉编写的教科书大多数都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但他却并不仅仅将自己的注意的焦点放在自然科学这个圈子里，“而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三十余年，未之改也。”[16]
另外在兴办新中华学院的时候，杜亚泉就在学生当中开设了人生哲学这门只有少数人知道的课程，用来帮助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所学校停办之后，他根据自己的讲课内容，又搜集了许多学科中一些新鲜令人警醒的理论，例如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并对此进行了补充和加工，耗时六年时间，呕心沥血，终于 1929年 8 月编纂出版了《人生哲学》这本书，这本书曾经被作为当时高级中学伦理教科书。“由于杜亚泉所治为科学的哲学，与悬想哲学家当然不同。”[17]
蔡元培先生认为杜亚泉的《人生哲学》“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如唯物与唯心、个人与社会、欧化与国粹、国粹中之汉学与宋学、动机论与功利论、乐天观与厌世观，种种相对的主张，无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于伦理主义取普泛的完成主义，于人生观取改善观，皆其折衷的综合的哲学见解也。”[18]
研究其人生哲学，对于当下犬儒主义、颓废主义与xuwuzhuyi盛行的国人思想境况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杜亚泉的人生哲学可以说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缩影，对我们今天研究杜亚泉这个人物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杜亚泉是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可以说是“东方文化派”核心精神的缩影和延续。杜亚泉是“东方文化派”的创始人，长期以来，因其曾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发生过激烈争论，而被社会主流意识认为是守旧派人物，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19]
“五四”时期，以“科玄论战”为契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一种以“东方文化足以救西方文化之弊”为主要观点的思想派别和团体，“东方文化派”应运而生。但他们的思想与同时期出现的比较保守的复古派、国粹派以及较为激进的西化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俱不相同。“东方文化派”
主张在理性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加以吸收西方文明之精髓，来弥补其不足，以重构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其始终坚持文化民族主义操守且不拒绝吸收西方的有益思想乃是其区别于其他派别的特色所在。“东方文化派”形成于一个以“启蒙”与“救亡”双重任务为主题的时代。“身陷于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民族危机的特定社会情境中。自然它的学说观点中会留下明显的时代印迹。”[20]
而这些印迹同时又会在无形中形成其特有的学术特征及十分鲜明的文化立场，并且在近代中国思想界中也会发挥出相当重要的作用。杜亚泉调和中西的文化观点随后也点点滴滴渗透在其人生哲学思想里。
2.1.2 杜亚泉人生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
每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都是立足于其所处的时代而逐渐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其时代氛围的深刻影响，所以研究杜亚泉的思想，应该考察近代中国的哲学背景和哲学环境。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争失利，被迫打开了关闭已久的国门，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趁机陆续侵略中华，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以及清政府的节节败退，中国各阶层也开始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首先是代表封建地主阶层的清政府内部一些开明的官员，主张在器物层次、物质文明上学习西方，实行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其次，代表农民阶层的一些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太平天国的统治思想是以“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农民阶级根深蒂固的大同思想为主，但却也无不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以西方基督教所期待的“千年王国”作为建立在世上天国的太平理想；代表传统知识分子的改良派则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试图从解决中国人民的精神文明，来解决这一困境；代表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则强调学习西方的民主和先进的法制制度，企图从制度文明这一角度来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难题；代表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则主张推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但他们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即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而代表当代知识分子的青年们则兴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积极传播西方思想，大量翻译西方代表自由、民主的作品，从各个方面来探讨救国救民的良方：有的极力鼓吹、宣传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有的着书立说，利用在大学授课的机会来传播西方文明；有的利用报纸、期刊等媒体工具来介绍西方哲学思潮。