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游击战争方针的确立及其战略地位
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及时将军事战略方针从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早在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主力红军的战略方针，主力红军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在日本占领区则要"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并且第一次提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
这是我军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开始，从而为坚持敌后抗战和发展人民抗战力量指明了正确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7年8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把整个战略方针确定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毛泽东说：执行这条方针，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山地，因为红军依靠山地创造根据地进行斗争，依托比较好。执行这个方针就是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执行相当的独立自主。什么叫游击战争？就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什么叫山地？就是创造根据地。这就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内涵，从战略高度指明了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又进一步把我军的战略方针概括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从而在提法上更加全面和完善了。
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这个转变，是在特殊情况之下即敌友我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首先，从敌人方面看，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极其凶残的民族敌人。日本侵华战争的野蛮性、残酷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日本是一个工业较发达的帝国主义军事强国，经过了长期的战争准备，其军队装备优良，训练有素，又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熏陶，有较强的组织力和攻击力。这种情况与内战时期红军的作战对象有很大区别。因而，要坚持持久抗战，我们的战略方针就必须着眼于最大限度地抑制敌人的长处和优势，充分利用敌方小国少兵、后方空虚的弱点，消耗敌人，积蓄力量，争取最后胜利。
其次，友方发生了根本变化。党在充分肯定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党参加抗战意义的同时，正确估计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一是国民党在华北正面战场的抗战是暂时的现象，它不可能阻止日军进攻，"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会大部退出华北，华北的旧政权及国民党党部也会退走，那时，坚持华北抗战的责任就会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军身上。"
二是国民党主要当权者并没有放弃反共方针，当时仍有大量国民党军陈兵边区周围，因而我们对友军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要在战略方针上反映这种特殊情况。再者，我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革命刚刚经历严重挫折，红军只剩下4万多人，但都是经过长征保全下来的精华，有良好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丰富的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的经验。这就是说，党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目的，是为了保存阵地，发展阵地，使持久抗战得以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在于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
当时正处在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及时改变自己的战略，使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这深刻反映了在遵义会议之后，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和拥有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
但是，实行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全党所认识的，当时"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在洛川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时，大家对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认识是一致的，但在战略部署和作战方式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应该指出，这主要是属于认识上的分歧，它同随后发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的主张根本不同。因为：
第一，王明不但在政治策略上，而且在军事战略上都反对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军事指挥关系上主张绝对地统一于国民党，而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在这些基本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
第二，王明提出错误的作战方针，根本否定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否定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而当时党内一些同志虽然在战略方针上有过不同意见，但主要是由于对新情况、新事物缺乏深刻的认识，随着战局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这些同志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接受并贯彻了中央的方针。事实上在太原失陷前后，对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就已逐渐趋于一致。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在太行山军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次战略转变作过这样的回顾":这一点，我们又要认识毛泽东同志的远见。抗战开始不久，他就提出坚持敌后军事斗争的指导原则，基本的游击战及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代替内战时代的旧原则，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惜，在华北各地对这一新的指导原则或多或少的都认识不深刻。"这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应当怎样理解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呢？所谓战略问题，就是指有关战争全局的问题。抗日游击战争之所以是一个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关系抗日战争全局的问题。同一般游击战争相比较，抗日游击战争具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和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性。中日战争的性质和中国所处的进步时代（进步的主要标志是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觉醒的人民）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亿万群众参加的规模空前的伟大事业；它不只是一种战争形式，而且是党动员和武装群众的重要组织形式。从地域上看，抗日游击战争遍及敌人占领的华北、华中、华南以及东北广大地区。这种全国、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显然是关系抗日战争全局的。第二，抗日游击战争的独立性。由于敌人少兵临大国，兵力不足，在广大占领区内它实际只能控制一些点、线，使得我军能够在战略外线单独发展游击战争。
这就是说，这种游击战争的任务主要不是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战略外线即敌后单独作战。正是由于这个独立性特点，我们在敌后抗战是实行军队与人民相结合的体制，既是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又是以正规兵团为骨干的游击战争，从而使游击战争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样的游击战争当然会影响抗日战争的规模和进程，关系抗战的全局。第三，抗日游击战争的长期性。这不仅是由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所决定的，而且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因而能够独立自主地坚持敌后长期抗战。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抗日游击战争不但要担负独立作战任务（配合正面战场已不占主要地位），还必须担负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向运动战发展等项任务。这样的游击战争显然远远超出战术范围，而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和最后胜利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之，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转变和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理论，从实践上解决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大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人民战争以取得胜利的道路。
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关系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
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深远意义和伟大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这个决策，不但是从抗日战争的全局，而且也是从中国革命的全局，是从政治的高度作出的，因而，它对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的前途都关系极大。
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这一场抗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如何避免近代中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命运，是一个决定一切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当时中国从社会性质、国力上看，同甲午战争时期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政治舞台上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而且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也不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状况，而是在艰难困苦的奋斗中走向了成熟，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因而有能力解决这样的历史课题。实现军事战略的转变，就表现了这种远见卓识，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比威力。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一文，总结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科学地阐明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这个基本情况说明，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组织力是强的，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起作用，但其国小、物质资源少、兵力资源不足的弱点，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极端野蛮性，必然使之失道寡助；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处在劣势，但其处在进步时代，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作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力量，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特别是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并得到广泛的国际援助。这些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要坚持持久战并争取最后胜利，关键在于中华民族的动员，在于发动最广泛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不可。"这就显现了实现军事战略转变，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