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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阿伦特“思考”的道德意蕴探析
【第一章】 《心灵生活·思考》中的思考与道德研究导言
【第二章】艾希曼审判：“无思”的哲学蕴含
【第三章】海德格尔事件:思者为何误入歧途？
【第四章】 “思考”的哲学蕴含
【5.1】 “思考”和良心的关系探析
【5.2.1】 “思考”对判断的“释放作用”
【5.2.2】 “思考活动中对人的心智扩展
【第六章】对阿伦特“思考”的道德关切的反思
【参考文献】阿伦特思考的道德副作用研究参考文献
1导言
1.1选题来源及意义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O6-1975年）是二十世纪西方一位着名的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身为一个德国犹太人流亡者，阿伦特切身经历了二战期间极权主义肆虐所造成的巨大浩劫，这段不可磨灭的“黑暗时代”的阴影也成为了她毕生思考和写作的背景，促使她致力于驱散黑暗阴霾的斗争。阿伦特一生着述甚丰，给世人留下了十几部颇具分量的着作，其中不乏政治哲学的典范之作；她的思想极具原创性，而且直面二十世纪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针砭时弊，因而常常引发社会的极大关注和学者们的激烈争议。
受其人生经历和生活环境的影响，阿伦特对行动以及政治领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从体大思精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1），到令她名满天下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AReport on theBanality o fEvil,1963），以及后来对美国共和制有微妙精湛诠释的《论革命》（OnRevolution,1963）和《共和的危机》（Crises of Republic,1972），阿伦特终生都执着地关注现实中潜在的危机，不断地探寻人类生活中充满希望的新前途并且发现可能的方法。
尽管如此，随着深入阅读她的着作，我们就会发现，她那热情激昂的“思考”自始至终都活跃在她的全部作品中；“思考”毋庸置疑是她的主要活动方式，它仿佛带有塞壬之歌般的诱惑，总是成功地俘获人心。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阿伦特有意为自己留出时间和闲暇来对“思考”进行思考。她重新回顾了自己对“黑暗时代”以及大屠杀事件的反思，这使她怀疑在“思考”和道德判断之间存在着联系。经过她晚年对“思考”在哲学上的可能性及其道德意义的探索，最终成就了她最后和未竟的着作--《心灵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1978）。
《心灵生活》不像阿伦特先前的着作那样大都是探讨确切的政治议题，它是阿伦特最具有哲学思辨的作品。为了对“思考”进行思考的同时又不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阿伦特求助于哲学史，与先哲们神交会意，以期获得意志的力量和有效的判断途径。因此，在这本书中，阿伦特从现象学、语言哲学甚至历史哲学等等多方位的视角，向读者们展现了从苏格拉底至康德至海德格尔的几乎整个哲学史，也涉及到了大量的传统和当代的哲学问题。从表面上看，《心灵生活》并不是一本伦理学、道德哲学着作，它作为对《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1958）关注行动和行动生活的一种续篇，《心灵生活》聚焦于个人及其内在心灵生活的内在活动。若把阿伦特当作一个道德思想者是成问题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试图在阿伦特的作品中寻找道德或者伦理的理论，他们将不会轻易找到。”
但是，《心灵生活》对理解道德依然有意义，即使我们可能不会找到一个系统明晰的完整的道德体系。首先，阿伦特自己指出，促使她研究人的心灵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在见证了艾希曼审判之后，她被这一事实所难住：被告“很普通，十分平凡，既不是魔鬼，也不是怪物”,②但却犯下了怪物式的罪行。在阿伦特看来，“他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念或明显的作恶动机这些标识，他行为上唯一能被别人察觉的显着特点是某些完全消极的东西：不是愚蠢而是无思。”
这种在犯罪者的肤浅和他的罪行之庞大之间的明显矛盾促使阿伦特推测是否“恶行可能不只是放弃基本的为恶动机，而是放弃任何动机，放弃任何能够激起兴趣和意志的东西”.