自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中国学术界显得非常壮观，可谓百花齐放，其中我国传统文化必不可缺，亦有西方文化，更是有唯物论。“由此我们可以把近代历史的进程大致分成以下三个时期：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失败，是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进行器物层次的变迁；从甲午战争经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进行制度层次的变迁；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从文化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进行文化和价值层次的变迁。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形成与展开的。”[21]杜亚泉的人生哲学思想也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下应运而生。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在 1923 年这一年曾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过“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这场论战讨论的方面涉及众多：传统心性之学与以功利主义与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直觉与逻辑思维的差异、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换句话说这场论战就是为了解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而从哲学这一个层面来看，这场论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到底哪一个是起决定作用的。
关于这一点，论战的核心人物张君劢毫不掩饰，他曾在他撰写的文章里回顾“科玄论战”,表明发起这场论战的初衷是保卫人类的自由意志。他称：“我所以讲‘人生观’之故，由于我在欧时读柏格森、倭铿、黎卡德诸书之影响，深信人类意志自由，非科学公例所能规定。其立言之要点再次。”[22]
意志与决定论之争在中西哲学史上可谓由来已久。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曾被涉及讨论过，在当时被称为“力命之争”,从先秦到晚清，崇拜天命的宿命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处于次要地位的是偶有出现的“造命”说。历史推进到近代社会以来，中国哲学家却另辟蹊径一改往常“宿命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态势，“心力”说--唯意志论称为具有生机的思潮。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之下，张君劢等人主张意志自由说，而丁文江等人则倾向于用机械决定论颠覆意志自由论，从而引发了这场论战。[23]
杜亚泉的人生哲学也是这一论战的产物，杜亚泉既不同意科学派又不同意玄学派，认为人生问题的探讨与解决，既不能像科学派那样，单纯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与物质属性，也不能像玄学派那样过分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与直觉。杜亚泉的人生哲学正是基于对“人生”、“科学”这两大问题的冷峻思考而形成的，而他思考、探究、总结的的过程，恰恰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自接触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西学东渐”这一过程，造成了东西文化在近代中国不断的接触、冲突、碰撞、和融合，而这一过程达到的不可调和的顶点，便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爆发。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也被叫做“科玄”论战，这一场论战的核心问题是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外各思想派别争夺中国思想阵地的情境。论战的主要双方，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主的杂糅了宋明理学和柏格森创化论思想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主的代表实用主义“科学派”.论战的结果，正如艾思奇所说：“虽然是以吴稚晖先生的根据科学而考察出来的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压了卷末，似乎科学终于胜利了，然其实科学的人生观仍是漆黑的一团压不了玄学者勃然而起的锐势，于是哲学界普遍的研究起人生问题来，经历了一场波及面十分广泛的社会大变动和思想大变动之后，由于人们对以往生活道路产生疑惑，势必会去探索新的人生之路。 [24]
五四文化运动之后，不少人对人生观问题十分关心，杜亚泉的人生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
