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家文化由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兵家群体所倡导，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先秦时期的兵书之一，《尉缭子》对研究先秦史、军事史乃至哲学史等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尉缭子》是由战国时期尉缭所着这一观点,对其思想价值作以探析。
一、注重人事
战国时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变革时代。处身于那个时代中，或是为了逃避战乱，或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利益，或是为了天下苍生能够安身，有识之士都作了深入的思考： 有人提倡恢复礼乐，施行仁政，反对苛政，以图改变世风日下的社会现状； 有人痛恨"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1]280的不公平现象，逃避政治，以求"曳尾于涂"[1]474的安乐与自然； 有人明确号召"非攻",对战争进行强烈的谴责[2]195 -241.
以尉缭子等为代表的兵家学派，适应社会的需要，注重自身的努力，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争取到统治阶级的认可，以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望。
《尉缭子·天官》明确提出了注重人事的观点，面对梁惠王"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的问题，尉缭子直接答道： "刑以罚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相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并运用了三个例证加以说明： 其一，城能否被攻取不在于天时地利，而取决于是否"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其二，武王伐纣，地势上"背济水向山阪而陈",人数上"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结果却大获全胜。其三，楚将公子心可谓天时不利，虽"时有彗星出，柄在齐",结果依然"大破之".在《战威》中总结道： "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 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 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甚至直接指出：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而尉缭子所处时代的普遍观念是"今世将考孤虚，占城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武议》） .
如此鲜明的对比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其思想的进步性。
正因为尉缭子认识到重人事的作用，彻底摆脱了鬼神思想的影响，使得他对事物有更深刻的看法，对问题有更深入的剖析。在《兵谈》中，尉缭子明确提出立邑要以经济为基础，"量土地肥饶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在于国富民强，"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
他懂得只有实力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与，不见胜则止".他还要求为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这里的"不制于人",可以有多种解释： 可以理解为不受制于君王，即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也可以理解为不受制于敌人，不论敌人强大与否； 还可以理解为不受制于别人的影响，即后文的"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从兵书的角度来看，最后一种解释可能更为合理，为将者要坚决而果断，尽可能不受别人的影响，才能真正做到心不狂、目不盲、耳不聋。他还劝诫君王必须立足现实，完善自我，方能有所作为，"苍苍之天，莫知其极； 帝王之君，谁为法则？ 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 .
在尉缭子看来，无论是打仗还是治国，都需立足现实，依靠自身的努力。究其重人事思想的来源，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尉缭子》一书中多处提及孙武、吴起等兵家的代表，而这些人物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注重人事的共同特点。其次，对历史与现实中事件的总结和归纳。
《天官》中的武王伐纣，公子心破齐，《武议》中的吴起与秦战，皆为历史上真实而有巨大影响的事件。
各国之间愈发激烈的战争，使尉缭子认识到，残酷的现实是不可能通过祭祀先祖、天神、鬼怪等方式给予人们合理的解释和帮助，只有通过人自身的努力才能有所改变。最后，个人积极乐观的态度。尉缭子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取君王的认可，劝诫君王帮助人们逃离战乱的时代，因此，他的努力是为了协助君王统一天下，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有此追求，他必须为君王提供军事上的帮助，无论是攻守，还是谋略，都是实现理想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态度，靠自己的学识、观察和感受，朝理想的方向努力实践。
二、着眼现实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观念中，要摆脱当时的战火纷飞，有两个途径： 要么回到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礼乐兴盛时期； 要么立足现实，以战争的形式实现天下的统一。孔子是前一观点的代表。孔子作《春秋》，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维护周礼下的社会稳定秩序，他毫不讳言自己渴望回到那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而尉缭子为后一观点的代表者。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3]398已成为不切实际的做法，成为君王昏庸无能的表现时，尉缭子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时代需要被彻底打破，并在打破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天下，只有天下统一，才会有真正的太平盛世。尉缭子的这种认识基于两方面： 一方面，尉缭子与孔子所处时代环境不同。战国末期，早已是"礼坏乐崩",诸侯纷争破坏了孔子所尊崇的礼乐，尉缭子从未切身感受过孔子所尊崇的礼乐所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尉缭子为一介布衣，他的理想完全建立在对君王的希冀之上，只有通过君王才能实现天下的统一，人民才能得以安居。因此，他希求君王"往事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他认为，"天子有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无敌。此天子之事也"（《治本》） .他向往着有贤者能像太公望一样"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武议》） .他虽然主张通过战争而使天下定，但也明白"兵者凶器也； 争者，逆德也； 事必有本"（《兵令上》） .他总结道： "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武议》） "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兵令上》） 为此，他进一步解释说： "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武议》）立足于残酷的现实，尉缭子认为既然要用战争的方式统一天下，就必须具备在军事上战胜其他诸侯的能力，这就需要做到择良将，明号令，审法制和善谋略。
