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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公三略》人才思想简述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4-07-03 共5189字
论文摘要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原名《黄石公记》,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着名兵书。 相传其源于姜太公,经黄石公推演传授给张良,旧题黄石公撰。 但多数学者认为此书是后人托名伪作,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大约成书于秦或西汉时期。 《三略》最显着的思想特色是兼容博采,主张以道家谋略取天下,以儒家思想安天下,以法家原则御将卒,以阴阳家观点识形势,以墨家人才观尚贤纳士, 形成了杂取诸家之长而又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且又独具特色的兵学思想体系。 南宋晁公武称其“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明妙审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 ”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 该书尤其重视人才对于国家和军队的重要性, 并在汲取前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人才思想,历来为后世所推崇。

  一、恃贤与民,是为国之道

  《三略 》指出 :“为国之道 、恃贤与民 ”,把得到人才的帮助和民众的拥护看成是能否治理好国家、统帅好军队的根本原因和关键因素。 “信贤如腹心,使民如肢,则策无遗”,信任贤者如同自己的心腹,对待人民就像自己的手足,政令就不会有纰漏,战略决策才不致落空。
  为国之道,一是要依靠人才。 《三略》开篇就提出:“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 ”才能出众的英雄人物是国家的骨干, 是突出的人才,“英雄者, 国之干”。 只有得到了人才,任贤使能,才能做到政令通畅,民无怨言。 而如果能网罗到敌国的人才,就会使敌国陷入困窘的境地, 正所谓 “罗其英雄, 则敌国穷”,达到强大自己与削弱敌人的目的。 将帅是国家命运的掌握者, 是国家需要的英雄人物, 也就是人才。 必须依靠将帅统帅军队、把握态势,并最终打败敌人,国家才会安定。 “夫将者,国之命也。 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三略》认为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韩信本是项羽麾下的一名“郎中”,因为项羽不用其谋而不得其志。 投奔刘邦后,韩信又因连坐被判斩首。 临刑前他对监斩官说:“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为斩壮士! ”(《史记·淮阴侯列传》)刘邦得知后,不但不杀韩信,反而封其为治粟都尉。 后来韩信又因多次通过萧何向刘邦献计未被采纳而逃亡,被萧何追回。 刘邦在采纳萧何的建议后,不但没有追究韩信的责任,反而拜其为大将。 被重用后,韩信充分展现了其远见卓识和军事指挥才能,“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资治通鉴卷第十一·汉纪三》),为刘邦打败项羽并统一天下立下了丰功伟绩。 而韩信善将兵,刘邦善将将的典故也历来为后世所称道。
  二是要依靠民众。 在《三略》之前,论述“英雄”的较少,论述“民”、“民心”的很多。 《孙子兵法》中就曾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体现了“安民”、“保民”的道德追求。 《吴子》则认为,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就要教诲并亲近民众,“昔之图国家者, 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战,则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君主能够做到爱民,民众就会甘愿效命,死而后已。 《三略》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世世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 认为许多君主只知道敬重自己的祖先,却很少能爱护自己的民众。 然而,尊敬祖先只是亲亲之道,只有爱护民众才是为君之道,才能真正收住人心,笼络到人才,并最终实现富国强兵。 《三略》认为要做到“下下为君”,就应“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 ”即:重视农桑,不延误农时;减轻赋税,不让民众贫困;减少劳役,不使民力疲惫。 只有这样,才能“国富而家娭”。 国家富足了,民众安乐了,自然也就争取到了人心。 《三略》这种轻徭薄赋、富国安民的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尤其是改朝换代初期,许多开明君主往往都能任用贤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例如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等,治世能臣各尽其才,民众安居乐业,最终都使国家逐渐走向了强盛之路。

