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是军人从武、用武之德性。在中国传统武德文化中，武德的"励士治气"功能为历代兵家所重视。我国古代卷帙浩繁的兵书记载着许多着名将帅、军事家、政治家的武德励士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些丰富的励士理论和精湛的励士艺术对今天提升军队士气，增强军队战斗力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上下同欲、齐勇若一":以统一的武德目标励士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行动需要有明确的目标作指引。统一的武德目标，是军队号召众多个体齐心协力奋斗的一面旗帜。孙子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1]
民众与君主的目标、意愿一致，同心同德，可以使民众在战争中为君主死，为君主生，而不惧危险。军队的战斗力强不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中上下有没有共同目标，能不能步调一致。有统一的武德目标，军队上下就会同心同德、"齐勇若一"[2].否则，离心离德则一盘散沙，不攻自破。因此，孙子在兵法中强调"上下同欲者胜"[3].在中国古代治军史上，那些杰出的军事家、思想家，无不重视用统一的武德目标励士激将。《鬼谷子·养志法灵龟》中指出",志不养，则心气不固",要求把立志作为励气的重要前提。戚继光在《练兵实纪·练将》中，针对军官的品行教育和养成，提出了"七立"说，把"立志向"作为"七立"之一，认为"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业".
为了做到"令民与上同意",使军队与统治阶级在价值取向上保持一致，古代兵家十分注重发挥武德价值目标的激励作用。军人的武德行为离不开最高价值目标的指引，实现最高价值目标，是军人养成武德的重要内涵。我国古代的军事家、思想家对军人的最高价值目标进行了阐述。管子认为军人乃"尊主安国之经也"[4];孔子把"能执干戈以卫社稷"[5]视为军人的价值目标；孙子强调军人要"唯民是保，而利于主"[6],等等。这些观点都指明了确保国家安全、人民安宁是军人的最高价值目标。这种最高价值目标所传达出来的以国家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报国使命感，培育了历代军人于国、于民、于君的深厚道德感情。历代名将，诸如霍去病、马援、岳飞、戚继光等等，无不在这一崇高价值目标的激励下，担国之责任于己肩，以战死沙场和为国捐躯为最高荣誉。当然，古代兵家所强调的武德价值目标激励，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价值目标取向，以报效国君为一切武德行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其中的封建糟粕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使然，又是历史的需要和必然。
二、"赏以励士、罚以劝诫":以严明的武德赏罚励士
古代兵家认为，赏罚不仅是军法军纪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推行军纪军规、激励士气的重要手段，认为"赏罚不明不足以励士气"[7].在治军实践中，古代兵家都注意用严明的赏罚来培养将士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等武德品质。而军中赏罚的内容又多是以道德为基础，着眼于解决军队各种伦理关系而制定和执行的，这使赏罚又具有了明显的道德意义，体现着武德规范的要求。
赏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武德赏罚的目的在于扬善抑恶。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商鞅认为",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8],明确指出人的心理状态是赏罚的基础，设赏罚就是为了引导和驾驭人们的情感。《尉缭子·原官》中说":明赏赉，严诛责，止奸之术也。"[9]
诸葛亮进一步指出":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10].赏罚的真正目的不在于使受赏罚者个人得到因果报应，而是在于激励贤者，警戒恶者，达到"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11],实现扬善抑恶、发扬正气、打击歪风、激励士气的目的，也"只有符合此目的的赏罚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也是可取的赏罚之道"[12]197.
