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新时期领导者培养、领导制度建设、领导理论研究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亟须新领导者的群体性涌现
现阶段，发展能否持续面临新的考验，各领域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枢亟须顶层设计式的基本制度突破，地方亟须将政策、制度与本地实际创造性地结合和落实，各领域都亟须创新性的改革和发展探索，以为中枢决策积累经验、教训，而这都依赖于改革创新型领导者的推动，不是一个，而是一批。
领导者是非常稀缺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领导者的稀缺：
第一，领导注定比管理更高更难。管理更擅长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规律化、可重复化，而领导则要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应对没有经验可依循、少有权威可尊崇的转型过程中的关键问题。领导者是能够给变化中的人们指引方向、激发勇气、凝聚力量、引领时代的人，领导者注定比管理者更为稀缺。第二，现阶段中国的领导者培养和选拔机制仍然存在重大缺陷，不利于领导者的全面发展，也不利于优秀领导者的脱颖而出，亦不利于真正的领导者将精力和时间集中于“政事”，发挥领导者的最大潜力。
新领导者更是高度稀缺。所谓新领导者，是指在理念、能力、领导艺术等方面都迥异于传统官员的新型领导者。在理念方面，传统领导者把自己视为“官员”，习惯“为民做主”，主导和控制整个领导过程，包括决策、执行和监督；新领导者把自己定位为民众的“委托代理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按照法治、民主的原则办事，注重发挥社会、市场的力量促进良好治理。在能力方面，传统领导者侧重决策能力、用人能力、权术能力以及动员和控制能力；新领导者注重推动治理体系建设的能力、推动改革创新的能力、制度创新和维护的能力、整合和维护良性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能力以及与媒体和民众沟通的能力等。在领导艺术方面，传统领导者注重恩威并用的艺术、识人驭人的艺术、多谋善断的艺术；新领导者则除此之外，还要具备表达的艺术，与媒体、公众、民意代表沟通的艺术，以及在法律范围内、民主程序的空间约束下将自身影响力最大化的艺术。伯恩斯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的渴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仔细品味一下，这句话好像是针对我们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和官僚政治的黄金时代行将过去，没有一批具备现代理念、能力和技艺的新领导者群体的涌现和推动，中国的改革攻坚将难以获得质的突破，发展能否持续也在未定之中。
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亟须加强与领导有关的基本制度建设
总的来说，现在政治学、法学较为重视制度建设，认为中国下一步改革攻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而在领导学研究领域里，更多地集中于领导工具和领导技巧，少有专门针对制度建设的讨论。
在公共领域，制度的引导作用远甚于道德教育。翻阅诸多贪官因贪腐落马后的忏悔书，基本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其贪腐并不是一步到位的，经过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轻到重、由最初的紧张到后来习以为常的演化过程。由于“放松了学习和思想改造”，被求他办事的人、亲戚、朋友或者情人拉下水，最先是从吃喝开始，从一瓶酒、一条烟起步，然后慢慢走上了受贿的贪腐路，越陷越深。在这个演化过程中，诸如“畸形的政商关系、长期失效的外部监督、模糊的规则与法律边界”
等制度环境是一个关键因素，一方面是制度漏洞给予了其贪腐空间，另一方面是对领导者的有效制度监督不够。换言之，如果事前、事中的监督约束有效到位，这些贪官未必会走上这条路，即使走上这条路也行而不远。领导者也是有血有肉有欲的理性经济人，唯有制度约束使其贪腐、渎职的个人成本收益计算明显不合算的时候，才会批量化远离贪腐、渎职，否则，所谓的廉政教育、领导者使命教育，作用不大。有的学者寄希望于中国传统的“德治文化”，并将“以德为先”视为中国式管理的基础，有些南辕北辙。有的学者注重领导之“术”，也有些南辕北辙：一方面，其所述之“术”多为传统权术，而这正是中国治理传统中最发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发达的权术影响了制度建设，没有基本制度的制约和引导，发达的权术仍然摆脱不了“个体理性最大化集合的结果是集体非理性”的格局；另一方面，讲领导之“术”，也应该是在制度建构和制约之上的领导艺术，首要的就是制度建设的艺术，以及在法律范围内、民主程序的空间约束下将自身影响力最大化的艺术。也有学者说，现阶段西方的领导学研究也不重视制度建设。