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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基于和谐社会的弱势群体关怀问题分析
【绪论】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弱势群体关注研究绪论
【第一章】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相关概述及必要性分析
【第二章】和谐社会视域下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弱势群体生存现状分析
【第四章】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的实践原则及路径
【结语/参考文献】和谐社会下弱势群体关怀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二、和谐社会视域下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的理论基础
改善弱势群体是一项需要从政治、经济、心理等多方面入手复杂的系统工程。伦理关怀作为改善弱势群体生活境遇的必要向度，需要相关的理论支撑和坚持原则，对伦理关怀的实践起到指导作用，从而真正体现出以弱势群体为本的理念。
（一）马斯洛的需要理论
在人类极为丰富各种需求中，我们按照需求产生的原因以及需求所能起到的作用，将其分为自然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两类。自然性需要体现为进食、排泄、休息等等各种生理需求，以维持基本生命体征的正常以及物种的繁衍，它出自于人体的本能，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超出便预示着身体异常，或对集体产生一定的危害。社会性需要则是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各种经验积累所获得的一种特有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它是人后天形成的，限度有很大的弹性，并带有连续性。以自然需要为基础，人来在社会需要的趋势下产生一系列行为来进行实践活动，可以说社会的发展是人类需求的必然产物。在认识到人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后，人们对“需要”展开了深入研究，以便更好地解读人类，解读社会。
在众多需要理论中，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最为着名最为经典的，由低到高依次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其中，最基础的是所有生物都具备的生理需求，当它没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人对渴望生存的本能会使思考能力和道德观念变得极为脆弱。安全需要表现为渴望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不利于自己的种种情况等，当安全需要没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便会夸大其潜在的不利因素，甚至是妄想所有事物都不存在“善”的一面，从而产生紧张、不安的情绪。爱和归属的需要则表现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等社会需求，也就是人的社交需求，当这层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便可能产生孤单、无助的心情。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在人的尊重需求没能达到满足的时候，便会生挫败感，怀疑自己的生存价值。自我实现需求，包括针对于真善美至高人生境界获得的需求，其产生以其他四种较低级的需要得以满足为基础，是一种衍生性需求。马斯洛将这五个逐级递升的阶梯式需求分为两个级别：低级需要，包括前三个基本需要；高级需要，包括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在内的两个发展需要。一旦低级需求得到满足就会追求更高一级的需要，需要的层次越高在，在个体发展中出现的越晚，人的本质体现研究越充分。
尽管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存在人本主义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它对行为心理学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现代管理学也将此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马斯洛同其他行为科学家都认为，人们普遍的需要结构层次能够反映社会的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的人口以生理和安全需要为主导，高级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小，发达地区则恰恰相反。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人们的需要层次会跟随生产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社会的良好发展必须要以满足人口的低级需要为基础，重视高级需要，既体现了对人的本质的尊重和关怀，又能从客观事实出发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个体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正义，是哲学、法学和神学历史上不断思考和辩论的话题。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正义总是持有不同的观点，尤其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等级做应当做的事就是正义；神学正义论则将正义理解为肉体应该归于灵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表达的观点认为，正义的基础在于人民的“公意”;而根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观点，正义与否的客观标准主要在于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广大群众的利益。在有关“正义”的研究理论中，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公认为是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
罗尔斯采用思想实验的方法而非自然状态的历史推论来证明正义观念本身的合理性。他假定人们出于一共公平的原初状态下来确定他们自愿加入的社会所应当有的正义原则。这种状态的公平性体现在：人们处于一种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出身、天资等的“无知之幕”中，排除了偶然性干扰的环境下来选择社会正义原则。“无知之幕”下的人们具有必要的理解和实际行动所采用的任何原则的能力，他们是理性的而并非一无所知。
