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仍，混乱的形势，为兵家的崛起造就了一方沃土。兵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以研究作战、用兵为其主要宗旨，其代表人物有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 他们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帮助效力的国君成就了一方霸业，并将其战争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目前流传下来的着作有 《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均是当时战争经验的总结，包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战争哲理。
战争不仅需要高超的战术， 更需要庞大的资源和财富的支撑。 作为名噪一时的军事家、战略家，其着眼点不仅要考虑战术的运用， 还需要从战略的角度去思考如何保障战争的胜利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为此， 他们提出了一套不同于其它流派的方法与策略，即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农战思想。农战思想的核心就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对外战争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这一问题的梳理不仅有利于搞清诸侯称雄的深层原因， 对今天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重视经济对于军事的战略保障作用
农业生产是维系人类生存的本源， 因而早在上古社会， 重农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就已经出现了。 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虽然各异，但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却是出奇的一致，先秦的兵家也概莫能外。
兵家之所以重视经济， 是因为他们更清楚战争与物资和财富的关系。 对此，孙子曾说："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1]36-37由此可见，战争对于物质财富的消耗是惊人的。 巨大的物质消耗， 必然要求有充足的后勤保障，这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兵家历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 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1]175曹操注曰："无此三者，亡之道也。 "继孙子之后，孙膑也说"城小而固者，有委也。 ""积弗如，勿与持久。 "城内如有充足的物资供应，城池虽小却可布置坚固防御；如果自身物资积累不足，就应避免持久作战。如要持久作战，后勤保障必须到位，即"深沟高垒，粮多者，所以持久也。 "[2]341部队征战，后勤物资的供应有势必要流转运输，在此过程中，又会有极大的损耗："千里馈粮，则费二十钟、石，而得一钟、石到军所。若越险阻，则犹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1]45按照此意来分析，即便是在一马平川的地势运送粮食，其损耗的比例也高达二十比一，如果中途穿越山岭、河流之类的险要之地，粮食的耗费就更加惊人了。 因此，战争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 只有在战前有充足的物资积累，才能应对战争期间的一切消耗。 《黄石公三略》曾说："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品，是谓国虚。 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 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2]487-488
此文总结说，如果在战争之前，国家没有做好充足的物资储备而贸然发动战争，这就需要长距离运送物资，而百姓运送物资，就无法保障农业生产，他们的生活就会越发贫困。 百姓贫苦，国力必然虚弱。 这样，国内百姓因贫困造反，境外有敌人凶猛的进攻，国家就有覆灭的危险。 因此，持久作战对于国力必然产生负面影响。 孙子说："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1]38-40所以，兵家认为，战争应该速战速决，切勿与敌人打持久战："兵贵胜，不贵久。 "由上所述可知，战争对于物质财富的消耗与依赖是巨大的。 尉缭说："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
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2]178在尉缭看来，随着国家军事规模的扩大，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也逐渐加深，百乘之国，只需做到自给自足就可以了，千乘之国则需要做到不仰仗外力的帮助，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生存，而万乘之国，唯有实行农战结合的策略，并牢牢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国家才能够担负起军备的日常开销。为此，兵家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特别重视经济对于战争的保障作用。他总结说："凡治人者何？曰：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故充腹有粒，盖形有缕。夫在耕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 "同时，他又对当时统治者崇尚奢侈生活， 使民不务本业的治国策略提出了批评。 国家如何才能够发展农业，尉缭提出了"禁舍开塞"的措施，他说："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 "即君主如果能够禁止邪恶，宽容小过错，扩大财源，招揽流民，让他们把荒芜的土地都开垦起来。 国内百姓安定， 闲置土地都得到合理利用，国家就会富强，"富治者，车不发轫，甲不出櫜，而威制天下。"尉缭认为，国家富裕强盛了，即便不必动用武力， 也能够凭借威势平定天下， 这就是所谓的"兵胜于朝廷。 "[2]148
《六韬》则指出："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 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 "[2]274-275此文认为，百姓如果不失本业，就能持续获得利益；农业不失时节，就会有好的收成。 减少赋税的征收，百姓负担就能减轻，君主少营建宫室台榭，百姓的劳役也会轻些，官吏清正廉洁，尽量少扰民，百姓就会感到满意。 君主能够做到这几点，社会就会安定，百姓生活就会富足，国家就会强盛。反之，农业生产就没有保障，百姓生活困苦，社会就无法安定下来，国家强盛也就无从谈起。 那么，如何才能够做到薄赋敛，轻徭役，让百姓安居乐业呢？