在她看来，艾希曼的突出特点是他的“无思”,鉴于此，她想“善恶问题，我们分辨是非的能力，可能与我们的思考能力有关。”进而，阿伦特在《心灵生活》中的“思考”这一卷，即《心灵生活·思考》中审查的具体问题是“不顾结果和具体内容的思考活动之类”,是否能“使人避免作恶，或在实际上‘决定’我们与罪恶行为作斗争的条件？”⑥于是，阿伦特自己为读者阅读《心灵生活》提供了一个道德的视角。第二个原因至少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她1965年在纽约的系列演讲被叫做“关于道德哲学的一些问题”①，它们总体上同样也是三重结构--“思考”,“意志”,和“判断”--且其内容是《心灵生活》的直接雏形；另一方面，她在1971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思考与道德关切”②，她几乎把它的全部内容都融入了《心灵生活·思考》中，且它容纳了“思考”的中心内容。
事实上，阿伦特生前并没有完成《心灵生活》，这部着作缺乏统一性也确实使得读者很容易在许多没有适当标识的岔路上迷失自己。但是，从阿伦特向来不拘泥于传统特定思维模式的思考方式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把她一贯的哲学态度--哲学存在于哲学性思维或推理之中；它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个知识体系--看成引导我们走出她思想迷雾的绳索。正是如此，阿伦特邀请读者们加入她对一些大问题的反思之中，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所遭遇的。鉴于此，透过阿伦特生活的时代--20世纪极权主义的恶的经历--回顾人类黑暗的历史，理解阿伦特对那个时代的思考，我们不仅可以得出“思想”是“道德”的成长土壤，还可以习得如何审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在一年前开始思考论文选题，当时心中最为明确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写一位女性哲学家。而在上个世纪的重要女性思想家中，阿伦特当仁不让地与波伏娃、桑塔格等享有卓尔不群的地位。通过阅读阿伦特的相关着作，我更是被她犀利的眼光、独特的哲学视角、深厚丰满的性情所吸引。尤其在她对“思考”的道德意蕴论述中，我更是获益匪浅。正如雅斯贝尔斯曾经是阿伦特身处“黑暗时代”的明灯，在我看来，阿伦特是照亮我们前行道路的一盏明灯。
1.2国内外研究概况
近年来，随着阿伦特主要着作的中文译本及多种传记在国内相继问世，中文读者能够在思想上与已故的阿伦特直接进行思想对话，这也促进了国内学界对阿伦特思想研究热度的增温。目前，国内阿伦特原着的翻译成果已经颇为丰富，包括：《黑暗时代的人们》（2006）、《心灵生活》（2006）、《论革命》（2007）、《极权主义的起源》（2008）、《人的境况》（2009）、《过去与未来之间》（2011）、《责任与判断》（2011）。其他关于阿伦特的专着也大都是翻译外文版本，且很多都是传记性质的，例如，《阿伦特为什么重要》（2009）、《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与思的故事》（2010）、《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2012）等等，它们只是大致勾画了阿伦特思想的轮廓，没有深入探讨她的某一思想。值得一提的是，较近出版的两本专着--王寅丽的《汉娜？阿伦特：在哲学与政治之间》（2008）和陈高华的《思考与判断：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政治之思》（2011）都以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为线索，详细分析了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且涉及对阿伦特“思考”的政治意义的探讨。前者指出，“思考”对于保持世界多样性和保存文化、传统意义重大；后者声称，“思考”不断鞭策人们审视社会规范，避免人们随大流而坠入意思形态的黑暗。
相较于国内对阿伦特思想研究的滞后，国外基本上从20世纪50年代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发表之时就已经开始关注她的思想，从各个方面研究阿伦特的着作和论文一直都在出版发表，所涉及的主题涵盖极权主义与恶、公共领域、行动与权力、犹太人问题、现代性问题等等。总的说来，西方学术界对阿伦特及其思想的研究比较深入和全面，颇为成熟。
具体说来，西方学术界对阿伦特的“思考”概念及其所涉及的道德思想有如下探讨：
伯恩斯坦在《阿伦特论思考》一文中，回顾了阿伦特关于“思考”的一些精辟论述，对阿伦特的“思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确证了“思考”这一概念其实贯穿了阿伦特的整个学术事业，并且他还指出，在阿伦特自己的思想中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深层的矛盾，即她对待苏格拉底式的思考与海德格尔式的思考的矛盾态度。
维拉指出，为了解答人的思考本性如何帮助人避免为恶这一难题，阿伦特寻求苏格拉底的“我与我”之间的无声对话。并且，阿伦特把这种对话追溯到人的意识本身的多元性与复数性。只有那些通过思考活动培养出他们内在复数性的人，才能说是真正地唤醒了良知。“思考”虽然不能产生直接的政治力量，但是在危机时刻却会有重大意义。①本哈比怀疑阿伦特是一个道德相对主义者。阿伦特认为：“良心这个问题最终取决于我愿意同谁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关乎‘客观的’标准或准则。”②他指责阿伦特没有做任何道德上的论证，仅仅“为了寻求个人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就确定了一个原则性的道德观点。”③“阿伦特的政治或与政治相关的道德观念所涉及的概念莫名其妙且令人困惑，它们没有一个坚固的规范的标准或立场。”④凯特伯批判阿伦特的论述缺乏道德原则的尺度，“阿伦特对苏格拉底的看法能够被转化成这样一种命题：对我而言，因为承受别人带给我的痛苦要比我对别人为恶而与自己相违背的痛苦好受些。”⑤道德在阿伦特那里都只不过是免于良心自责的痛苦：你不能杀人，因为你不想忍受你自己的良心责备。在缺少道德证明的情况下，“良心一度是一种特殊的自利”.
