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公三略》（以下简称《三略》），旧题黄石公着，是汉代一部着名的兵书，为《武经七书》之一。它兼采儒家的仁、义、礼，道家的贵柔、守弱，墨家的尚贤，法家的法、术、势等思想，在论述战争观念、治军思想与用兵方略时，能够注意运用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研究和考察问题，并作出了简要而又不失深刻的分析判断，在中国军事辩证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军事辩证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一、诛暴讨乱、收揽民心的战争观念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三略》一方面反对随意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又肯定诛暴讨乱的正义战争；在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方面，《三略》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根本，治国理军要注意隆恩养民，轻徭薄赋。
（一）诛暴讨乱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老子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第三十一章》）《三略》继承了老子的这一思想，并作了引申与发挥。它说：“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三略·下略》）“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三略·上略》）《三略》认为，由于“兵”乃“不祥之器”，所以王者应该通过施行王道来使天下归心、四海会同，从而实现不战而胜，“这样就和战争万能论、暴力至上观划清了界限”。它认为，即便是不得已而用兵，也是因为它符合天道，所谓“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三略·下略》），作为有道的君王，其用兵目的不是为了杀人取乐，而是为了诛暴讨乱，兴利除害，所谓“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三略·下略》）。而这种符合天道的正义战争，必然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而取得胜利。它说：“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
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三略·下略》）这是说，以德治国，举义用兵，除害兴利，泽及百姓，恩洽万民，则会使圣贤归附，国家强盛，天下归服。为此，《三略》主张“释远谋近”，反对“释近谋远”。它说：“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三略·下略》）所谓“释远”，就是避免从事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战争；所谓“谋近”，就是要内修政理，安守本土。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收揽民心
先秦兵家非常重视战争与民心向背的关系，如孙子提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孙子兵法·计篇》），吴起则认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吴子兵法·图国第一》）。他们都认为，进行战争的首要条件是要获得民众的支持。《三略》吸收了这一思想，而又有所发展。它认为民众既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又是战争胜利的根本，有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国家就会强盛，战争就会胜利。它说：“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
所适如肢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三略·上略》）民众在战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三略》非常重视民心民力的问题，主张收揽民心，注重民事，关心民命，并把这些作为治国理军的要务。它说：“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三略·上略》）《三略》认为，要收揽民心，首先是要实行王道政治，以道德教化万民，使民众心悦诚服，从而使国家得治，军队强大，攻取战胜。它说：“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三略·中略》）“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治，心降可以保终。”（《三略·下略》）其次，收揽民心，关键是要使民众得到利益。“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
去一利万，政乃不乱。”（《三略·下略》）这是说，为一人之利而危害百人，民众就会离城而去；为一人之利而危害万人，全国人都会想到别国去。除去一个人而对百人有利，人们就会思慕恩惠；除去一个人而对万人有利，国家政治就不会乱。而要利民，就要关心民事，使民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所谓“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而养民的关键在于不夺农时，轻徭薄赋，即“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则国富而家娭，然后选士以司牧之”（《三略·上略》）只有国富民强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确保国家的安宁，所谓“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三略·下略》）。总之，只有在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再采取军事行动，才能争取和巩固国家的统一。
综上所述，虽然《三略》直接论述战争问题的文字并不是很多，但却很系统，对于诸如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对战争目的和性质的分析，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民心向背的关系等问题，《三略》均作出了较为简明扼要的论述。所以，有学者评价说，《三略》“是我国古代一部从战争观高度专论宏观战略的杰作，也是秦汉时期最高的军事思想成就”，此说甚是。
二、举贤任能、赏罚必信的治军思想
在治军思想上，《三略》非常重视将帅在国家和军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主张举用贤能、去除奸佞，注重道德、法律对于治军的作用，主张崇礼重禄、严明赏罚。
