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政府内部关于陆空战略的分歧
与中美之间的分歧相比较，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更不受关注。首先这一分歧体现在罗斯福与马歇尔之间。为避免反攻计划被彻底取消，马歇尔在4月3日制定了有限的安纳吉姆作战计划，计划占领缅甸北部以及阿恰布地区，以开通穿过缅甸北部的陆上援华交通线。马歇尔的计划也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李海和金的支持。[21]627-629在马歇尔和宋美龄的反对下，罗斯福最终撤回了取消反攻的要求，而接受了局部反攻的计划。宋美龄并没有意识到，马歇尔在促使罗斯福接受局部反攻计划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在向蒋介石汇报谈判结果时，表示“此次谈判之一大收获，即英、美本拟将反攻缅甸计划完全放弃，经妹交涉，现美已允助我维持新路线”[23]835.
马歇尔与罗斯福的分歧还体现在对于“空中攻势计划”的态度上，马歇尔在3月16日的备忘录中指出后勤问题是制约美国在华军事行动的主要因素，而且保卫美国陆军所需要的机场以及驼峰航线终端的任务必须由中国军队承担，但根据中国军队在浙赣战役中的表现，过早展开空中攻势会造成恶劣的后果。[21]
587以往研究都强调史迪威与马歇尔在华盛顿会议时对陈纳德的反对，事实上马歇尔本人并不反对美国在华的空中战略，只是认为当时的条件不适宜执行这种战略。他曾在1943年初的一份备忘录中赞赏陈纳德在航空领域的战术天才，但同时指出陈纳德忽视了后勤方面的困难，而这一点是限制美国在华空中力量规模的关键因素。马歇尔强调，在目前手段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补充陈纳德的空中力量会削弱对日本进行真正的打击。开放顺畅的地面运输线是史迪威在努力试图通过春季在缅甸北部发动的攻势解决的问题。一旦后勤问题得到解决，美国有可能将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航空力量集中在中国的基地[21]502-503.
马歇尔在反对立即执行空中攻势计划的同时，积极推动盟国对缅甸发动反攻。由于史迪威的请求，他曾计划将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派往印度，交给史迪威指挥参与反攻。耐人寻味的是，他在电报中嘱咐史迪威对这一计划严格保密，尤其强调罗斯福对此尚不知情[21]578.但最终这一计划成为具文，并未得到执行。
马歇尔在推动盟国对缅甸的反攻以及美国地面部队参加反攻等问题上，显然比罗斯福更接近蒋介石的主张。然而马歇尔的计划最终没有被采纳，不仅是由于罗斯福的消极，更主要是美国陆军内部的反对意见。史迪威在华盛顿会议时提出派出两个师的作战部队到印度参战，对于这一要求，考虑到会因此带来指挥权、后勤、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可能影响到欧洲战场，美国陆军最终决定避免向印缅战场派出地面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陆军做出不向印缅战场派出地面部队这一决定过程中，后来接替史迪威出任美国陆军中国战区司令兼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发挥了重要作用[25]142-143.
美国陆军内部也存在陆空战略的争论。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之所以支持罗斯福的决定，原因是美国陆军航空队计划在中国布置还处于试验状态的B-29“超远程轰炸机”[18]299.美国陆军航空部门研制“超远程轰炸机”和“超重型轰炸机”（超远程轰炸机项目代号Very Long Range,简称VLR;超重型轰炸机项目代号Very Heavy Bomber,简称VHB）的计划启动于1939年11月10日。6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陆军航空队预计在1944年将有10个B-29轰炸机组完成部署，但适合作为B-29基地的太平岛屿，预计只有到1945年才能被美国海陆军占领，也就是说在1944年只有中国能提供合适的基地。因此也需要中国为超远程轰炸机项目做准备。17史迪威在华盛顿会议中不仅反对陈纳德的计划，也对陆军航空队在中国部署B29轰炸机的计划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陆军航空队过于乐观地看待了后勤困难。但作为战区指挥官，史迪威不得不提出代号“暮光”的作战方案[26]18.在魁北克会议期间，由于美国海军采用了新的战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将夺取马里亚纳群岛的时间预计为1946年，同时陆军航空队对“暮光”计划作了一定的修改。虽然预计在晚些时候马里亚纳群岛将作为主要基地，但近一年的时间内，陆军航空队只能使用中国的基地。因此发动B-29空中攻势必须克服中缅印战区的后勤困难，而且从政治角度看，为了提高中国战区的士气也要求发动这个攻势[26] 19-20.在华盛顿的压力下，史迪威接受了名为“马特洪恩计划”的作战计划[26]21-22.