《六韬》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对待百姓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子女， 像哥哥对待弟弟一样加以爱护， 关心民众的疾苦，爱护他们的财产。同时，君主治理国家应重视"三宝". 何谓"三宝"? 即"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 ""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 无乱其乡，无乱其族。 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 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君主如果能重视"三宝",维护三者的稳定，并采取合理措施促进三者的发展，国家经济就能够繁荣，国家的实力也才会不断提高。如何做才算是重视"三宝"呢？只要"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 "[2]281就是说，君主应该让农夫、商人和手工业者各处其位，各安其业，相互之间不要混杂。 让农民居住在一个乡里，互相帮助耕种土地，这样乡里的田地就不会荒芜；让手工业者住在一个乡里，手工生产所需要的器具可以互相借用，器用就不会不足；让商人们居住在一个乡里，互相帮助，这样资金就不会短缺，货物自然就会充足。《六韬》的这一主张与管子的"三国五鄙"制度不谋而合，同样强调要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隔离开，使他们各自独立生产与生活。这样不仅便于各阶层内部百姓互相交流、互通有无，而且也便于君主的管理，有助于国家的强盛。
二、"因粮于敌",以战养战的战略思想
由上述可知，兵员对于物资的消耗，再加之长途运输的损耗，战争对于物资的需求无疑是惊人的。因此，为减少军队对本国后勤物资的依赖，兵家提出了"因粮于敌",以战养战的思想。孙子曾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 "鉴于以上两种原因，他提出了"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物资补给策略，"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1]41-42此意是说，部队出征之时的物资补给由国内提供，而战争开始之后， 就可以用击败敌人所缴获的物资来补充己方的损耗， 这样就能大大减轻国内后勤供应的压力。 对于此策略，李筌评价到："具我戎器，因敌之食，虽出师千里，无匮乏也。"此言准确地说明了以战养战策略的好处。对于"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具体办法，孙子也作了详细阐述。 他还鼓吹"掠于饶野""掠乡分众". 这一理论， 在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因迎合了列国对外侵略的需要，故大受列国君主的垂青。
但孙子并不是不注重"人道".相反，他认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也就是说，孙子清晰地认识到了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首要决定因素。 这一点在《司马法》中表达得可能更清晰。 《司马法》全篇则始终贯彻着仁义为本的思想。 它将战争归结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对于非正义的战争，持反对态度，但对于正义的战争，持肯定态度。《司马法·仁本》中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2]80上古时期的圣明君主， 无不以仁义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国策， 但如果这一手段达不到治国安邦之目的，就应当利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杀掉一批坏人，如能使更多的人生活安定，杀人则是正义的。 因为要保护民众而攻击它国，这也是可以的。利用战争手段来制止战争，发动战争也是允许的。但要发动战争，应注意"入罪人之地，无暴神只，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 "[2]86即战争中也要体现国家或部队的仁义之风。 《司马法》特别指出，正义之战虽然具合理性，但战争不能成为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唯一方式。
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外交的最高境界， 唯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诉诸武力。
在是否掠夺敌国的具体策略上，《孙子兵法》与《司马法》的主张看似分歧，实则都是要达到"屈人之兵"这一战略目的。 从实践方面看，"以战养战"的策略更具有操作性，符合实际作战的实际需要。但战争与仁义之风并不矛盾， 并应当成为长远的具有战略性的指导策略。毕竟，只有仁义之师才会赢得长久的胜利！
三、审计慎战，"安国全军"的战争态度
战争是治国安邦的非常之道。 对于此种治国方式，以战争为职业的兵家采取何种态度呢？ 孙子说："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 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此安国全军之道也。"[1]353-356在孙子看来，战争不能轻易使用，不能打无把握之仗，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危机关头。因此，他告诫统治者和带兵的将领，"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1]57-60发动战争攻占对方城池，这是万般无奈之举，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可见，孙子对于战争始终持审慎态度。这一观点，代表了兵家大多数人的看法。 吴起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 然战胜易，守胜难。 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 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2]429在吴起看来，进行战争次数越多，就会孕育未来的灾难。取得战争胜利较易，但巩固胜利的成果则很难。他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认为， 依靠频繁战争得天下的少， 而国家灭亡的多。 尉缭也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 "他将战争与仁义的关系比作本与末的关系，国家要想强大，根本上需要君主推行仁政，而不是一味地穷兵黩武。同时他又认为，处于战国动乱的时代，充足的军备是保卫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因素，同样体现了尉缭慎战、备战并存的思想观念。