三、"正己教人、率身励众":以高尚的武德人格励士
武德人格即军人道德人格，是指军事实践主体也即军人个体"在军事实践中所展示出来的武德内在素质与外在形象的统一，是军人价值、尊严与品质的总和"[13]144.武德人格，尤其是将帅的武德人格，是一种非权力的影响力、号召力，它能使广大士卒产生敬佩、信赖、亲切感，它的影响和激励作用比那种带有强制性并由将帅的职位、资历等因素构成的权力影响力来得长久。古代兵家极为重视将帅自身高尚武德人格的养成，认为高尚的武德人格具有通过"教人"而实现"顺治"的作用。"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教人者顺。"[14]
将帅只有自己树立起武德人格的高尚形象，才能感召军心，使士卒心服口服，从而带出英武忠义之师。诸葛亮在《将苑·厉士》中说",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将帅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在部属中起模范带头作用，这对于激励部队士气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十分重要的作用。"夫勤劳之师，将不先己。"[15]
一支能够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有顽强战斗力的军队，其将领必须是首先能严格要求自己的。因为"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16].将帅自身的言行举止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引导功能，它能逐渐为下属所认同和模仿，并内化到他们自身的心理结构之中，从而起到一种正强化激励的效果。
相反，如果将帅不是武德规范的厉行者、武德人格的榜样，只知道发号施令，不以身作则，那么其对下属、士卒进行教育激励必然会适得其反。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7]的道理就在这里。在治军带兵实践中，历代名将无一不具有高尚的武德人格，发挥着武德榜样的激励作用，在武德人格修养方面堪称楷模。如，孙子要求将帅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6];尉缭子提出"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抱而鼓忘其身"[18];诸葛亮强调将帅要有"责帅"精神；岳飞主张"文臣不要钱，武臣不惜死",处处身先士卒、严于律己；戚继光"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19],等等。当然，历代兵家所强调的武德理想人格的标准，有其明显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特征。但是，这其中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甚至超越职业局限的人格设定，从一个侧面折射着历代军人及尚武之士的道德理想境界的宽宏、博大和崇高。
四、"以义激怒、明耻教战":以丰富的武德情感励士
情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刺激或抑制主体的生理、心理等诸要素。积极的道德情感体验可以催促、刺激主体采取相应的积极行动，消极的道德情感体验可以驱使人们采取相应的消极行动。中国古代兵家非常重视武德情感激励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爱心激励。中国古代兵家强调要和军爱兵，对士卒厚施仁爱，从而让士卒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孙子在其兵法中首先提出了爱兵如爱子的观点":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6]孙子的爱兵思想，对后世兵家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诸葛亮指出":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20]爱卒亲卒的激励作用是很明显的，正如戚继光所说":爱行恩竭，力齐气奋，万人一心，何敌不克？功成名立，捷如影响。"[21]
二是注重廉耻激励。外在善恶标准转化为内在心理情感体验的最初形式，是羞耻心和自尊心。中国古代兵家非常重视以"耻"来激励将士，认为"夫人有耻，必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大足以战，小足以守"[22].他们把明耻视为励士的重要内容，提出"明耻教战",即用阶级、民族、国家和军队所受过的耻辱来教育部队，从而激发起将士敢打敢拼、奋勇杀敌、一往无前的高昂斗志。三是注重战场"危境"的激励效应。人的道德情感总是在一定道德环境中产生的，道德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对道德情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孙子认为"众陷于害"[2]的战场危境能激发军人"勇"、"从"、"固"的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又激励着全军将士不怕牺牲、勇敢顽强的武德意志，而一支有着超常勇敢精神、守纪、团结的军队往往又能绝处逢生。
由此，孙子所首倡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2]的战场武德环境激励方法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并在战争中实践着。项羽破釜沉舟，鏖战钜鹿，灭秦主力；韩信背水列阵，战于井陉，大破赵军等等，都是采用"陷之死地",示以必死之心，以激发士卒杀敌决心和勇敢精神，从而取得战争胜利的实例。
用武德的力量来激励军心士气是中国古代兵家普遍遵循的治军原则。几千年来，许多治国治军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在军事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武德励士这方面的理论，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武德励士思想。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性，古代军队的武德励士思想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唯心史观，带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和认识的片面性。对待中国古代军队的武德励士思想，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继承传统武德励士思想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积极适应时代的发展，紧贴部队实际，不断改进、创新激励方法，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军实际的道德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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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联斌。中华武德通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
[13]徐星。武德人格---武德文化的永恒主题[J].军事历史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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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论语·子路[M]. [18]尉缭子·武议[M]. [19]练兵实纪·储练通论[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