由于执行“马特洪恩”计划需要中国的协助，因此在开罗会议前，罗斯福请求蒋介石完成建造“马特洪恩”所需要的机场[26]23,去电指出“对于日本本土重要之目标，吾人现将发动猛烈轰炸之攻势，此举似较预定为早。为完成此项目的，须在成都区域，有5个长型之轰炸机机场，以供新式强力飞机之用，并需少许房屋之设备”.并提出“对于专门技术之指导，吾人当能予以供应，但其必需之工人及物资而在空运补给线之外者，则惟阁下是赖。余将利用租借法案之经费以拨发其必需之款项，倘如是而得依限加速完成其工作”[17]285.
三、陆空战略之争被低估的影响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在中国战区的军事战略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以中国为基地轰炸日本和改革训练中国陆军。在美国“欧洲第一”的大战略主导下，限制美国对华援助规模的主要因素是日军对中国的封锁，以及地理条件造成的后勤障碍。而缅甸战役失利后的形势，不仅使美国以中国为空袭日本本土基地的战略无法进行，也不能满足中国陆军进行改革的需要。因此，缅甸保卫战和浙赣战役之后，马歇尔和史迪威将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重心从最初的以中国为对日空袭的基地转向争取打破封锁，优先改善中国战区的后勤状况。
但在陈纳德提出其战略计划后，由于罗斯福的推动，并借助蒋介石的支持，美国的战略逐渐转向空中战略。然而这一时期美国空中战略的主要内容并不是陈纳德提出、蒋介石支持的“空中攻势计划”,而是美国陆军的“马特洪恩计划”.在第二次开罗会议期间，英美联合参谋会议的决议要“采取必要和实际措施，将中国作为一个有效的盟国和对日作战的基地，增强中国从事战争的实力”,[27]811但实现这一目标最大的阻力在于后勤交通方面无法满足增强中国陆军实力、扩大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规模以及支持超远程轰炸机的要求。因此无论从积极的角度，即将中国作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基地，开展对日本本土以及海上运输线的袭击，还是从消极的角度，即维持中国战区的稳定，盟军都必须尽快开始对缅甸北部的攻势，以打开中国陆地运输线，并改善驼峰航线的运输条件。
但反攻战役开始后，中国政府与盟国间的关系一度恶化。第二次开罗会议中，由于罗斯福收回了对蒋介石的承诺，导致蒋介石拒不出动驻扎在云南的远征军配合盟国的缅甸反攻战役。在战役开始后不久，日军发动对盟军后勤基地英帕尔的攻击，曾一度迫使史迪威提出中止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北部的作战，而南下支援英军的建议[28]271-273.与此同时云南远征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支援缅北战役和英帕尔战役，自然引起了英美的不满。因此，马歇尔在4月7日建议史迪威，如果蒋介石仍拒绝出动云南部队，他可以将用于装备远征军的驼峰租借物资转拨给第14航空队以及B-29重轰炸机部队使用。史迪威在11日回电称他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并且取消了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合同，接管其租借的飞机。马歇尔的命令在4月14日得到了罗斯福的批准。[29]408与军事冲突同时进行的还有中美之间的财政谈判，因为汇率等问题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协议，谈判期间，蒋 介 石 甚 至 以 拖 延 “马 特 洪 恩 计 划”所 需 的 机 场 建 设 对 美 国 施 加 压 力，迫 使 美 国 让步[26]69[30].这无疑也降低了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好感。然而这时罗斯福仍避免为实现美国的目标，而对蒋介石采用强制手段。罗斯福的这一态度也体现在军事观察组问题上。美军观察组担负有多重使命，其主要任务是为“马特洪恩计划”服务，搜集华北地区的气象资料和日军情报。
