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邓小平推进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举措，傅高义最终评价道： "通过把军事冲突的风险控制在低水平上，邓小平成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危及国家的安全","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
5. 关于邓小平的革命战争生涯。国外学者对邓小平革命战争生涯的研究普遍比较重视，而且尤为重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的军事活动。古德曼认为，邓小平作为军事家，"在太行区和刘伯承之前，他的军事经验是很有限的，并且也不太成功","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军事的原因，邓小平在 1938 年初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政委".然而，在抗日战争中，邓小平的军事指挥和领导能力获得了巨大认可，"邓在军队中的第一个成绩就是在人力、物力、资源贫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变成了第二野战军".
伊文思则认为，从 1936 年担任红 1 军团政治部代主任开始，邓小平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以后的 16 年中，他的名字传遍全党全军，显示出他有资格成为一名国家领导人".
伊文思展开论述了邓小平作为一名重要决策者参加的许多着名战役，如抗战期间的百团大战，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 38 个团参加，"给日、伪军很大打击"; 重庆谈判期间的上党战役与邯郸战役，表明了"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其解放区进行战略行动"; 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先是"掌握着南部前线至关重要的防区",而后"向南挺进，直插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大别山区，深入到了国统区的内部","邓小平率领部队开始了在大别山艰苦奋斗的岁月"; 推动邓小平的军事生涯"达到了光辉的顶点"的淮海战役，等等。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革命战争年代是邓小平人生中最辉煌的历史之一，对他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以及军事思想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德曼认为，邓小平军事家地位的确立，并不是因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队总参谋长、军事委员会主席，"而是因为他在 1938-1952 年期间长期的军事生涯","邓在 1938 年后，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角色，对他1949 年后的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
古德曼还认为，从 1942 年 9 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开始，尤其是在 1943 年 10 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同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期间，邓小平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很多政策与改革开放后有相似之处，如： "在税收制度中，与邓小平八十年代的改革相类似的一个有趣方面是： 个体经营者按照他们前几年平均生产值纳税，剩余的部分全归他们自己。另一个与后来的改革相类似的是邓所推广的'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是通过签订一个合同把公有土地承包给个人，超出合同之外的任何剩余部分都归生产者所有".
古德曼认为，"邓小平 1943 年 7 月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的文章，不仅是共产党在敌后游击战略宗旨的典范---强调了经济生产与取得政治及军事胜利之间的重要关系，而且还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今后总的思想的发展，也是他的经济现实主义的一个典型范例","邓小平在太行区的工作经历肯定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及观念，毫无疑问，同时也在他的周围成长了一批贯彻他的这些思想并在今后更广的范围内实践他这些思想的干部","邓在太行区共事的许多人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伊文思则认为，邓小平在革命战争生涯中扮演了双重角色，"邓小平既是一个政治军人，同时又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军人，他的工作是确保军队相应政治教育和训练。作为一个军人政治家，他的工作是确保党能了解军队的实际，而不会对军队提出的要求太多或太少","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认为这一工作所扮演的双重角色非常适合他。他丰富的经验使得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他的性格又使得他很适合军队生活".
伊文思通过研究《邓小平文选》中收录的邓小平 20 世纪 40 年代的讲话和文章，认为"邓小平思想坚定，能很好地抓住论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墨守成规。他重视事实和数字，并且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贸易税收方面的专家，而这些是他从未涉及过的。他处理所有经济工作的原则是： '限制过去残酷剥削的程度，……但鼓励资本主义生产，这在目前对发展国民经济是有益的'.他的这段话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委婉其词； 第二，他在'有益的'前面加上'目前'这个词，清楚地说明共产主义并不会永远容忍资本主义。"6. 关于邓小平在新时期若干军事事件中的重要作用。这方面国外学者普遍比较关注邓小平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与美国军事合作等军事事件中的作用。
关于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傅高义认为这场战争在中国是"被遗忘的战争",因为他认为"中国没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公开讨论".他指出，在战前，邓小平"遭到了中央军委其他成员的普遍反对",但邓小平坚信"中国必须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做出强硬反应",以及"必须对苏联威胁做出强硬反应".
