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军事思想，是其革命经历的思想结晶之一，也是其伟大一生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助于深化陈云的生平思想研究，同时也有利于当代汲取革命前辈的军事斗争经验，提高关键军机的决策能力，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
一、从关注武装斗争到军政历练
陈云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可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其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大体同起始。五卅运动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从未停止武装恫吓，其支持收买的工贼也对罢工骨干进行暴力威胁，时局逼迫共产党人积极思索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置身五卅狂飙中心的陈云，对此更有切近的体悟。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1918年，陈云发动了小蒸地区的农民暴动，并谋划夺取枫泾镇，后帮助中共浦南区委制定《浦南秋收暴动决议案》、购置枪支武器。1919年初，陈云又参与领导了攻打庄行的农民暴动、部署新街地区的农民暴动。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后，陈云于10月11日为江苏省委修改的致涟水县委指示信，强调要建立群众的武装组织，注意在敌人军队、保卫团中建立党的组织，夺取其武装到革命势力方面来。[1]
11月14日，陈云在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作《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的报告时，就强调"党必须坚决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1911年1月，陈云随中共中央撤入江西瑞金。
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面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陈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局党团书记，主要负责军事后勤工作。他积极建议以全总名义号召工人带头参加红军，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关注苏区军工生产，号召"进行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倡导游击战争。总之，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前所未有地强化了陈云的军事观念，并且磨练了他组织工运、组建军队、征集军粮、管理军工、发动游击战争等多方面的领导能力。
二、军事政治理念在长征进程中的淬砺
1914年10月中旬，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该军团承担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殿后掩护重任，陈云由此直接参与红军长征的军事指挥。在真枪实弹、戎马倥偬间，陈云的军事思想得以淬砺。红五军团下辖第11师和第14师，总共1万人众。据时任第11师师长陈伯钧的日记，10月10日午后，"中央派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来此，报告目前形势及我们这一师的任务，和几个中心工作".会后，陈云即率各团首长去考察徒涉场，黄昏时分开始渡河。连日夜行军，疾患丛生，战士思想混乱，军纪亟需整顿。11月4日晚，"陈云同志来我师帮助与指导工作，召集了各团政委、总支书开会，讨论今后政治工作问题".政工成效没有立竿见影，第二天"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当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1]
在陈云的亲自指导下，第11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11月1日，陈伯钧日记记述："接军团首长及中央代表紧急信件，催促我们立即渡河，不然即有被敌人截断可能。于是我们即不停顿地向麻子渡前进。到江边正赶上主力，过河后天已拂晓。"[1]
中央代表陈云在那封信中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殷切之语，彻底击破了"中央不信任起义部队"的谣言。
11月18日，黎平会议后，陈云为军委纵队的政治委员。1915年初，陈云与刘伯承率该纵队进驻遵义城，为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
在遵义会议后，陈云写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各处宣讲，不仅对于在全军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体现了陈云军事政治理念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契合。同时，陈云积极配合刘伯承，认真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也正是在此军事行动中，他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在"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
陈云后奉命离开红军队伍，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随后前往苏联。长征经历促成军事政治理念的成熟，为陈云赴苏宣传报导红军长征壮举，以及在世界共运范围确立毛泽东的威信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组工岗位强化对军事干部的严爱精神
1916年10月，陈云、滕代远分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并于11月上旬带领代表团回国，迎接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任的红军西路军部队。因形势剧变，陈、滕代表团的职能变为接应撤至星星峡的西路军余部。1917年5月1日，陈云慰问西路军余部，指出：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今后仍然会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