关于良将的重要性，尉缭子有过精辟的论述。
《武议》云： "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 争者逆德也； 将者死官也。
故不得已而用之。"虽然不得已而用，但是在战乱之中，将的重要性直接关乎国家的兴亡： "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奈何无重将也。夫提鼓挥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为非难也。"那么何为良将？ 从《尉缭子》中可归纳出以下三点。其一为爱民。战国时期的战争非常残酷，"虽不见得人人当兵，最少国家设法鼓励每个男子去当兵"[4]12.因此，"夫将卒所以战者，民也； 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法，先亲爱而后律其身"（《战威》） .尉缭子还形象地比喻将、民的关系，"将帅者心也； 群下者肢节也"（《攻权》） ."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战威》） 尉缭子进一步在《武议》中以吴起为例，"吴起与秦战，舍不平陇亩，朴樕盖之，以避霜露。如此何也？ 不自高人故也".其二为立威。他认为为将者，当有将威。
一方面，国君要给予将以权威，"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廷，君身以斧钺授将曰： '左、右、中军，皆有分职，若逾分而上请者死。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而且"将军入营，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将令》） .另一方面，将也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树立自己的威望，"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 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攻权》） .以上两方面就是通过所谓的恩威并重，软硬皆施，从而达到"爱在下顺，威在上立； 爱故不二，威故不犯"的效果。尉缭子明白"夫不爱说其心者，不我用也； 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攻权》） 的道理。其三为尽责。首先，在军队作战的过程中要尽责。《兵教下》云： "兵有五致： 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说的是作为良将在受命时忘掉自己的家庭，出国越境则忘掉自己的亲人，面对敌人时忘掉自己的身躯，抱定必死之心才有生的希望，而急于求胜是用兵的下策。《武议》
云： "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其次，将在赏罚上也要尽责，"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将理》） .因此，为将者需要赏罚分明，即"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 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武议》） .最后，将要无一己之私心。"夫勤劳之师，将不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这样的将统领军队，"虽久而不老不弊"（《战威》） .
至于明号令和审法制。《战威》曰： "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为了增强令对众人的约束力，尉缭子认为不可朝令夕改，甚至令有误亦不可轻易变动，"故令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审。故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 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充分说明号令的重要性。《制谈》论述法制时云：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 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 陷行乱陈，则千人尽斗； 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从民众角度来看，"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所以尉缭子指出，"明号令、审法制"是治国治军的根本。在这一方面，尉缭子也深受吴起的影响，"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曰： '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 '材士则是矣，非吾令也。'斩之".在赞美吴起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号令和法制重要性的认识。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尉缭子在《伍制令》中主张"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 十人为什，什相保也； 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 百人为闾，闾相保也"."吏自什长已上至左右将，上下皆相保也",与秦商鞅变法中"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实无异处。这样，就能达到"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的效果。为了强调部队的组织严谨，行动有序，尉缭子在《经卒令》中将左、中、右三军分以苍旗、黄旗、白旗不同色彩。卒以五章加以区分，"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经卒，亡章者有诛……"其组织不可谓不严谨，其法令不可谓不严苛。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如此法制完善的军队在统一而有序的号令下所具备的强大战斗力。
正是对谋略之法的运用，为将者才得以造就大量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极具艺术性的战争。"先秦兵家备受后人称道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从他们开始才真正把战争变成了一门艺术，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作。'"[5]
徐勇高度评价了《尉缭子》具有的智慧的战略眼光和谋略思想，认为《尉缭子》是我国古代军事学发展到了一定理论高度的重要标志[6]32 -44.在理论上，尉缭子认为，"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胜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战威》） .
三胜都不可或缺，而尤以道胜为最高境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却不为用。可谓不废一兵一矢而胜敌，这正是谋略的奇妙所在。此外，尉缭子注重"先料敌而后动".在《战威》中指出，"刑如未加，兵未接敌而所以夺敌者五： 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逾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陈加刑之论".而尤以庙胜之论为先，即在未战之前，就考察好敌人的情况，"见胜则与，不见胜则止"（《兵谈》） .如果"见胜"就要事先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计划，这样就能做到"夺人而不夺于人".