2.2 杜亚泉人生哲学的理论来源（The Theory Source of yaquan Du'sPhilosophy of Life）
任何一个哲学家思想的形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渊源。因此，今天研究杜亚泉的人生哲学思想，首先应该对他的思想渊源进行透彻的分析。杜亚泉一生跨越清末、民国、共和国时代，所以他的思想渊源比较复杂。总的来说，杜亚泉的人生哲学思想的根基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他大量吸收了来自西方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奥伊肯的精神生活哲学，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思想等。
2.2.1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生哲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对人生的思考和论述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冯友兰指出：“人生哲学即哲学中的人生论，所谓自然哲学，乃哲学中之宇宙论也。”[25]
张岱年先生也曾在他的《中国哲学大纲》中，把中国哲人所讨论的哲学问题概括为宇宙论、人生论、考知论三部分，并且认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他还指出：“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最富，其所接触的问题既多，其所到达的境界亦深。”[26]
但是即便如此，人生哲学到近代才开始引起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注意。出生于明末清初的杜亚泉就是其中一位。杜亚泉自幼接受传统经学的教育和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并参加了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这使得他的人生哲学无法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杜亚泉的人生哲学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哲学是在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和的双重影响下应运而生的，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在杜亚泉人生哲学体系的构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杜亚泉的整个人生哲学思想体系都是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尽管他后来致力于传播西方思想文化，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拯救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是一种具有特色的想法，并且也符合西方现代物理学所推展出来的最新观念。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宇宙是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与人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或者类似。这与西方的新生理论“机体论”有几分神似。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宇宙是机械的，是由孤立而静止的部分组合而成的，是由外力驱动而运动的。而机体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活动的整体，具有内在的动力。而是由外在的力量造成它的运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在宇宙生成论的问题上人们比较倾向于自然地机械论，认为宇宙是一个大机器，这样才能对其进行拆分研究。但是，整体并不是简单的部分的总和，所以在机械论的研究下，不可能呈现出世界所有真正的特征。这就好像中西医之间的区别，西医的检查方式是哪里有问题查哪里，问题出在哪里，就在哪里解决问题；而中医的做法是透过病理现象寻找病因根源，在根源上解决问题，表面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西医的医疗观念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他的病症评价机制。如果相关数据没有达到他们规定的临界点，西医认为人就是健康的。但往往有些时候当人的某方面数据达到西医所谓的临界点了，病情也就很难治愈了。中医则更加注重养生，治病于未发，从而保证身体时刻的健康。按照中国的传统思想，物极必反，一个人表面上很强壮健康，却很可能正在走向衰弱和疾病。所以中医认为，不能把人看作简单的机械，这样只是单纯地通过仪器去测量得出的结果往往无法体现生病的趋势；而应当把人当做有机体，这样就能及时发现征兆，提前预防。
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说法，认为宇宙与人性是相通的，透过宇宙现象的变化可以推测人世间将要发生事情。也正是因为如此，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总是能够跟自然和谐地相处，总是想着宇宙、自然与人类的相关性，总是希望从宇宙、自然中找寻到对于自己的生命启示，所以他们总是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以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涉及到人的时候，往往是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考量的，而不是分开考虑。这种将自然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中国哲学的独特之处，也是现代西方物理学领域的一项新的研究问题。我国自古以来哲学的研究对象也都是以自然和人生为主。[27]《周易》中主要讲的就是天道和人道；天道以自然作为对象，人道是以人生为对象。又有一种说法，天道、地道和人道，天指的是自然的精神方面；地指得是自然的物质方面。