  二、观察人心,不求全责备

  《三略》指出:“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 ”收揽人心重在观察不同类型的人, 采取不同的策略去对待,这样才能抓住人心。 紧接着《三略》详细列举了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所应采取的不同策略:“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怨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 ”
  只有掌握了不同人的不同特点, 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才能识好人,用好人。 管仲贫贱之时和鲍叔牙共同经商,经常多分财物,但鲍叔牙不认为管仲贪婪,而是贫穷的缘故;管仲为鲍叔牙办事,结果却事与愿违, 但鲍叔牙不认为管仲愚笨, 而是时机不利;管仲三次做官又三次被免职,但鲍叔牙不认为管仲没有才干,而是机遇不到;管仲三次作战三次战败逃跑,但鲍叔牙不认为管仲胆小懦弱,而是家有老母需要奉养;管仲辅佐公子纠失败,并未舍生取义,但鲍叔牙不认为管仲是不知羞耻,而是大才未见用,所以小节不拘泥。 管仲曾对此发出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正是因为鲍叔牙知人识人, 齐桓公亦不计一箭之仇任人用人,最终“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历史上, 英明的统治者往往善于察人, 灵活用人,能够做到人尽其才。 陈平初归刘邦之时,周勃、灌婴等认为他“盗嫂、受金”,是“反覆乱臣”(《资治通鉴卷第九·汉纪一》),不能重用。 但刘邦却力排众议,重用其才。 陈平也不负重托,屡出奇谋,屡建奇功,为建立和巩固西汉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国志》中记载了曹操的“唯才是举”,而《资治通鉴》中则详细介绍了诸葛亮权衡利弊,让法正人尽其才的例子。 法正是蜀汉刘备的重臣, 他在主持朝政时多次利用职权行个人恩怨,因此,有人劝诸葛亮禀告刘备,限制法正的权力,但诸葛亮从大局出发,认为法正就像刘备的羽翼一样,作用重大,不能因为有过失就限制他行使职权。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汉纪五十九》)《三略》继承了《六韬》“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的君主观人思想,认为不能仅以一时一事观人,毕竟金无足赤,世无完人。一个英明的领导,不能对人求全责备,必须知人之所长,用人之所长,尽量发挥人才的优长作用。

  三、收揽人心,应德行为先

  《三略》通篇都渗透着“德”对于国家和君主的重要性。 “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君主无德,臣子就会背叛。 “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热衷于扩张领土的,内政必然荒废,尽力扩充德行的,国家就会强盛。 使贤人归附要靠“德”,使圣人归附要用“道”。
  因此,君主必须修己安人,布德于天下,这样贤士就会倾心归附,国家就会无往而不胜。 这种“固本兴邦”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略 》把 道家的 “道 ”、“德”和儒家的“仁”、“义”、“礼”融为一体,提出了“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并将之作为全书论述实施治国统军战略的根本条件, 而道家学说更是其兵学体系的精神内核。 吴起在《吴子》中也是将“德”贯穿始终,提倡“道、义、谋、要”等四德,“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把“内修文德”作为其军事思想的核心。
  作为将帅,同样要有“德”,其重要体现就是爱兵。 《孙子兵法》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仁”就是爱护部下,也就是孙子在 《地形篇 》中所说的“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 《孙膑兵法》则继承了这种观点,认为将领要具备“义、仁、德、智、信”等五种品质,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待士兵要“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 吴起认为良将要“威、德、仁、勇”,并且在实践中真正做到了爱兵如子。 《史记》记载了一段吴起带兵的经典故事: 为了医治一个士兵背部的毒疮,吴起亲自给士兵吸脓。 这位士兵的母亲听到后,痛哭不已。 有人对此不解,认为她的儿子不过是普通士兵,将军却亲自为他吸脓,为什么不感激欣慰反而如此悲伤? 士兵的母亲于是道出了自己的担忧,原来这位士兵的父亲也有过吴起为他吸脓治病的经历,后来奋不顾身,战死沙场。 如今父亲的故事又在儿子身上重演, 将来儿子也很可能战死沙场而不知其所,所以母亲大放悲声。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正是因为爱兵如子,体恤士卒,所以吴起才能赢得士卒的舍命相报,身经七十余战而不败,攻取战胜, 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立下了赫赫威名。
  《三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夫将帅者 ,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 ”将帅必须要推恩施惠,爱护自己的士卒,和士卒同甘共苦,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这样才能与敌人交战,并为战争的胜利提供必要的前提。 并引古代良将事例,“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 ”一坛酒当然不能满足三军将士的饮用,但是良将的作法是,将酒倒入河中,和士卒同流而饮。 一河之水不可能都有酒的味道,但是士卒喝到嘴里的不仅是水,而是将领对自己的爱护与尊重, 所以三军将士就会群情激奋,万众一心,征战攻伐,所向披靡。