尉缭子在谋略上强调心理战术。一方面注重调动己方之士气，他明确指出，"民之所以战者，气也。
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战威》） .为了使士抱有必死之心，他以"一贼仗剑击于市"为例，"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者？ 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霸之兵也"（《制谈》） .另一方面努力瓦解敌方的气势，"凡将轻、垒卑、众动，可攻也； 将重、垒高、众惧，可围也。凡围必开其小利，使渐夷弱，则节吝有不食者矣。众夜击者，惊也； 众避事者，离也；待人之救，期战而蹙，皆心失而伤气也。伤气败国，曲谋败国".类似这样的敌国，就很容易攻取了。
除了心理战术，尉缭子还十分注重抢占先机。
他在《战权》中说： "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 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于彼矣。"在《勒卒令》中，他进一步说明"夫蚤决先敌。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当然，"正兵贵先，奇兵贵后； 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正所谓后发制人也是兵家所常用的。另外，虚实结合，使敌无法预测，从而达到取胜的效果。这在《攻权》篇和《守权》篇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武议》篇里也有"三军成行，一舍而后成三舍，三舍之余，如决川源。望敌在前，因其所长而用之： 敌白者垩之，赤者赭之"的说法。即行军时，大军要如同江河奔流，势不可挡。遇见敌人之后，根据其特点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总之，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随机而动，把握关键的机会。作为兵书，对计谋的具体运用可谓是尉缭子智慧的最直接体现，它源于实践，又是对实践最浓缩的总结。
三、思想来源
有学者将尉缭子思想明确区分为哲学、军事、政治等几个部分[7],这种方式固然有助于文章内容的划分，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读者理解，却因过于主观而失去了从宏观上对尉缭子思想的把握。《尉缭子》中，几乎所有方面的行为和主张都是源于其思想的指导。追溯其思想来源的背景，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了解其思想的本质。
任何思想的诞生都离不开人所处的环境，对尉缭子思想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其生存环境的把握。
尉缭子生活于社会的转型阶段，战国时代的土壤是孕育尉缭子思想来源的基础。明乎此时代的背景，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尉缭子》一书所蕴含的思想价值。
首先，诸侯争雄，各国在政策上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均井地，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原官》） .经济上相对的繁荣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有利于文化的传播，使一部分经济上富有者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文化资料，甚至能够参与到政治当中，从而促使人们进一步追求现实的经济利益。
这影响到了兵家在治国与用兵等方面。《兵谈》中如是说： "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暴出，而威制天下。故曰： 兵胜于朝廷。"这种富，强调的是国家的富，对个人的经济利益而言，尉缭子以是否牟取经济利益作为检测品行高尚者的一个标准，他对为将者有名令规定："清不可事以财。"其次，土地制度的私有化在早期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的积极性，促进了人口的流动。
因此，有志之士皆劝谏其国君从事改革，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使别国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而民众的流动关乎诸侯国的盛衰，从各诸侯国的军事改革中可以看出其不断加强对人民依附关系的束缚。《伍制令》中亦以"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加以强调。这种极其严格的基层制度对诸侯国的税收及兵源提供了便利。最后，孔子以私人讲学的方式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狭隘局面，使部分的下层人民接触到了学术文化。诸子百家蔚为大观，各个学术派别之间的交流，思想上的碰撞都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单从兵家来说，一方面《尉缭子》借鉴了前人的成果，其中记载的孙武、吴起等着名兵家代表已经具有相当的军事水平，今人也肯定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等作品在军事理论上的种种贡献。另一方面《尉缭子》采汲了儒、道、法诸家的思想[8]4,同时也影响了其他学派的思想文化。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主张"以法为本"来治理臣民，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兵家的思想。此外，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尤其是建立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官制和行政机构是对兵家主张的军事制度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综上所述，《尉缭子》作为先秦时期兵书的代表作之一，其蕴含的思想对战国时代各国由分裂走向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尉缭子》中的重人事，彻底摆脱了鬼神的观点，代表了思想领域上的飞跃。其次，《尉缭子》以高瞻远瞩的天下观引导着天下大势走向，符合时代的需要，后来秦始皇的统一用实践说明了这一点，他将自己的智慧和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现实中的战争，以具体的军事思想、谋略技巧等形式表现出来。最后，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尉缭子》始终是时代的产物，其思想的源泉始终离不开对前人的继承和对时代的洞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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