但是国情不同，因为西方制度建设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坚实的制度体系之上，领导学致力于通过培训将领导者个体的潜力发挥到最大，完全合理；而反观中国，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市场、社会领域，基本制度建设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现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以坚实的制度体系为依托，将个人潜力发挥到最大，而是扭曲畸形的制度体系不利于领导者个人潜力的正常发挥，甚至将领导者的时间和精力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制度在纵容了领导者沉沦的同时，也妨碍了领导者潜力的发挥。唯有加强制度建设，方能在有效约束领导者沉沦的同时，激发领导者的最大潜力。进一步而言，领导者群体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制度建设的关键性，通过推动制度建设来推动自身、政府和国家命运的改善。
三、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需要加快中国领导理论研究的发展
大致来讲，领导学的研究一直不如教学受重视，对领导理论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打通古今中外、为斯时所用的，更是少之又少。传统中国在领导思想方面源远流长，但并未形成系统的领导学。
有学者总结了中国领导思想的主要特点：古代研究模式单一，内容相对稳定，近现代呈现多模式、多角度、多层次特征；注重对治道的探讨，疏于对科学体制、制度和机制的建构；伦理道德色彩浓厚，法理调控相对薄弱；古代的探讨相对封闭，近现代的研究走向开放；古代学科界限模糊，现代学科综合性突出；常常服从于政治需要，使科学性和学术性受到影响（田广清等：《中国领导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6页）。现在有很多人在挖掘传统领导思想的精华，以期古为今用，较有代表性的有：霍存福的《权力场——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李贺的《鉴人智源》，许倬云的《从历史看领导》，常桦的《“中国式”领导——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等。这种现象作为一种资源的挖掘，无可厚非，不过假如食古不化，不顾领导情境的根本性变化，一味推崇传统领导思想，则容易走向舍本逐末的极端。毕竟世易时移，现在的领导情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领导思想可以是锦上添花的“辅料”，但不能取代制度建设的“主菜”，如果没有扎实的制度建设，传统的精髓难以发挥建设性补充作用，反而有可能误导领导者的理念和思维。
作为一门较为系统的学科，领导学来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因而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假如我们把领导学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具有普适性的原理、技术（如决策技术）部分，二是理念、心理—文化结构、制度建设、行为部分，我们就能发现，前者的通用性、可移植性很强，而后者受发展阶段、地域变化的影响很大。领导学作为一门较为系统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形成，首先反映和满足的是美国领导实践的需要，包括美国的问题、美国的领导情境、美国解决问题的演化进路等。领导学学科的知识概念体系也都反映了这种需求。我们引进领导学，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些知识和概念，而是利用西方语境下形成的知识概念体系来认识、思考、理解和把握本土环境下的领导，以期促进本土语境下领导的改善。因此，在吸收和消化领导学的知识、概念的同时，也要对其背后蕴含的价值理念、心理—文化结构、制度支撑、思维—行为习惯保持清醒，立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领导情境、中国解决问题的演进脉络来研究领导问题。以此观之，国内领导学界的不足非常明显，国内的主流代表性教材基本上是对西方领导学的复制和模仿，虽然也添加了一点“中国特色”的材料作为点缀，但是“洋为中用”，吸收、消化、创造的程度远远不够。因为（西式）领导理论和（中国）领导实践之间的鸿沟过大，所以也不能很好地满足引导领导实践的需求。
中国的领导理论研究，需要更多地致力于将领导学的基本原理和技术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强调“中国的领导”或“领导在中国”，而非另起炉灶，重新建构一套领导学的知识体系。这意味着：一方面，领导学研究的中心不是对西方领导理论和实践的排斥，而是建设性地吸取、消化和创新，领导学要注意吸取和建设性地转化中国源远流长的领导思想和实践，但不是中国传统领导理论与实践的现代翻版；另一方面，中国的领导学研究必须扎根于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语境及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进路，如果不正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语境和中国的进路，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