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结 果
2. 1 样本的一般资料
病例 组 纳 入 BMS 患 者 147 例，女 性 136（ 92. 5%） 例，男 性 11 （ 7. 4%） 例，女 ∶ 男 =12. 3∶ 1,平均年龄 （ 56. 79 ± 10. 93 ） 岁。对照组纳入 140 例，其中女性 128 例 （ 91. 4%） ,男性 12例 （ 8. 6%） ,平均年龄 （ 53. 5 ±8. 6） 岁。性别和年龄在两组间没有统计学差异 （ P >0. 05） .
147 例 BMS 患者中，有 38 例有缺血性脑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史，采集到其中 33 例患者的脑部 MRI 结果显示，其中 25 例患者缺血灶位于基底节区，11 例患者缺血灶位于额顶叶区，其余缺血灶分布于放射冠、半卵圆中心等其他部位。21例患者有甲状腺疾病，其中包括 5 例甲状腺功能减退、2 例甲状腺功能亢进、4 例桥本氏甲状腺炎和10 例甲状腺肿瘤或切除。
2. 2 BMS 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将问卷涉及的12 项 BMS 的危险因素包括： 受教育程度、是否无业、经济水平、失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缺血性脑卒中史、颈椎病史、甲状腺疾病史、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受教育程度低、经济水平低、失眠、高血脂、缺血性脑卒中、甲状腺疾病、焦虑和抑郁症状在病例组的检出率显着高于对照组 （ P <0. 05） （ 表 1） .
2. 3 焦虑和抑郁症状
病例组焦虑及抑郁自评量表标准分 （ 均数 ±标准差） 显着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0. 001） （ 表 3） .
2. 4 BMS 危险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受教育程度、无业、经济水平、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缺血性脑卒中史、甲状腺疾病史、颈椎病史、焦虑和抑郁症状作为自变量，以是否罹患 BMS 作为因变量。建立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逐步后退法筛选自变量，结果显示： 受教育程度、缺血性脑卒中史、焦虑状态以及抑郁状态是 BMS 患者的危险因素 （ 表 3） .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比较 BMS 患者与对照组的抑郁焦虑情绪及其身体健康等方面的异同，探讨了 BMS 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显示 BMS 患者的焦虑及抑郁症状检出率及评分显着高于性别及年龄匹配的对照组。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焦虑和抑郁症状是 BMS 的主要危险因素。本研究的结果与既往采用多种不同的焦虑及抑郁自评量表检测的结果相似[14-19].Amenabar[16]等采用贝克焦虑量表（ Beck' s Anxiety Inventory,BAI） ,检测发现 50%的 BMS 患者伴有焦虑症状。Soto[19]等采用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 Anxiety Hospital and DepressionScale,HAD ） ,检测发现 85. 7% 的 BMS 伴有焦虑，71. 3%伴有抑郁。Sardella[15]等同样采用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检测发现 53% 的 BMS 伴有焦虑，43%伴有抑郁。本研究中焦虑症状的伴发率与以往研究有差别，可能的原因是评估工具和方法不同所致。
社会因素在人类在心身疾病的发生发展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各种社会生活应激事件及长期社会生活压力导致的焦虑和抑郁也是导致慢性疼痛的重要因素。相当数量的研究发现 BMS 患者与对照组相比有更多的生活不良事件 ,例如亲人重病、重 伤、家 庭 变 故、退 休 或 下 岗、家 庭 不和[17,20-22].Bergdahl[8]等发现，BMS 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明显降低，存在着对自己健康的过分关注，敏感性增加。本研究中，BMS 患者多为家庭主妇或已退休，经济情况多为不良，近半数的患者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下。同时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受教育程度低也是 BMS 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由此可见 BMS 患者多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无业及经济收入的压力，加之受教育程度低，现状无法尽快改善，从而引起长期的社会生活压力。这也是可能成为慢性口腔烧灼痛的诱因。