关于作战情况，傅高义认为，在一定的战前准备与外交努力的前提下，虽然"中国军队人多势众，决心坚定，确实攻下了 5 个省会，但伤亡人数远高于越南",而且这场速决战、歼灭战暴露了人民解放军的诸多问题，"他们缺少情报，与上级通讯不畅，无法迅速采取行动。各部队之间的协调也很差，供给线拉得太长".对此，傅高义评论道，"解放军很难为它的表现感到自豪".
对战争影响，傅高义认为此战达成了 4 个重要目的： 1."就像下围棋一样，邓小平要阻止苏联和越南占据空间围住中国，同时又要护住自己的眼位（ 作者注： 指 1984 年中国阻止了越南进入泰国进而染指重要的马六甲海峡） "; 2."使苏联在为越南提供更多援助时变得更加谨慎",而越南则"为保卫其边境耗费了大量资源","未能实现它称霸东南亚的野心"; 3."增强了其他东南亚国家抵抗越南野心的信心，他们知道中国会像帮助柬埔寨和泰国那样帮助他们"; 4."邓小平确实利用军队在越南战争中的糟糕表现强化了他自 1975 年就开始的工作： 让无能的军官退休，严肃纪律，增加军事训练，使用教育程度更高的军官".
对此，古德曼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邓小平做出解放军必须改革的决定很可能是在 1979 年对越战争之后，那次军事行动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关于与美国军事合作。傅高义认为，"邓小平从未表示过他有跟美国结盟的考虑，就像过去的毛泽东一样，他希望中国在安全问题上完全独立。但他确实想通过中美合作获得更多现代军事技术",并且这一想法在 1979 年会见卡特总统时就提到过，"邓小平从越南撤军后，有关这种合作的会谈有所升温",因为"尽管美国不会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但同意以个案方式考虑出售若干军事设备---苏联在 1979 年 12 月入侵阿富汗，这支持了那些希望通过加强美中合作向苏联施压的人".
在 1980 年 5 月国防部长耿飚访美后，"两国间的技术交流开始起步，在战略问题上也有了更广泛的合作基础","包括中美国防部长的互访，向中国的技术转让和武器出售，以及学术专家和考察代表团的互访","虽然这些互动无法跟美国与日本和韩国军事交流的层次相比，但双方确实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三、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的不足。
受到客观上研究队伍弱小、掌握资料有限，以及主观上文化背景差异较大、价值评判标准不一、研究思维与方法不尽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国外学者对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
第一，研究不够充分。首先，相对于邓小平政治、经济的研究，国外关于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力度和成果总体偏少，专着、专论更是凤毛麟角。
其次，研究缺乏完整性。通过本文第二部分不难看出，尽管国外学者对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已有广泛涉猎，但仍然是不完整的。他们普遍对邓小平关于"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提高军队建设的正规化水平"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缺乏认识。比如，傅高义作为研究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思想与实践较为充分的国外学者，他的着作对邓小平的军队教育训练思想也只是简单带过： 邓小平认为"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邓小平还继续他在 1975 年开始的恢复和扩大军事院校的工作","与美国和苏联军队相比，中国针对高技术战争开展的部队培训计划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此外，对于邓小平所提出的我军"三化"建设目标，国外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只关注现代化，而忽视革命化与正规化，反映了在理解上的片面性。
再次，研究缺乏专门性。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大都零散地"隐藏"在对邓小平生平活动的考察与评论之中，虽然史实不少，但普遍缺乏军事思想或实践方面的专门考察； 虽然观点不少，但普遍缺乏贯穿整个研究的观点或主线。同时，并不是所有国外学者都重视研究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比如在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的着作《邓小平》中，作者没有对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内容做任何陈述，对邓小平的革命战争生涯虽着墨较多，但侧重的却是对整个大时代的描述，对邓小平在其中担负的军事角色缺乏分析与评价。
此类问题，德国人乌利·弗兰茨的着作《邓小平传》也同样存在。
第二，认识不够深入。尽管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不乏观点突出、特色鲜明之作，但是相对于国内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则显得认识层次较浅。首先，国外学者对军事实践的史实描述多于对军事思想的深入分析。国外学者比较重视邓小平生平活动研究，并取得相当成就，但因此也导致实证考察大于理论分析。再加上国外学者普遍对中国国情及中国军队实际缺乏深入把握，因此论述往往就事论事，难以从宏观上、本质上揭示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内涵。
其次，国外学者的研究思维容易出现"碎片化"倾向。比如对军队现代化的认识上，傅高义只是一味强调邓小平是在"推迟军事现代化",并利用一些国防预算中"军队可以使用的资金其实是下降"的数据资料证明，中国该阶段军事现代化是完全让路于其他现代化的观点，而始终未将邓小平开展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军工体制、发展教育训练和军事科研等思想和实践放在推进军事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并思考。
再次，国外学者缺乏对相关概念的深刻把握，对有关问题容易造成曲解。比如对积极防御思想的理解上，一些国外学者就认为"邓小平军事思想在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特点而放弃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将"积极防御的方针同前沿防御对立起来",甚至认为中国"修改它的防务学说已经由自卫变成攻击".
