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的主要内容
国外研究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所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既纵联邓小平辉煌人生的各个重要阶段，又横贯于战略指导、战争指挥、国防和军队建设等诸多方面。多数学者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从事研究。
1. 关于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与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行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在对时代主题判断的问题上，日本学者小林弘二认为，邓小平"断定今后在客观上会有约二十年左右时间能避免世界大战的条件。"同时，国外学者还更加突出地强调了邓小平通过主观努力实现了中国自身的和平与发展。日本学者冈部达味等认为，"80 年代邓小平时代的政治体制已经从克服危机为主要功能变成了以维持稳定和促进发展（ 特别是促进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 为主要功能的体制","既然中国把经济建设作为最大课题，它自己也就希望有和平的环境，而且成了创造这一环境的'演员'之一".
傅高义也认为，邓小平通过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与苏联缓和紧张关系、中美军事安全合作等做法，"达到了他的短期目标"---"中国有能力在未来 10 到 20 年内避免战争的危险","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以集中精力发展民用经济".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问题上，小林弘二认为，邓小平"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就是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取代毛泽东以战争危机为背景提出的"继续革命".他指出，邓小平"认为必须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解决的矛盾，也许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会有变化","这同一贯强调思想优先和'主观能动性'的毛泽东的价值观相反".
傅高义则提出这一转变是"在邓小平认为同苏联交战的可能性减少后"发生的，他认为这一转变意味着邓小平要"推迟军事现代化",把国家资源"转向其他三个现代化，尤其是陈云倡导的优先领域---农业和轻工业".
傅高义还提出，当时的中国军队普遍不能理解这一想法，因此邓小平必须"对失望的军官一遍遍做出解释，为什么首先发展民用经济、再搞军事现代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并指出邓小平"大概是当时唯一一个具有权威、决心、政治技巧能避免这些军官对政策发起严重抗议的领导人".
2. 关于邓小平军队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的思想与实践。关于这个问题，傅高义着重讨论了中国军工企业的"军转民".他指出，"邓小平甚至在三中全会以前就提出了这种战略（ 作者注：指军转民） ,他说，中国应当摆脱严格划分军事与民用产品这种无效率的苏联模式",为此，邓小平"鼓励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生产更多有市场竞争力的民用产品","还要求军队把部分设备和技术转向民用经济","为单一军工向多样化转变提供机会","让内地的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以及要求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互相转化等。
对此，德雷尔也注意到，"四人帮"垮台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策的大变化之一就是"军队在支援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大",认为"随着战争威胁的减少，军工生产线（ 往往开工不足） 不仅生产供国内外消费用的食品、服装、家用电器，还制造供出口用的武器".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实行"军转民"举措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傅高义深表认同。他指出，这一举措"减少了（ 作者注： 军队） 对政府财政的需求，满足了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改善了军官和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为复员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使民用技术的进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够被应用于改进军工生产。"而对于与"军转民"相伴随的军队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傅高义也触及到了，但评论却言过其实。比如他评论道，"1980 年代军队运作的商业化是个混乱无序的过程","把军队和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了腐败和贪婪的机会，背离了军队奉献于自身使命的精神".
显然，这夸大了中国军队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实践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与不良后果，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始终忠诚履行职责使命这一客观事实的盲目忽视，是以偏概全。
3. 关于邓小平现代人民战争思想和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傅高义认为，上世纪 80 年代后，邓小平实施了"扩大国防战略".所谓"扩大",傅高义认为有双重含义。一方面，邓小平不再坚持毛泽东时期"严重依赖于两种极端方式的结合： 人民战争和核武器","开始考虑发展能防止战争升级为全面核冲突的有限核打击和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开始就中国的战略指导路线形成了共识，即不再被动的诱敌深入，而是准备进行更为积极的防御。"邓小平接受了粟裕于 1977 年提出的准备打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的思想，也接受了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对"积极的防御"的阐释，即在受到全面军事入侵的情况下，"解放军要用阵地战阻击敌人，使其无法深入中国腹地","不但要以步兵，而且要用包括空军在内的多兵种对抗敌人","要准备保护战场之外漫长的后勤补给线",并依据这一思想对现有体制、训练和征兵方案进行了调整。而在未来战争的样式上，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判断"随着两极世界被多极世界所取代，小范围战争的危险却在增加",因此"解放军要把计划和训练的工作重点放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小规模冲突上","要针对边境地理和气候以及潜在对手的性质进行计划和战备","要用更多资金研发适合地区战争的关键技术，如坦克、大炮、航空电子设备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并且"制定计划时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所偏爱的速决战".
关于这个问题，德雷尔也曾提出，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军队以往的战略，突出了阵地战、现代武器和各军兵种合成作战的作用。他说"诱敌深入以围歼敌人的思想，被补充成可以进行'前方防御'",这一看法与傅高义是一致的，也是合乎事实的。对于"各军兵种的合成作战",德雷尔认为这一思想的实践来源是 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如"中国的步兵没有空中掩护，坦克之间的无线电通讯不畅，部队成纵队进攻，没有占领纵队间的中间地域等".
保罗·肯尼迪在考察中国进行武器现代化的动机时也指出，邓小平要"重新考虑沿苏联边境的'前方防御'战略，使之有利于在漫长而无掩护的边界后面进行反击".
4. 关于邓小平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思想与实践。邓小平军队现代化建设思想与实践，是国外聚焦的一个热点。美国学者邹谠认为： "邓小平的军事政策的要害是'国防现代化'".
德雷尔曾总结了邓小平主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七大政策变化，其中有 5 个方面是军队现代化的内容。德雷尔指出，为解释"四个现代化中，军事现代化居末位"的次序排列，邓小平做了很大努力，就是要让人民相信现代化的国防力量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和科学基础之上。
在如何实现军队现代化的问题上，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邓小平重点对军队进行了整顿和精简。伊文思指出，邓小平在 1975 年恢复工作后，就批评"军队中派系林立，'肿、散、骄、奢、惰'","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并认为"在这方面，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古德曼在表达了同样观点的基础上还认为，"设法使解放军的经费得到控制，提高军队的效率，使军队干部年轻化，建设一支更加专业化技术化的军队",是邓小平改革军队的目标，并认为邓小平由此实施了裁军百万、撤并军区、编成合成部队等重大举措。傅高义则认为，"虽然所有重要的军事决策都是由邓小平拍板，但他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还是裁减军队老干部问题",并为此想了很多办法，如"鼓励地方单位为军队的退休老干部和服完正常兵役的人安排工作",并保留老干部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如"在 1982 年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军队中的很多老领导成了该委员会的成员".
关于军队现代化的实际效果，保罗·肯尼迪通过分析上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军队军事装备水平和军事演习规模与方式的变化，认为中国军兵种的合成化程度、海陆空作战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海军正用一系列新式舰艇装备起来，从驱逐舰、护航舰到快速攻击舰甚至气垫船。还建立了一支非常大的常规潜艇舰队，成为世界第三大常规潜艇力量。中国的坦克炫耀着激光测距仪，飞机已装备现代化雷达成为全天候型".
关于这一问题，傅高义却认为，由于邓小平觉得"军事现代化可以等一等再说",因此"整个 1980 年代中国政府不断减少军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考虑到 1980年至 1989 年的通货膨胀，美国分析家估计这 10 年的国防预算名义上增加了，但军队可以使用的资金其实是下降了。"?为此，邓小平"对发展海军的计划做了限制","甚至在十分优先的军事领域---导弹、卫星和潜艇---重点也仍是放在技术研发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上，只期望在必要时能够迅速生产更多武器","在邓小平时代，这类系统的部署一直以适度的规模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