也有的是以神为对象的，《易经》里有云“圣人以神道设教”,可以证明之前的说法。但是我们国家所谓的神，经常是天或自然的综合体。《中庸》里所说的“体物而不可遗”,他的意义和泛神论相通。而我国所谓的“天”,实际上常常以人作为体现，尚书里讲到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中庸》里所讲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二程子言“天以生为道”;从上述中可以了解到，中国所谓的“道”,全部都是离不开人这个主体，以人的发展生存为头等大事；与西方现代哲学大抵上是相一致的。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生的探索由来已久，杜亚泉的人生哲学就是近代中国哲学家的一次追问。杜亚泉的人生哲学以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去洞悉生命的真谛，强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弘扬生命的尊严，这和中国传统哲学中敬畏生命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传统哲学里儒家的中庸之道对杜亚泉人生哲学中调和改善主义人生观的影响尤其重要。杜亚泉对儒家的“中庸”思想感情极为深厚，“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其文化思维中的地位无可比拟，是杜亚泉人生哲学的一种终极状态。他曾说，“孔子言理性，丁宁反复于中庸之为德。呜呼！此其所以范围天下而不过欤！”[28]
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都是在这深深的中庸底蕴之中的，反映于人生观上就是一种自我调和改善的机制，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独具特色的地方，也是比起西方文化的高明之处。“中庸”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9]
那么什么叫“中庸”呢？古往今来的解释可谓多如星辰。最着名的是程颐的解释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30]
朱熹注“中庸”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至也。”[31]
朱熹另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决，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32]“中”指的是一切事物的自然本真状态，即其本性。“和”则指事物合规律性的运动方式，是“达道”的一种途径。杜亚泉人生哲学思想中的调和改善主义思想的古代源头就是这极高明的中庸之道。杜亚泉的人生哲学致力于将西方文化调和于儒学之中，这种调和思想贯穿于他整个人生哲学体系中。杜亚泉看待人生问题不偏不倚的“中庸”精神使其在那个动荡极端的社会里冷静而深刻的揭示了作为一个人的正确的人生目的和价值，这对于后世亦具有相当深刻的启发意义。
2.2.2 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遭受着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此时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国，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新的气息和知识视野。觉醒的中国人在汲取西方文化精华的同时积极地探索着本国救亡图存的道路。当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潮传入中国之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在国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中西文化论辩。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客观现实，当时国内很多学者深入研究西方先进的文化理论学说，并用其分析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求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杜亚泉吸收了西方的哲学思想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之路问题。总体说来，对杜亚泉的人生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哲学思想主要有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奥伊肯的“精神生活哲学”以及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
（1）柏格森的生命主义
杜亚泉的人生哲学全书绪言引柏格森之观点：“一切生物，皆互相结合，同循此伟大的冲动而进行，动物立于植物之上，人类又立于其他动物纸上，为共同进行的一大军队，人类立于战斗的最前线，以其精神作用为武器，打破物质的抵抗，向生的方向，努力奋斗，以开展其新生命。”
作为一位严谨而善于思考的学者，柏格森被罗素誉为 20 世纪法国最为重要的哲学家，生命哲学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主要归功于柏格森的贡献。柏格森的名字就象征生命哲学，他的思想就是生命哲学的最好体现。在柏格森看来，生命哲学的关键之处在于“生成”,“生成”的意义在于过程、在于创造，而时间是生命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柏格森称之为“真正的绵延”.人们内心可以感受的东西很多，而唯有“绵延”