显然，这是由于他们缺乏对积极防御内涵的深刻把握，缺乏对中国军队积极防御历史和现实的深入考察，从而形成了简单片面的论断。
第三，观点不够准确。由于国外学者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们固有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学术研究之中，因此在理解邓小平理论体系与实践活动的丰富内容时，容易否定其马克思主义性质和误解其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进而产生一些不准确的观点。
首先，国外学者过多强调家庭背景、个人经验、性格气质等影响因素，过分关注人际关系的演变。如古德曼认为，邓小平使其"原来一二九师、太行区和第二野战军的部下……在解放军中获得了重要职位","此外，邓与他在太行区和第二野战军的老部下继续维持的关系，决不仅限于军队事务，这种关系逐渐在军队以外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他在政治上陷入麻烦时，他在军队中的良好群众基础不止一次地给他提供了帮助".
显然，这样的论述没有深挖历史现象背后历史规律和历史选择的客观必然性，从而易使研究滑向历史唯心论的泥潭。
其次，国外学者经常从权力乃至派别斗争的狭隘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傅高义认为，"所有中共领导人都不断说'党指挥枪',但毛泽东和邓小平很清楚，在关键的权力斗争中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忠诚至关重要。因此邓小平既要通过正式制度控制军队，也要抓个人控制".
在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考察中，傅高义指出，"北京的一些干部相信，邓小平发动并具体指挥了这场战争是为了使他自己在掌权后加强对军队的个人控制","无论是这次进攻的战略思考还是战争目的及规模的确定，都是来自邓小平本人。……这是一场邓小平的战争".
如此认识对越自卫反击战，无疑是有悖战争本质与历史原貌。
再次，国外的研究不乏无依据的主观臆断。在认识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军事思想与实践的关系方面，国外学者大都主观地强调两者的独特性，将两者简单对立，主观割裂开来。比如对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解，有的国外学者直接认为由于邓小平强调军事现代化建设，因此"在 1978 年上台的邓小平拒绝了人民战争的想法",德雷尔虽然认为邓小平以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取代了以往的人民战争，但却认为这一思想的内涵另有"深意": "虽然这一思想被说成是将毛的原则运用于当今的条件，但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它是与过去的决裂，只保留了原来的名字，为的是模糊这一决裂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傅高义则认为"现代条件"的含义之一是"军队应当放弃毛泽东时代由政委承担的政治工作，并把这些工作移交地方，军队只集中精力完成军事任务".
可见国外学者惯于使用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框架对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进行任意剪裁，既无任何客观根据，更缺乏对中共军事指导思想与实践创新发展的深刻认识。
结语
综上可见，改革开放至本世纪初是国外邓小平研究的集中爆发时期，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在这个阶段也最为丰富，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时期。此后，随着时间推移和研究热点的转移，国外邓小平研究曾出现一定程度的"降温",直到最近才有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书问世。笔者认为，在短期之内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再想取得较大进展，也存在一定难度。就本文而言，由于作者收集资料的渠道和能力有限，可能有其他重要国外研究成果未能掌握，恳请学界同仁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