（一）举贤任能
先秦兵家非常重视将帅在治国理军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将帅各方面素质的优劣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队建设的成败、作战行动的胜负和国家命运的安危。孙子明确指出：“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作战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兵法·谋攻篇》）《六韬》说：“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具治，与之具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六韬·龙韬·奇兵》）有鉴于此，先秦兵家也非常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选将为将之道。例如，孙子主张：“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篇》）吴子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吴子·论将》）《六韬》指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六韬·龙韬·论将》）以上标准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要求都是要德才兼备，智勇双全。
《三略》也极为重视将帅在国家和军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它说：“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三略·上略》）将帅是国家命运之所在，治军无方的将领不能让他统率军队，离心离德的军队不能用以攻伐敌人。而优秀的将帅能够像爱护自己一样去爱护士兵，因此能使万众一心，获得全胜。所以，《三略》对选拔任用将帅也提出了具体的条件，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它认为，首先，将帅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优秀的道德品质。它指出：“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故曰，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三略·上略》）其次，将帅应当智勇双全、深谋远虑。它说：“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
“《军谶》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诫也。”（《三略·上略》）将帅要有智、有谋、有勇、有力，智勇双全的将帅，才能有力地指挥军队抗击敌人，不轻举妄动，不畏敌怕死，抓住战机，适时出击，战之可胜。再次，将帅应当爱兵如子，与士卒同甘苦，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它说：“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伙。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谓礼将。’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废，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三略·上略》）将帅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军队就能上下团结—致，保持充足的战斗力，以少胜众，以弱胜强。
《三略》主张在选帅任将方面，要举贤任能，去除奸佞。它说：“所任贤，则敌国震。”（《三略·上略》）“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贤，而下尽力。”（《三略·下略》）求贤若渴，求贤以德，而贤可至，国可治，战可胜，否则，“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三略·下略》）。《三略》认为，佞臣专权，是祸乱国家、危害军队的根源。它说：“佞臣在上，一军皆论。引威自与，动违于众。无进无退，苟然取容。
专任自己，举措伐功。诽谤盛德，诬述庸庸。无善无恶，皆与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适。造作奇政，变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祸殃。”（《三略·上略》）奸佞之当臣权，全军上下都会愤愤不平。佞臣不去，军争必败，国命不长。汉高祖刘邦在认识与任用人才方面，可谓慧眼独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能否做到知人善任，是决定刘邦和项羽最终胜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汉武帝重用年轻将领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汉宣帝任用七十岁的赵充国为将平定西羌，东汉明帝以投笔从戎的书生班超出使西域等等，都是历史上举贤任能的典型事例。
（二）赏罚必信
先秦兵家非常重视赏罚的作用，将其看作是贯彻军队法纪与树立将威的必要手段。例如，孙子明确提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孙子兵法·行军篇》）的治军原则，其中“文”是指教化，“武”是指惩戒，“令文齐武”的基本思想就是恩威并重。吴起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吴子·治兵》）孙膑指出：
“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孙膑兵法·威王问》）就是说行赏的作用是勉励士卒用命，行罚的作用是立威驭众。
《三略》吸收并发展了先秦兵家的治军思想，它非常注重道德、法律对于治军的作用，主张崇礼重禄，严明赏罚。它认为，礼义道德与爵禄财物并重，方可得到勇敢不怕死的义士。《上略》说：“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军谶》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住。《军谶》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另外，只靠奖赏不行，还要惩罚，只有赏罚严明，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威震敌人。所谓“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卒服”（《三略·上略》）。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就可以使得一支军队具有无比强大的战斗力：“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其兵为天下雄。”（《三略·上略》）总之，重礼义，明赏罚，便可以广招天下勇士、死夫，以此治军，便可威震天下。