与兵家慎战的态度不同， 法家是战争的积极支持者，他们将战争看作是人主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必要手段。 法家从"人性好利"的角度分析了战争的正当性。 商鞅说："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 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 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 "[3]105在他看来，人追利求富的欲望是天生的，唯有死亡才能阻挡追求富贵的脚步。但如何才能得到富贵呢？那只有依靠战争。因为战争能满足人类对富贵的追求，人们听闻战争就兴高采烈，对战争也是极力讴歌。 虽然每个人都有追逐利益的欲望，但身份地位的差异，所追求的利益也不同。 对于君主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使国富兵强，进而统一天下，"能行二者（农战）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 "要想达到称霸天下的目的， 君主唯有实行农战的策略。百姓是农战的主体，君主必须抓住百姓追利求富的心理，满足他们的欲望，才能够激发他们的斗志，在战争中，他们也才会为君主卖命。 商鞅认为，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能够培养百姓尚武的风尚，使他们对于战争不再恐惧，在战场上可以人人冲锋陷阵，不惧生死。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国家必将战无不胜，称霸天下指日可待。
与法家的态度截然相反，以儒、道、墨三派则强烈反对战争，尤以道家反战的态度最为坚决。老子指后，必有凶年。 "[4]148老子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自有其内部的规律，任其自然发展，才能达到"无不为"的效果。 若过于"有为",强行改变事物的发展规律，则会给自然和社会带来灾难。 在老子看来战争就是最严重的"有为",它带给人民的苦难也最为深重。有鉴于此，老子提出了"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的反战观念。 庄子将老子的反战观念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他指出："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顺于兵，故行有求。 兵，恃之则亡。 "[5]1041在庄子的观念中，战争就是一切混乱之源，过多地依赖战争， 国家必定会灭亡。 儒家则主张以仁义为核心，以礼乐教化百姓，认为"国君好仁，天下无敌。 "[6]497《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
曰：'去兵。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仁者无敌的理论，提出了"行仁政"的政治观念。 他认为统治者在乱世中要成就王业，不能单纯地依靠武力和对外战争，更为重要的是要实行仁政，赢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
墨子的反战思想集中体现在"非攻"主张上。 他认为长期的战争无论对战胜国还是战败国而言， 其影响都极其重大："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下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 "基于以上原因，墨子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出好战则必亡的观点："古者封国于天下， 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 "[7]200一味好战，穷兵黩武，国家必定会走向灭亡，但如果完全不作防备，苟安求活，国家同样可能会走向灭亡。《司马法·仁本》对此做了最精彩的总结："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2]81这充分体现了兵家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念。
四、小结
兵家的农战思想是时代的产物， 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展现其特有的魅力。 21 世纪的今天虽与春秋战国时代大有不同， 但兵家农战思想中大力发展经济，营造和谐社会，慎战与备战的理念对今天仍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当前，中国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高速发展， 但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也不断涌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国际敌对势力仍虎视眈眈。国际、国内形势必然要求中国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又要加强国防建设，保卫国家安全。 雄厚的经济基础不仅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达到"兵胜于朝廷"之目的，还为国防建设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 经济力向国防力的转化，必然能建设强大的国防，纯化改革开放的内外部环境，二者互相推动，稳步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
参考文献：
[1]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1 999.
[2]《 中国军事史》 编写组。武经七书注译[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3]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 986.
[4]卢育三。老子释义[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 987.
[5]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 2.
[6]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 987.
[7]吴毓江，撰。孙启治，校。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