1944年2月9日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派遣美军观察组的要求。[31]329但中美双方都清楚美军观察组势必进入中共控制区域活动，因此这一请求被蒋介石否决。最终因为美国陆军积极回应蒋介石提出的增加援助以应对正面战场的危局，所以在访问中国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达重庆前，蒋介石决定在观察组问题上对美国妥协：“正午主持军事会报，决定准美国派员驻延安，专为办理美国空军人员被迫降落共匪区域内时救济事宜，而非为军事代表团也。”[32]285同时，由于中国国内正面战场的局势逐渐严峻，陈纳德和史迪威都提出推迟执行“马特洪恩计划”,但他们的建议都未被采纳[26]80.阿诺德反而要求更快地执行“马特洪恩计划”,以此来支援中国的正面战场。在6月6日，阿诺德指示第20轰炸机指挥部，因为日军对长沙的进攻威胁到了陈纳德前进基地，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对日本进行一次袭击，以此减轻中国战场的压力，同时援助太平洋战场上的“重要战役”.然而乌尔夫调查第20轰炸机指挥部的物资储备后，表示无力按照阿诺德所期望的规模执行任务。而且在6月4日，史迪威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授予的权力，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将驼峰空运每月1 500吨的份额转交给陈纳德，但未批准蒋介石提出的将第20轰炸机指挥部在成都的所有储备移交给陈纳德的要求[26]98-99.由此可见，通过驼峰运入中国的物资不足以支持B-29发动大规模对日空袭，也无法满足中国战区自身的需要，因此阿诺德曾在7月20日考虑将B-29撤往其他战区[26]126.
华莱士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在6月28日的报告中指出：事实表明，华东地区包括美国在此地的前进机场将全部落入日军之手，然而如果美国采取正确措施，中国的局势并非毫无希望。他也指出在合适的人选下，蒋介石会采取适当的政治军事改革措施。但华莱士强调史迪威已经丧失蒋介石的信任，并不适合继续在中国为美国服务[31]235-237.然而罗斯福并未完全采纳华莱士的建议，而是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向蒋介石提出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
长沙失陷后的7月4日，马歇尔对罗斯福指出中国局势异常严峻，如果日军继续西进，将有可能造成美国陆军航空基地被摧毁、中国崩溃的结果。因此他建议罗斯福采取激烈的措施，以挽救美国在这一地区所做出的努力[29]503-504.虽然在备忘录中马歇尔也将拖延改革和反攻，以及坚持依靠空中力量的责任归结于蒋介石，但他仍将推动改革以便更有效地保护航空基地作为劝说罗斯福的主要理由。
从史迪威事件之前的中美历次冲突中可以看出，美国这一时期对华军事援助的重心仍然是以中国作为基地发动对日空袭，即使是反攻缅甸战役中强迫蒋介石出动远征军，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改善后勤运输能力状况，以便更好地发挥B-29轰炸机威力。在中美双方交涉史迪威地位和指挥权问题时，由于蒋介石的不断呼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25日同意增加空运指挥部中印运输部门的运输能力，但仍然将空运物资分配的优先权列为：（1）维持对华空运线，保证作战的顺利进行和保护第14航空队和B-29轰炸机作战所需要的基地；（2）执行马特洪恩计划，每月225架次；（3）满足中国陆军和空军的要求[26]128-129.而之所以提出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也是因为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失败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空袭战略。所以罗斯福采纳了马歇尔的建议，电告蒋介石“自日军进攻华中以来，形成极严重之局势，不仅使贵政府感受威胁，且使美国在华基础同受影响。倘欲挽救危局，余认为须迅采紧急之措置，鉴于现状之危急，余意应责任一人，授以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并向蒋介石保证“余绝无向阁下干预中国政事之意念”[17]634-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