人们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设定自己为最低层群体，在决定权利和义务分配时必然会选择正义原则来避免最少的受惠者得到最大的利益。在原初状态下的人们会选择以下两个正义原则：一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该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是，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1）适合于最少数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1]第一个原则我们通常称之为自由，类别上指的是包括思想、良心、言论、政治、人身等方面的自由和持有个人财产的自由、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依照平等原则，对自由的享受应当是人人平等的，公民能够以同等的权利来享有这些自由，才算得上是一个正义的社会。第二个原则用于调节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它指定和建立社会及经济的不平等方面，因此我们称之为“平等原则”. 两个原则之间存在一种顺序关系，即第一原则总是优先于第二原则。也就是说第二原则不可能在第一原则没有被满足的条件下优先满足，二者不存在交易折衷的可能。这就意味着个人基本自由不可因为社会及经济的整体较大利益而受到限制及剥夺，自由只可以因为自由之故而受到限制。
根据罗尔斯的观点，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问题，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构成了社会正义原则的最初适用对象，正义的主体就在于社会的分配正义。罗尔斯强调，正义是“公平的正义”,“正义，代表着某种平等”,因此，其正义理论的目标就是要绝对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平等分配社会经济资源，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弱势群体观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是我国政策方针的指导思想理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弱势群体观对解决我国弱势群体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经典着作中，弱势群体的概念并未明确被提出，但其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始终在“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等人群的生存和命运上，以现代意义来理解，这些阶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毫无疑问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马克思主义对弱势群体给予的关注主要来自以下两个视角：
第一，分配正义。社会分配过程中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是弱群体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弱势群体观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分配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形式的分配：首先，广义的分配指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分配与社会产品分配的总和。生产要素的分配反映生产资料的归属。其次，狭义的分配指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的分配，也就是收入的分配。
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分配过程中，劳动创造价值的分配是不合理的，所得利润取决于资本的拥有程度。显然，资本家能够获得几乎所有利润，而劳动者仅能获得最少的合理收入，除了维持基本生计，得不到其他保障，在物质财富的不公分配中沦为弱势群体。
第二，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那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便是第三项伟大学说。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首先体现为劳动活动的全面发展，然后使人的需要和能力得到全面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发展自身潜能，将个人的体能、智能以及心理素质的优势最大限度的发挥，使社会成员发展为全面的人才。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只是被资本家利用的劳动工具，其生命价值、劳动成果完全得到的应有尊重，艰苦的生活境遇也得不到任何关爱。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弱势群体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关注，渴望改善其生活境遇的人本观也反映出人道主义精神。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表达了人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以及对基本价值的共同追求，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及启示意义。马克思主义对弱势群体给予的极大关注，是对那些面对身处困苦的人们仍然冷漠、无动于衷的态度的怒斥与批判，主张全社会都应对弱势群体积极施以援手，解放无产阶级，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四）中国传统仁爱思想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丰富，其中，“仁爱”思想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美德，更是在悠悠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沿袭、发展，为各个时代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以及教育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我们的普遍认识中，说到“仁爱”必然想到儒学。