本研究发现 BMS 患者中缺血性脑卒中患病率显着高于正常人群。同时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缺血性脑卒中病史也是 BMS 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研究报道，在脑卒中患者中卒中后抑郁 （ post-stroke depression,PSD ） 的患病率高达 33%[23],中风后焦虑 （ post-stroke anxiety,PSA） 的患病率为 28%,同时焦虑 和 抑 郁 症 状 通 常 是 伴 发 出现[24].因此考虑脑卒中后导致的焦虑及抑郁症状也是 BMS 的诱因。Woda 等[25]认为慢性应激作用首先导致过量的皮质醇释放，随后长期过度兴奋的HPA 轴调节异常，导致肾上腺功能减退，类固醇分泌异常。研究已发现脱氢表雄酮 （ dehydroepi-androsterone,DHEA） 水平在抑郁患者唾液中降低[26],也有研究发现 DHEA 水平在 BMS 患者唾液中降低[27].由于 DHEA 或黄体酮这些类固醇激素是神经活性类固醇的主要前体物质，此类物质在血液及唾液中浓度的改变或减少会导致口腔黏膜（ 或中枢感觉区域） 神经活性类固醇产生的减少，同时当性腺类固醇显着减少后，性腺类固醇及相应的神经活性类固醇和神经保护作用的大量减弱后，神经损伤作用加强，最终导致外周神经系统退行性改变，临床出现灼口症状。
本研究显示 BMS 是一种由多因素导致的慢性疼痛症状。其中焦虑和抑郁症状是其主要危险因素，可由各种既往生活应激事件或疾病例如脑卒中所引起，最终影响神经系统对疼痛的调节。有报道认 知 行 为 疗 法 （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CBT）[28-29]可以有效改善 BMS 症状。同时抗抑郁及抗焦虑药也可以改善灼口的症状[30,31].近年来研究报道，局部应用氯硝西泮后大于 50% 的 BMS疼痛有部分、甚至完全的缓解作用[32].目前 BMS患者多就诊于口腔科，并且很少有患者接受进行心理治疗，作为口腔医生，应强调心理治疗的必要性，并联合精神科共同治疗。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研究对象全身情况复杂，影响因素较多，由于许多慢性疾病均可导致焦虑及抑郁症状产生，因此无法判断确切的病因。未来应当进行前瞻性研究以进一步明确 BMS 的危险因素及与焦虑抑郁症状的因果关系，为 BMS 的发病及治疗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 Scala A, Checchi L, Montevecchi M , et al. Update on burningmouth syndrome: overview and patient management [J] . Crit RevOral Biol Med,2003,14（ 4） : 275 - 291.
[ 2] Soares MS,Chimenos-Kustner E,Subira-Pifarre C,et al. Associa-tion of burning mouth syndrome w ith xerostomia and medicines[J] . Med Oral Patol Oral Cir Bucal,2005,10（ 4） : 301 - 308.
[ 3] Carlson CR, Miller CS, Reid KI. Psychosocial profiles of patientsw ith burning mouth syndrome[J] . J Orofac Pain,2000,14（ 1） : 59- 64.
[ 4] Lauria G,Majorana A,Borgna M ,et al. Trigeminal small-fiber sen-sory neuropathy causes burning mouth syndrome [J] . Pain,2005,115（ 3） : 332 - 337.
[ 5] Sun A,Wu K,Wang Y,et al. Burning mouth syndrome: a reviewand update[J] . J Oral Pathol Med,2013,42（ 9） : 649 - 655.
[ 6] Grushka M ,Ching V,Epstein J. Burning mouth syndrome[J] . AdvOtorhinolaryngol,2006,63: 278 - 287.
[ 7] Gurvits GE,Tan A. Burning mouth syndrome[J] . World J Gastro-enterol,2013,19（ 5） : 665 - 672.
[ 8] 刘肇瑞，黄悦勤，陈曦，等 . 北京市社区人群心境障碍、焦虑障碍及物质使用障碍的现况调查[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3,27（ 2） : 102 - 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