三、因敌转化、刚柔相济的用兵方略
在用兵方面，《三略》运用朴素辩证法的运动、变易观点，主张在战争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到“因敌转化”“刚柔相济”。
（一）因敌转化
孙子主张要根据敌情的变化而采用相应的战略战术，他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三略》亦认为，是否采取军事行动，不能单纯考虑己方的有利条件，还必须察知敌人的各种情况，方可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因此，先察明敌情，是用兵之要，切不可盲目兴师。它说：“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
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三略·上略》）要从敌人的军事、后勤、地域、国力、民情等各个方面去察知、审明敌情，并以此为基础而制定攻伐之策，然后兴师出兵才能具备较大的把握，方可顺利达到自己既定的战略目标。
《三略》认为，自然万物是变动不居的，战争的形势也是瞬息万变，战争指导者必须灵活机动，因敌变化，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如此谋者，为帝王师。”（《三略·上略》）《三略》十分注重正确处理战争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灵活机动，因敌变化，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它说：“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三略·上略》）意思是说，敌人行动时要注意侦察，敌人接近时要严加戒备，敌势强盛时要示弱使它骄傲，敌人以逸待劳就要避开它，敌人来犯就要坚决还击，敌人凶暴要设法回避，敌人悖逆天理要用正义声讨，敌人和睦团结要使它分化，顺应敌人的行动以挫败它，根据敌人的形势而击破它，放出假情报使它发生过失，四面包围把它歼灭。楚汉战争中，张良向刘邦建议的种种谋略，都是基于对敌情的深刻了解和分析，并能够依据敌情的变化而变化。当项羽分封刘邦为汉王时，刘邦愤愤不平。当时楚强刘弱，形势不利，张良建议刘邦烧毁栈道，示无归心，蒙骗项羽，待机再起。当张良看到双方力量对比已经有利于汉时，就建议刘邦乘机追击，以势如破竹之势，迅速击败了称雄一世的西楚霸王。这些都是战争中因势而谋的典型事例。
（二）刚柔相济
先秦道家在论及“柔”“刚”这对矛盾范畴时，大多主张以柔克刚，其代表人物有老子、列子、范蠡等。例如，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第七十六章》）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老子·第七十八章》）列子则认为：“天下有常胜之道，有不常胜之道，常胜之道曰柔，不常胜之道曰刚。”（《列子·黄帝》）他们的观点对后世的治国理军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略》继承并发展了道家的“贵柔”“守弱”“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一方面，它主张守微、守柔，反对贪强、保刚。它说：“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三略·上略》）在对敌作战中，要守柔、守微，隐藏自己，发展自己，等待时机，以求胜敌。例如，越国被吴国打败之后，范蠡建议越王勾践采用韬光养晦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越国是在对吴国称臣，但实际上是在想办法诱使吴国耗尽国力，而越国则在暗中积蓄实力，所谓“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国语·越语》），待吴国连年征战，国内空虚，由强变弱之际，越国最终灭掉了吴国。另一方面，《三略》还进一步指出，刚、柔、强、弱四者都不可或缺和偏废，要相兼而制其宜。它明确指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三略·上略》）在决策、指挥战争时，既要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又要看到矛盾的转化性。“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柔能胜刚”“弱能胜强”，以此经国理军则国强、兵胜。如果一味强调“纯柔纯弱”，“纯刚纯强”，则国亡、兵败。因此，“这就在道家传统的‘贵柔守雌’的命题中增加了灵活因素，关注到了强弱转化中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从而纠正了传统道家偏执一端的片面性。”
四、结语
《三略》的军事辩证思想为后世的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所重视，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就曾研读过《三略》，建武十七年冬，刘秀宣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又说：“《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后汉书·光武纪下》）根据以“柔”治国的方针，刘秀在边防方面采取了保境安民、俱存不扰的政策，所谓“光武审《黄石》，存包桑。
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这一政策既保证了政权的稳定与安全，又大大减少了对外战争，从而使东汉在精兵简政、修养生息方面获得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并最终实现了“光武中兴”的治世局面。
唐代着名的政治家魏征把《三略》收进了《群书治要》中，将之作为皇帝治国安邦的必读书之一。宋代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指出：“兵法传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于道，而适于用，可以立功而保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之评论说：“其大旨出于黄老，务在沈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所以有学者说：
“从把握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入手，阐述战争指导的一般原则，这的确是《黄石公三略》兵学造诣上的独到之处。”时至今日，虽然战争形态较之冷兵器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三略》军事辩证思想中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对于正确认识和对待战争，加快推进军队战斗力生成转变，提高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与水平，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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