的确，“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最高道德准则，但究其历史根源，早在春秋时代以前人们就开始使用“仁”来表述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忠于君主和仪文等美德，在我国最早的典籍《诗经》和《尚书》中就多次出现。到了春秋时期，“仁”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其基本含义都体现为“爱人”.不过，在这些典籍中，尽管“仁”有了核心的含义，但毕竟只是片断、零散的记载，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是孔子将其概括、升华，提高了它的重要性，被人们视为孔子哲学思想的精髓，也为其成为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奠定了基础。而后，又经孟子的继承与发展，使“仁”的思想逐步理论化、系统化，并将其贯彻到了政治领域，从而衍生了仁政爱民的思想。
“仁”的内涵极为广泛，有义、礼、忠、恕、孝悌等等诸多含义，但孔子认为，仁的最基本含义就是爱人。《论语？颜渊》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作为第一个把“仁”同“爱”联系起来的人，将“爱人”视为“仁”的根本要求，即爱护他人、体谅他人、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孔子的“仁爱”思想有以下三点主要内容：爱亲谓之仁、泛爱众谓之仁、恭宽信敏惠。爱亲即孝悌，指敬顺父母，善爱弟妹，尊敬兄长。“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
所以爱亲是仁爱思想的根本内容，也是“仁爱”的起点，爱亲是“行仁之本。”泛爱众是说由爱亲人推到爱陌生人，广泛的给予人们恩惠好处，尽其所能的帮助他人。这样意义上的爱人不仅涉及到数量，更提高了爱的质量。恭宽信敏惠是孔子认为的仁者所应具备的五种品质，恭，即庄重、恭敬；宽，即宽容厚道；信，即诚实守信；敏，即勤敏；惠，即施惠、恩惠。
孟子是孔子仁爱思想的最有力继承者。《孟子·离委下》中记载：“孟子日：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以人应该心存仁爱为前提，探讨了人心存仁爱并能够是以仁爱的可能性。“仁，人心也”,孟子“重内轻外”、专注“心性”,相比孔子，倾力探求存心养性之道。 “性善论”作为孟子仁爱思想的逻辑起点，将“仁爱”之心归于人之天性，为人们自觉践行“仁爱”提供了合理的人性基础。孟子的仁爱思想分为 “情感修身”,“践行爱人”两个部分。
前者是对自己进行道德情感的自我修养、磨练和完善，使之具有践行仁爱的情感基础和能力；后者是在实践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真正把仁爱施于他人，普爱天下。
（五）西方社会福利思想
社会福利是近代文明的产物，东西方国家都有一套基于本国国情的福利制度，但就其完善程度来说，毫无疑问，西方国家更胜一筹，可以说，世界社会福利事业是以西方社会福利思想为推动力得以发展的。
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宗教活动和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为社会福利思想的萌芽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着作中包含了丰富的福利思想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西方真正意义的社会福利思想萌芽于 15 世纪~16 世纪，当时欧洲社会经济变革和社会思想变革共同构成推动社会福利思想出现的主要因素。随着文艺复兴这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西方社会福利思想也开始了它的发展之旅。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文艺复兴的思想浪潮中，逐渐显现出福利思想的痕迹。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都包含了丰富的福利思想，为近代福利制度的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托马斯·莫尔提出，理想社会应该是人类社会福利得以充分发展和进步的社会。在乌托邦的社会里，家庭福利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年轻人应该赡养和照顾老人，大家应该关心儿童福利，把身体健康看作是快乐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需要特别重视医疗卫生福利。意大利着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康帕内拉提倡未来社会应该是人们互帮互助和重视过敏福利的自然和谐社会，在他的“太阳城”中人们应该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并且非常重视母婴福利和老年福利，在平均主义的社会分配制度下，人们之间的互帮互助也应该表现在所有活动之中。
晚期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以法国空想主义者傅立叶和圣西门为代表。傅立叶将文明社会依次划分为童年时期、青少年时期、壮年时期、老年时期、过度时期和保障制度时期六个阶段，他认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并将保障划分为低收入阶层生存和福利的劳动保障，以及中高收入阶层社会关系的真理保障两种。
圣西门的观点认为，优良的社会制度首先要尽可能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拥有最多的资料和可能来满足他们的最切身需求。社会进步和人们得到幸福，主要依靠国家和政府，“政府的经常的和唯一的职责，就是为民造福。”
功利主义的奠基人边沁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认为只有通过社会改革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他指出，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国家和政府必须从通过制定和颁布法律来发挥作用，但国家的政府的敢于要尽可能限制到最低限度，不能损害个人最大限度的追求最大幸福。
英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蒂特马斯提出的国家福利制度应该实行的普遍性原则，对英国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普遍性的社会福利即没有任何阶级、种族、性别与宗教等差别的社会福利服务，它可以发挥促进和提高全社会走向社会协调的态度与行为。优选咋行的社会福利服务往往具有一种歧视性，使得一些人逼成了另一些人的负担，因此必须实行普遍性的社会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