总的说来，西方学术界对阿伦特的“思考”概念及其所涉及的道德思想态度各异、评判不一，这显然是与阿伦特自身思想的原创性、丰富性且缺乏体系性密切相关的。由此看来，只有通过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她的思想进行理解和阐释，才有可能呈现出一个更加真实的阿伦特，而这种以不同视角来看待世界、理解他者思想的方式也正是阿伦特自身进行思考的路径。
1.3研究思路
鉴于阿伦特思想的丰富维度，在这篇论文中，笔者依托于《心灵生活·思考》这一文本，在力图保证文章的论述符合阿伦特思想的本来面目这一前提下，努力从道德的视角来理解阿伦特的“思考”概念，以期对还原和把握阿伦特的思想做出有益的尝试。
文章围绕阿伦特《心灵生活》的写作初衷--审查思考活动如何避免人为恶，集中探讨了阿伦特的“思考”概念及其道德蕴含。在论述结构上，文章通过考察与阿伦特“思考”概念密切相关的三个人--“无思”而为恶的艾希曼、有思想却也为恶的海德格尔、“思考”的道德典范苏格拉底，重点回答阿伦特的“思考”究竟是什么、“思考”到底怎样避免人为恶这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文章追溯艾希曼审判暴露出的艾希曼的“无思”特征，深入挖掘“无思”的哲学蕴含。艾希曼的平庸形象与他犯下的滔天罪行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惊人的“无思”也促使阿伦特从人的内在心灵生活中探寻人为恶的原因。阿伦特得出“无思”之人的三种具体的表现：1、不能从他人的立场上去思考；2、不能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3、不能意识到对其自身所发生的事情。此外，阿伦特论证了“无思”是酿成“平庸之恶”的根源。“平庸之恶”作为极权主义下的一个范畴，是阿伦特对之前的“根本恶”问题的延续和深化，恶的平庸本质在于为恶者的“无思”,即个体的性格和心理动机极其肤浅。
其次，反观阿伦特的老师海德格尔，他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并没有因其博大而深邃的思想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洁身自好，反而，他公开支持希特勒的纳粹政权，而且在二战结束后对自己的恶行保持沉默。学术界对于“海德格尔事件”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他的纳粹经历之间的关联，各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阿伦特在“马丁·海德格尔80岁诞辰”和《心灵生活》中刻画和强调了海德格尔思的非工具和非认知的性质，它完全疏离人类事物，具有纯粹性和隐退性。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在赋予思前所未有的自主权的同时，也将思与人类的生活世界相隔离，它由此失去了与判断活动的联系。“海德格尔事件”实质上表明的是他判断的缺失或者根本就没有判断，而这点是与艾希曼的“无思”相契合的。
第三，在历经反思艾希曼的“无思”和海德格尔的“非凡之思”这一漫长复杂的过程之后，文章开始切入阿伦特自己对“思考”的独到见解。“思考”这一概念其实贯穿了阿伦特的整个学术事业，在她早期文章中就不断出现过关于“思考”的零碎论述，而在《心里生活·思考》中，她更是集中探讨了“思考”的哲学蕴含。在阿伦特看来，“思考”不同于认知，前者关注的是事物的意义，与人的理性相对应，后者关注的是真理，属于人的知性范围。虽然“思考”不同于科学，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实践知识，但是，“思考”与人的判断能力密切相关，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为恶。阿伦特将“思考”比喻成珀涅罗珀的织物，是一种周而复始、永无休止的活动。同时，这种隐喻使得“思考”在语言中显现，进而在不可见的“思考”和可见的现象世界之间的鸿沟中架起了一座桥梁。无论如何，阿伦特的“思考”始终与人类事务相关联：“思考”的对象源于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思考”的表达是栩栩如生的隐喻，而“思考”对于意义的探寻也终归反馈我们现实的生活。阿伦特把苏格拉底视作“思考”的典范，苏格拉底的三个比喻--牛虻、助产士、电鳐--形象深刻地揭示出“思考”的方式及其意义。
