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一）人力资本与就业质量的关系
有关人力资本与就业质量间关系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理论着作是由美国社会学家P.M.布劳与O.D.邓肯（1967）共同完成的《美国职业结构》一书。在该书中，布劳与邓肯将美国社会中个体的人力资本划分为“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
两种类型。其中，“先赋性因素”是指个体出生即可享有的，通过继承而来的人力资本，具体包括个体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个体父亲的职业地位等指标；“后致性因素”是指个体通过接受正规或者非正规的教育、参与职业培训等方式，经过后天努力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在职培训等指标。并且布劳和邓肯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表明，“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 对个人的就业质量共同产生影响，但随着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后致性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个人就业质量的主要因素，并变得越发重要，而“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则变得越来越小。
同样，与舒尔茨与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观点一致，布劳和邓肯也强调教育对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作用与重要影响。并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本的获得不仅仅来自于个体接受的正规教育，还包括个体获得的如夜校、兴趣培养班等形式的非正规教育。此外，个体通过参加工作所积累的工作经验、参与的在职培训等也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
具体来说，布劳和邓肯在进行人力资本对就业质量作用机制的分析时，将个体的工资水平视为衡量个人就业质量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因素，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证明了通过教育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与以工资报酬为主要表达的就业质量间具有显着的关系，进一步确定了教育与个体职业成就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大量学者也对教育投资收益进行了研究，例如李纳德与丹（1992）通过研究发现处于新兴产业的个体的教育回报率要高于在其他相对成熟的产业中个体的教育回报率，这源于处于新兴行业的个体绝大多数都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较强，可以迅速地适应新兴产业的技术变革，从而取得更高的工资收益。另一方面，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组织中接受职培训机会较多的员工能够获得较高的薪资水平，也较容易取得职业晋升，其工作的满意度也更高（布拉德，1999）。
因此，基于上述的理论研究结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笔者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我国新生代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对其就业质量具有显着影响。
（二）社会资本与就业质量的关系
正如科尔曼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对社会资本进行的描述，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表达形式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其中，就社会资本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而言，已经有多位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帮助求职者获得就业机会。如在招聘过程中，通过熟人的推荐，一方面可以减少组织在进行招聘过程中所花费的交易成本，降低信用风险；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解决求职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以社会资本为桥梁的求职行为是一个双赢的过程（格兰诺维特，1974）。同样，社会资本也吸引了我国众多学者的积极探索与研究，学者边燕杰（1996）指出中国人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理解，似乎更喜欢用“关系”一词来进行直观的表达。具体而言，社会资本是指个人在整个社会网络中所能有效动用的人际关系，并且我国学者也更愿意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资本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机制。在我国，请客吃饭与赠送礼品就是建立与维护这种“人际关系”最为普遍与有效的形式。
另一方面，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可以对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产生显着的影响。研究指出，通过熟人推荐的方式进入组织的员工较那些通过正常招聘渠道进入组织的员工可以取得更高的收入水平（蒙格马力，1991）；而由于与工作相关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职业信息并不能公平地到达每一个人，导致那些通过社会资本获得职业的个体在职业信息的接收渠道上具有先天的优势，从而具有更高的工作稳定性（科尔曼，1990）；此外，由于劳动者可以通过利用社会资本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职业晋升机会，所以其自身的就业满意度也更高（史蒂夫，肖尔&尼奥，1989）。
而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众多学者也对社会资本与就业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大学生的“最理想雇主”是大型国有企业。被调查的学生表示如果能够进入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等于拥有了光鲜的职业地位、较高的工资福利水平、稳定的工作环境与极大的职业满足等。所以在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就是高就业质量的代名词。我国着名社会学家边燕杰（1994）的一个案例研究显示，在大型国有企业中，有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是通过动用“关系”的方式获得这份职业的。此外，边燕杰还通过研究发现，员工通过运用“关系”能够获得企业内部的信息，从而可以获得较多的职业晋升机会与较高的薪酬水平，即社会关系对员工的就业质量具有正向作用。
因此，基于上述的理论研究结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笔者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我国新生代大学毕业生的社会资本对其就业质量具有显着影响。
（三）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自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两者间的作用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尤其关注基于家庭背景的先赋性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很多学者将个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status，SES)作为衡量个人先赋性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家庭背景对青年人所取得的教育成就的影响（耶卡斯&瑟夫，1990）。
科尔曼（1990）通过研究分析指出，家庭背景对促进子女取得学业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并且科尔曼进一步将这些影响子女学业成就的家庭背景因素划分为财富因素、人力因素与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其中，财富因素是指子女家庭所拥有的，可以为子女的行为活动提供经济支持的财产与收入；人力因素是指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文化素质修养等双亲所具备的，能够为子女提供的用以进行模仿与学习的一个认知环境；社会因素是指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用于约束子女行为的社会规范、关系网络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科尔曼指出，在青少年的成长阶段，通过对家庭的经济来源、父母的人力资本与亲子关系等内容进行投资，均可以有效地促进子女在学业上取得成功。这可以用来解释成长于不同家庭环境下的青少年，在取得学业成就方面所具有的差异性。此外，科尔曼尤其关注家庭社会因素对青少年人力资本的创造与积累作用，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即使一个家庭具有丰富的财务因素与人力因素，当这一家庭的社会因素匮乏时，子女仍无法在学业上取得较大的成绩，父母应该进行自我检讨，并对子女的学业问题负责。
另一方面，后致性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创造与积累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大学生后致性社会资本的不断创造与积累，人力资本也会相应的增加。学者乔志宏（2011）指出，高校是我国大学生进行后致性社会资本投资的重要场所。
在后致性社会资本的外化表示中，大学生可以通过参与学校社团、参加校学生会以及其他社交活动的方式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并且这些投资行为无不与人力资本的创造和积累息息相关，大学生一方面可以通过参与这些社交活动拓宽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在参与社交活动的过程中，通过接触不同的行为主体、处理不同的事务等方式不断积累自身的实践经验，从而进行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为自己今后的事业发展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而这种人力资本的产生，并不是基于学生家庭背景的先赋性社会资本，而是在学生的后天成长过程中，通过自身努力不断创造与积累的后致性社会资本带来的。这一现象可以有效地解释那些出身于贫困家庭，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优势的学生，在通过自身不懈努力（不断地进行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的情况下，仍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
因此，基于上述的理论研究结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笔者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H3:我国新生代大学毕业生的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具有显着影响。
二、模型设计
本研究通过在前文中进行有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就业质量等相关理论的推导与演绎，并对一系列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阐述与解释，构建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并提出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本研究的模型设计
三、研究的创新性
在国内外现有的关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中，多是从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视角剖析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即使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也只是考察大学生的先赋性社会资本，较少论及大学生的后致性社会资本。本文尝试综合性地考察大学生的先赋性社会资本与后致性社会资本，以丰富当前的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此外，本文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二者对我国当代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拓宽了大学生就业质量问题的研究思路，以期为提升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