才是人们感到的最为真实的存在。“绵延”不同于固定不变的事物，它是一种连续的、不间断的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东西，可称之为“变化流”,“绵延”代表的是变化本身。柏格森认为，变化存在和运动存在的状态代表的是“生命之流”.
具体说来，变化存在是无需载体的生成状态，运动存在是一种变化中的运动，没有可见的有形的物质作为运动的主体，“生命之流”被柏格森定义为“绵延”.绵延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连续的，不同于简单的一个事物跟随另一个事物。为了弄清楚什么因素催生了变化和运动，柏格森用“生命冲动”这个概念进行探究。在“生命冲动”的影响下，蕴含变化和运动的生命之流会朝着两种方向进行运动，一个是顺行，另一个是逆行。生命之流在顺行的过程中会发生紧缩和凝聚，从而催生出生物有机体；生命之流在逆行时会扩张和松弛、堕落，从而产生无生物的物质。
可以说，生物界和非生物界、有机物和无机物的产生都是生命之流运动的结果，是生命之流运动的派生物。柏格森认为，生命之流可以认识，而认识的方法就是直觉。
怎样才能获取认识生命之流的直觉呢？在柏格森看来，人只有在意志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超越一切理性思维的羁绊，从逻辑、推断、归纳和整理等理性思维解脱出来，使人的心灵回归真正的价值趋向，这样才能才生实实在在直觉，才能认识到生命之流。
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和“直觉”理论受到了杜亚泉的赞赏和推崇，其生命哲学高扬了人的生命价值，肯定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使得杜亚泉深受启发。在他看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是意识。动物和植物都是具有意识的，植物的意识虽然处于昏睡中，但并非没有意识。意识和生命都是流转持续的，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前进。物质世界为机械的法则所支配，不能超越法则而自由；而意识世界则全然自由，常常可以产生不可臆测的创造。所谓生物，即物质体存在做生命的活动；生命的活动，就是引领意识潮流，侵入到物质中间，支配着物质，这叫做创造的进化。在创造的途中，生命向物质不断发展，因为被物质的拘束，必须服从物质的法则。但生命会不断地努力，以求挣脱物质法则的限制和束缚。产生这种努力的原因在于“生的冲动”,“生的冲动”使得生命向着创造进行。
为排除物质抵抗，生命被分散为若干部门、若干种属及无数个体，各自努力。由于各自努力的程度有所差异，所以创造进化的程度也会各不相同：最低级的为植物的生活，仅仅安于无意识的睡眠状态；动物的生活处于第二级，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本能生活，像蚂蚁和蜜蜂等低级动物的本能生活；二是理智生活，专属于人类。在受物质支配力方面，植物受物质力的支配最强，动物次之，人类最少。在生命和物质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方面，人类的生命支配物质比物质支配生命更多。就此看来，人类能够冲破一切障碍，使生命活动继续进行下去，因此，人类所受的支配最少，所掌握的主动权更多，也就是说人类最为自由。
“但人类的生命，决不孤立于其他生命以外；一切生物，皆互相结合，同循此伟大的冲动而进行。动物立于植物之上，人类又立于一切动植物之上，为共同进行的一大军队。人类立于战斗的最前线，以其努力的发展，遂和其他动物，隔离较大。但人类如果忘却努力，在其意识上面生了因袭和独断的皮壳，那么就和被支配于自然界必然法则的动物和植物没有什么分别了。”
因此，在哲学层面上，杜亚泉提出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生命的理论，通过不断努力奋斗，显现人生的真正价值。
杜亚泉的主体立场是以西方的哲学思想解释中国的文化，他代表的是“东方文化派”.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正价值的文化，偏重伦理道德与人生意义的思考与实践。柏格森的思想与此有相似之处，因此，杜亚泉接受了柏格森的积极创造主义人生观。这一时期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也传入中国，其学说以叔本华的生活意志为根据，兼受达尔文生存竞争说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尼采认为，“超人是人的自我超越，其权力意志达到顶峰，摆脱了一切现实的具体的人所具有的各种缺陷。超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立法者，本身却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超人是道德和真理的准绳，而本身不受任何道德和真理的节制。”
超人哲学主张个人的权力，在生活意志上，主张权力意志。权力意志表明一切生物都有扩充和增强自身力量的自然欲望，这代表着生活的本能。人生的目的就是以求无限制的扩充自己力量，从而满足生活本能的欲望。善意味着力量，恶意味着软弱。幸福就是权力增加的感觉，不幸就是与之相反的感觉。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就要扩充自身的力量，勇敢的向社会宣战，就要在生活的过程中不畏惧其他人，不怕神灵，不怕死亡的威胁，生活不能只求苟且与安稳。你必须找寻你的敌人，你必须和你的敌人奋斗，只有奋斗能使人类进步，只有奋斗能打开人生的新机运，只有奋斗能使我人进于超人。奋斗的结果虽不免产出人生的悲剧，但此种悲剧，在艺术中占有最高的地位，由悲剧的艺术所成就的人生，方为高贵的人生。但是杜亚泉并没有接受尼采悲观主义的消极价值观，只是接受了其中积极奋斗创造的部分。所以，总的来说杜亚泉还是主要接受的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排斥科学理性，拒绝物质生活，对生命进行热情地歌颂。在杜亚泉看来，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中的自强不息的人生观相契合。
（2）奥伊肯的“精神生活哲学”