第四，对文章中心论点--“思考活动避免人为恶”的详细论证。在《心里生活思考》中，阿伦特指出，在“思考”和道德之间至少有两种相关联的方式，这使得“思考”具有道德副作用，进而能够“决定”一个人反抗为大恶。
其一，阿伦特认为，“思考”,作为一种自反性的反思活动，即，作为“我与我自己的内在对话”,在某种具体特殊的情况下引起、导致了“良心”.当我独处、仅同自己一起生活时，我成为我自己的朋友这点是很重要的。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阻止我犯某些罪行，它能够以一个朋友的立场和方式来帮助我抵抗为恶。毕竟，谁“愿意成为一个杀人犯的朋友，且不得不和一个杀人犯同住一屋？即使是另一个凶手。”
其二，阿伦特看到了在“思考”和判断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她的“思考”对判断能力产生有益的副作用，它包含两种途径。首先，“思考”对判断有“释放作用”（liberatingeffect）。倘若一个人习惯地检验事物的意义，那么他会倾向于质疑普遍接受的原则和规范；因此，他惯常于把这个特殊事物当做一个特殊来对待，而不是当作是一个普遍性的情况。所以，在某一危机时刻--对阿伦特而言，在这种危机时刻下“思考”具有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性--一个“思考”的人将不会轻易地被其他所有人的作为所湮没。②他将会确立他自己关于事物的想法，当然，顺便指出，这也并不意味着他的判断总是对的。这只意味着一种特殊的错误来源被排除了：他不会因为不“思考”就接受由整个社会所提出的那些“标准”而犯错。在阿伦特看来，正是这种“无思”使得大部分的德国人在第三帝国时期赞同了希特勒的主张、不假思索地接受纳粹统治下引入的“新标准”.其次，“思考”锻炼了人的想象力，在这个程度上，“思考”对判断有有益的影响，并且进而使个人更容易从他人的视角看世界。我们能考虑其他人的潜在观点的这种能力，就是康德所言的“扩展的心智”（enlargedmentality），对阿伦特而言，它是正确判断的先决条件。
最后一部分，笔者首先以阿伦特对普遍性道德原则的批判为线索，更加深入地探讨由此所引发的异议，揭示出阿伦特道德关切的基本前提和主要关切点--道德实践。事实上，阿伦特对解释普遍性道德原则并不感兴趣，她的道德理论既没有涉及善恶的区分标准，也没有树立一个明确的道德规范尺度，反而，她在自己的道德思考中质疑普遍性道德原则的实践意义，对它们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阿伦特看来，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知善并不足以行善，况且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一些普遍性道德原则甚至发生了根本的倒置，转变成它们的对立面。鉴于此，阿伦特呼吁一种由“思考”产生的内化的道德--良心来帮助人们自觉地抵制恶行。之后，笔者反思了阿伦特“思考”的道德关切带给我们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在理论上，阿伦特对人“思考”能力的探究既从道德内因的视角回答了艾希曼的“无思”、极权主义的“平庸之恶”、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等一系列的学术议题，又是她整个学术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把握她的整个思想脉络十分关键。在现实生活中，阿伦特告诫人们应当独立思考，切勿人云亦云、人行亦行、没有思想、随波逐流。她提出的诉诸良心、换位思考、树立典范等具体的方法对医治“无思”的痼疾、防范恶行无异于是一服良药猛剂，对个人和社会的道德建树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