  四、网络人心,要崇礼重禄

  《三略》指出:“兴师之国,务先隆恩。 ”国家要发动战争,必须事先厚施恩惠。 能以少胜多,是厚施恩惠的结果。 所以“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优秀的将领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人才与士卒, 这样才能万众一心,百战百胜。
  网络人心,一是要“崇礼”。 “礼崇则智士至”,崇尚礼节,便能得到智谋之士。 当然,真正的人才很难得到,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士可下而不可骄”,“士骄则下不顺”。 对待贤士要谦恭而不可简慢,待贤简慢,下属就不会心悦诚服,所以统治者要纡尊降贵,“千里迎贤”。 李筌在《太白阴经》中也认为,历史上没有不任用智谋之士而能成帝王之业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周文王屈尊得吕尚,吕尚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建周朝八百年基业。 刘邦崇礼得韩信,最终战胜项羽,立汉家四百年江山。 这些都是崇礼得人才,王天下的最好例证。 而项羽则是反面的典型。 据《史记》记载,项羽是“力拔山兮气盖世 ”的英雄豪杰和身经百战的优秀将领。 在楚汉之争之初,刘邦屡败屡战,但垓下之围一战而定天下;项羽百战百胜,垓下之败一战而亡身。 原因在于,项羽有一谋士范增而不能用,刘邦却能驾驭张良、萧何、韩信等贤才良将,从谏如流,所以能败中取胜。 这正如刘邦所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 ”(《资治通鉴卷第十一·汉纪三》)二是要“重禄”。 “禄重则义士轻死”,厚给俸禄,忠义之士便会视死如归, 所以给予贤士俸禄不应吝惜钱财,奖赏有功之臣不应拖延时日。 只有“推惠施恩”,“尊以爵,赡以财”,“礼赏不倦”,才能真正做到“士争死”,正所谓 “香饵之下必有悬鱼 ,重赏之下必有死夫”。 “士争死”的结果就是“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攻城拔寨,所向披靡,使敌人俯首称臣。三是“崇礼”与“重禄”不能偏废。 必须既“尊以爵”,又“赡以财”,“则士自来”。 如果仅靠“崇礼”或“重禄”,有的人才就不会甘心效命。 “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 ”因此,君主必须在具备“德”与“威”的基础上,注重礼节,敬重人才,厚施恩惠,这样才能得人才、得民心,并最终成就事业。

  五、驾驭人心,当任人唯贤

  《三略 》通篇都贯穿着怎样招贤纳士 、驭将用人的思想,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它强调指出:“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 ”其意思是说,贤才很难得到,而不肖之徒很可能就在身边,必须要“亲贤臣,远小人。 ”(诸葛亮·前出师表)“贤者所适,其前无敌”,贤士归附的国家,一定会所向无敌。 “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 ”英明的君主远迎贤人,舍弃不肖之徒,就能成全功业,尊重贤人,臣下也能各安己责,尽心竭力。
  《三略 》在提出任人唯贤的基础上 ,认为还要因人而用,用其所长。 “使智,使勇,使贪,使愚。 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 因其至情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对于智者、勇者、贪者和愚者这四种人, 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具体来说,智者喜欢建功立业,勇者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贪者追求利禄,愚者不惜性命。 作为军队的统帅,必须要掌握下属的优缺点,发掘他们的专长,同时能投其所好,发挥各类人才的最佳效能,最终使军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反之,如果不能因人而用,就可能埋没人才,浪费资源,或者难以做到各司其责,导致不能形成最佳的团队合力。
  同时,《三略》也指出有所长的人亦有所短,必须避其短而用之。 “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 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 ”具体来说,就是不要让能言善辩的人谈论敌人的长处, 因为这样会惑乱人心;不要用仁厚的人管理财务,因为他会屈从下属而浪费钱财。 当然,这些观点难免有失偏颇之处,但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参考文献:
  [1] 黄月胜,刘光权.《三略》的人才收揽战略思想 及其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2004(11).
  [2] 孙建民.论 《 黄石公 三略 》 的大战略观念 [J].滨州学 院学报 ,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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