杜亚泉指出，奥伊肯的哲学思想把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作为比较的对象。当物质生活达到某程度时，精神生活才开始。在低级程度时，一切生活，只是顺应自然，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满足自然的欲求；但这状态并不会永远持续不变，到了一定时候就会有高尚的理想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为实现理想，人们开始奋斗，在物质生活以外开拓精神生活的领域。物质生活受到一种必然法则的约束，它表现为无意识的、他律的、官能的生活状态；精神生活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性的以及自律的生活状态，它自由的追求自己的生活世界。
宇宙生活处于自然生活进入精神生活的征程中。人类正处于自然生活向精神生活过渡的过程中。一方面，人类不能完全脱离自然生活，因为人类本身为自然生活圈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类又有着超越自然生活的精神生活。生活的内容，是不能以理智证明的，譬如火的热，糖的甘，不是借他人的经验就能了解的；除了自己直接感知即直观外，没有别的方法。直观有两种：一是感觉的直观，一是精神的直观，前者由自然给与的，后者由自己创造的。欲知逼真的生活，必须使后者制胜前者，使由自然来的感觉情欲，不至肆意横行，依着精神的努力，奋斗创造，以实现理想，方能了解精神生活的内容，真正的人格和自由，方能表现出来。
奥伊肯的精神生活哲学极大的影响着杜亚泉人生哲学体系的构建，杜亚泉沿着奥伊肯的步伐向人的精神世界不断迈进，通过探索这个意志世界来实现自己人生哲学价值体系的构建。
人类经验在奥伊肯的人生哲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实生活是奥伊肯所关注的重点。他的人生哲学用于探究价值和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奥伊肯在自己哲学体系的构建中并不倚重于理性，他认为生活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并非游戏，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所以，生活需要积极向上的精神，需要不断奋斗的勇气。20 世纪初，西方社会劳动日趋繁琐复杂，人演变为单纯的劳动工具。虽然物质文明急速发展，但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并没有感到幸福。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充裕，人们的精神生活却更加贫乏。奥伊肯认为，令现代社会人产生精神上困惑的原因在于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当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事业与兴趣面临新情况的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理想却仍受着旧观念的支配。人们在遇到现实的新问题时，无法在传统的价值观内寻求解决之道。内在唯心论与基督教是传统价值观中的两个典型代表。内在唯心论认为，人的生活应该在自身精神生活中展开，而不应有处于人自身之外的目标，不应被日常生活琐事而困。基督教把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看作最亲近、最真实的实在，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基督教把日常生活实践中不可能的事看作可能，困难的事看作轻而易举。
奥伊肯认为，基督教与内在唯心论都是创造了一个异于现实世界的彼岸世界，进而把它作为人生活的价值标准，这样做法会给人以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其结果只能是失败。新的失败会加深人们对社会的怀疑与对现实的沮丧，最终使人误入歧途。
十九世纪，哲学中的唯心论开始向实在论转向，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现实中的生活，将更多地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可见的现实“实在”,着眼于内省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厌弃。
人们开始在现实世界中去发现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由此，人类生活逐渐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具体形式与现实意义，从而取代过去那种阴暗模糊的特征。然而，奥伊肯指出，实在论不能对生活的真实意义进行完全的诠释。实在论就是现实主义，它包括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是相互对立的，即“理智主义”与“自然主义”.从奥伊肯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理智主义所主张的思想对生活具有支配权，它是全部实在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理智主义是机械的，因为它概念化和抽象化了人们的生活，并从中选择人的价值目标。自然主义与理智主义恰好相反，它认为人们是在自然支配下生活的，人们的意志不能超越自然的安排，人类的独特性在自然法则之下难以施展，而且人类的成就源于自然而非主观努力。
在自然主义的思想下，人类就失去了追求崇高理想的欲望。人本主义认为人的生活是一连串孤立的状态，单个劳动者的成果与其福利是间接的联系，人本主义难以为整体生活提供意义与价值，使得个人奋斗的积极性丧失。在奥伊肯看来，“精神生活在人身上的直接展示必然说明它是最基本、最直接的、是生活的真正基础，最具远见卓识的状态是精神上富有，特别在科学艺术领域里。创造性劳动调动起人的一切才能，使人作出合理、健全的判断。”奥伊肯认为，精神生活是人生活的本质。精神生活既是自我的生活又是宇宙的生活。
