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四军驻浙南办事机构的历史地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民族危亡时刻，国民党被迫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当分散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向皖南集结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商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城市设立办事处或留守处、联络站、通讯处（统称办事机构）。1938年3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在金华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会晤时，黄绍竑同意在温州、丽水、平阳等地设立新四军驻浙南办事机构[1].
据此，1938年3月，原设在永嘉城内九柏园头的"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办事处"于同月改名为"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仍驻九柏园头，主任周饮冰。在平阳北港水头街三桥堂设立"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处",主任黄耕夫，为方便工作，龙跃兼任"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处"副主任。在丽水县城高井巷19号设立"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吴毓。这三个办事机构由闽浙边临时省委（后为浙江省委）直接领导。同年7月间，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成立，主任杨建新。与此同时，为了配合采购办理处工作，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工作委员会以上海红十字会总会的名义，在温州设立上海红十字会驻温州办事处，主任罗德明、副主任王子忠。这两个机构合署在温州城区县前头办公。
抗战时期，新四军驻浙南的这些办事机构，均成为新四军对外联系的窗口。它们利用公开合法的地位，既各自独立又互相配合地开展工作。在抗日救亡宣传、扩大统一战线、沟通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接待输送抗日人员、采购输送军需物资支援新四军、照顾浙南当地抗日军烈属等方面，为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新四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政策的一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策略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历史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蓄意破坏，1938年10月10日，驻地为温州九柏园头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被国民党"查封",史称"九柏园头事件"[2].
这在全国50多个新四军办事机构中被破坏的时间为最早。
这个事件发生后，中共浙江省委为避免损失，主动撤销了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和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也于1940年秋撤掉。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工作委员会以上海红十字会总会名义在温州设立的办事处的人员也同时撤走。
二、新四军驻浙南办事机构的历史作用
1.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办事机构致力于做好各方面统一战线的工作，取得了各界团结抗日的良好成效。例如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处与国民党平阳县县长徐用和原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黄强建立了统战关系。1938年5、6月间，徐用到北港巡视工作，后方留守处即邀请他到山门乡检阅由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抗日自卫队。黄强出任北港区抗敌后援会会长，该会根据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订了《平阳县北港区抗敌后援会行动纲领》。这件事曾被上海《译报》登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3].
新四军各办事机构还通过多方关系，派遣一批共产党员秘密到国民党的政府机构中任职，并秘密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团结国民党政府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妥善地处理了"政治犯"释放和优抚军烈属等工作。闽浙边后方留守处曾数次与瑞（安）、平（阳）、泰（顺）三县县政府谈判，迫使他们释放了关在监狱中的所有"政治犯".同时，留守处还与当地区、乡政府交涉，争取到新四军家属与国民党军人家属享受同等的"免予再征"壮丁等待遇。各办事机构还在外地伤兵每次经温州时，都发动各界群众赴码头迎接，帮助伤兵与各方交涉，解决有关医疗、安置等问题。
1938年10月，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将来自上海的国民党伤兵54人转送到国民政府军政部78兵站医院医治，并组织各界人士前往慰问。抗战期间，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与丽水的伤兵转运站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协助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不少国民党部队伤兵受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参加了新四军。
2.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各办事机构以合法组织利用一切机会担负起抗日救亡宣传的任务，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它们大量印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告，散发各种进步书刊报纸，与其他各类文化团体联合进行抗战宣传，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8年秋和1939年春，上海组织了两次由顾执中、王纪华、陈昌吉为正副团长的民众慰劳团，经温州到皖南新四军驻地慰问。慰问团途经温州时逗留了半个月，在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和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的协助下，与温州国民党驻军第一○七师抗敌剧团联合演出。
1939年春，以着名学者吴大琨为团长的上海各界人士赴第三战区慰劳将士演剧团到温州，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和上海红十字总会驻温办事处即通过关系，组织他们与抗日团体举行座谈，交流工作经验，并安排了一次大型演出。演出很成功，散场之后，观众还上街游行[4].1938年3月，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处以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校学员为主，组织了一支10多人的新四军流动宣传队，队长连珍。宣传活动于平阳、泰顺、瑞安城乡之间，演出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并散发进步书刊、报纸等宣传品，扩大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影响。
3.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新四军驻浙南各办事机构，对外是新四军的办事机构，对内则承担党组织对外联络和交通站的任务。1938年5月12日，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机关从平阳北港秘密迁至温州城区，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成为省委的主要交通联络站。同时，省委又在温州城区设立了多处秘密联络点。通讯处作为公开的机构既要出面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周旋，又要掩护省委的活动。
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有时也到通讯处办公，省委组织部长谢文清、青年部长赖大超等常住于此。党内有些会议，也在通讯处召开，文书、油印工作同时在这里进行，上下级来温人员也经常出入于此。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不少党组织受到破坏，不少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外省外地区也有一些失散的党员找不到党的关系。新四军办事机构的公开建立，使这些失去联系的党员找到了党组织，重新参加革命。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在平阳成立后，即成为中共平阳县委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据点。平阳县委成员除县委书记郑海啸外，都集中在后方留守处活动。
浙南特委、平阳县委在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处的掩护和配合下，开展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和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使平阳县（含苍南）成为浙江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5].
4.输送抗日物资和人员。各办事机构都把输送军需物资和抗日人员支援新四军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抗战时期，温州港成为大后方同敌占区各地经贸往来的中转口岸和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之一，新四军驻浙南的办事机构便成为向新四军输送物资的重要渠道。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捐献给新四军的大批被服、药品、军械、医疗器械和款项，大都通过这条渠道转运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当时上海的煤业救护队25辆汽车利用红十字会的特殊条件，络绎不绝地往返于温州、宁波和皖南之间，担负着繁重紧张的运输任务。1938年8月至12月，上海红十字会驻温州办事处，以红十字总会输送上海"难民"到内地垦荒自救的名义，组织滞留在上海租界的共产党干部和进步青年，先后3批共1200余人，由上海经海路至温州转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当时，中共中央曾来电表扬：能在日寇包围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成功的壮举[6].
1938年夏，红十字会驻温州办事处以运输医疗用具的名义，秘密从上海运来一批印刷设备到温州，再由温州转运到安徽泾县小河口新四军印刷所。1939年初，从各地运到温州的军需物资约数百吨，都被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分批安全地送到皖南新四军军部。
与此同时，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为了向新四军和八路军输送干部和进步青年，开辟了两条交通线，一条是由温州经丽水、缙云、永康、金华、寿昌，通过浙皖边界到安徽泾县新四军兵站转到新四军教导队；另一条路线是由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介绍，经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转赴延安。据统计，经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转赴新四军教导队学习的进步青年共有240多人，这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从另一条路线转赴延安的，有从上海、江苏转来的党员和进步人士，也有通过中共浙江省委（或临时省委）直接输送的。
参考文献：
[1]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浙江党史通讯（内部刊物）。1987（12）。
[3]中共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光辉的历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4]新四军在浙江活动大事记[M].杭州：浙内图准字2005（65）。
[5]中共温州党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6]浙永社。由沪抵温难民经丽赴指定地点[N].浙瓯日报，1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