精神生活的基础来源于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内容来源于一种无所不包的生活，即宇宙“大全”.这种宇宙“大全”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它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它所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转变。转变的过程是一个主动地过程，强调由内而外，从自身对生活的感受进行。这种宇宙“大全”包括精神和自然，人类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在精神和自然地有限对立中。奥伊肯说：“它不必听任事变潮流席卷而不做任何抵抗，它可以发挥反作用力。它可以从易朽的东西中筛选出永恒的东西，从纯粹自然的东西中筛选出精神的东西，并要求越来越多地享有那永恒的东西。”
在奥伊肯看来，精神生活是独立的，它处于不断被创造的过程中。道德、人生意义、社会正义以及宗教等问题，在奥伊肯的思想中也与精神世界息息相关，并能用精神世界对它们进行一一阐释。道德层面，个人生活表现实际上是精神生活在道德上的要求。人生意义层面，人通过构造自己的精神世界，可以改变人对不幸与困难的态度，体会人生的真正价值，理解人类生活与个体生活的关系与历史意义。在社会正义方面，人要想保护自己，要想在精神生活上使人变得高尚起来，就必须把正义作为一种崇高的存在，这种存在超越一切利益，并展现在人类的世界中。社会正义的职责就是创造一个自由的精神王国，并扞卫正义的价值标准与理想，创造一种正义的精神氛围。在宗教方面，奥伊肯认为宗教将其自身生活视为人精神的最高境界，通过寻求一种终极价值与终极目标来保证精神生活的胜利。用宗教观点来说，人们生活的重心和真正价值存在于精神层面的人格世界和道德世界，而非现实的世界。
（3）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被称为美国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广泛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词来源于希腊文（pragma），原意为行动、行为。实用主义者大多强调实践在哲学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哲学需要被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上，主张把确定的信念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把采取有效的行动看作谋生的主要手段，把开拓、创新看作基本的生活态度，把获取成效看作最高的生活目标。实用主义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皮尔斯、詹姆斯、杜威被看作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及其所开创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构成了20世纪西方乃至世界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大事。实用主义哲学的原初理念是由19世纪末叶的另一位哲学家皮尔斯提出的，但真正使其系统化并最终成为具有“美国哲学”品牌意义的却是詹姆斯。在现代美国哲学生长史上，詹姆斯的理论地位几乎是不可替代的。詹姆斯把实用主义看作一种方法论，并把它归结为一句格言：“不讲原则，只讲效果。”他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而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东西：原则、‘范畴'和必需的假定，而是去看最后的东西：收获、效果和事实。”[42]
他认为许多“原则”的争论，都不是“效果”争论，因而是多余的和没有意义的，想以此来取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争论。
杜亚泉曾经这样论述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其哲学有三个显着的特点：（一）思辨哲学，想借助思辨以认识真理，认为真理是极正确的。经验主义哲学偏重于机械论的观点，而实用主义着眼于实在的现实生活，以现实的人生目标为标准，“真理当有实际的效果”可以高度诠释实用主义哲学。这个学派的学者，认为几何学法则之所以能成为法则，是因为它符合人类实际生活的缘故。在实际生活的要求之外，未尝不可以造就不相同的法则；由于此法则不适合我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它不能成为真理。我们姑且认为真理并非绝对不变，而是可以随人类的意志而改造。真理是由人所创，得由人去实践；世界既变，则我们所谓的真理亦变。（二）思辨哲学及经验哲学都把知识奉为瑰宝，高扬理性精神，从这一点来说，它们都是知识主义。而实用主义则把情意的作用视为根本，把知识放置于第二位的因素。知识作用立足于情意作用的基础上，必定是我们先对其充满好奇，然后我们意志再加以注意，接着再起知觉。我们的心灵并不能映照外界的一切事物，它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部分，从而形成知觉。选择的标准在于情意的作用，情意所能感到的利害关系就是选择的最直接原因。因而，一切知识都是由情意所能感到的利害关系产生的。〔三）实用主义重努力和奋斗。人类可以依靠主观的不懈奋斗改造客观世界。
总之，实用主义的哲学，皆认生命的发展为人生的究极目的，人类主观的情意，皆向此目的而活动，即客观的理智，亦以求合于此目的而起。所以理智仍以实用为标准，至努力奋斗，则为具有目的的人生当然的结果，亦为认识人生目的的哲学当然的结论。[43]
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杜亚泉提倡努力奋斗，不断强大自身的生命力量，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人生；努力完善自身的道德与修养，好学力行，这样才能达到“生”的进化，才能完成自己的人生。杜亚泉的人生哲学重视扎扎实实的积累自己的言行和奋斗，这使得实用主义在他的人生哲学中格外显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