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军事指导理论， 集中反映了党对军事问题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认识，是党指导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行动指南。 一个政党、一支军队要立于不败之地，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军事斗争实践，科学把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根据发展变化的国情军情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与发展军事指导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等，这些军事指导理论都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对中国军事实践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新世纪新阶段，在实现强军目标的战略背景下，研究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智慧，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创新与发展军事指导理论， 构建信息化条件下新型军事科学体系，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具有重大意义。
一、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应时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外部动力
时代主题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战争与和平形势，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全局， 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是党确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前提。 胡锦涛指出：“科学判断国内外形势， 历来是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 ”[1]P1087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定位时代主题、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基础上，主动适应时代特点、反映时代要求，为解决时代所提出的新的军事问题适时提出了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动力。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有一个基本判断， 这就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日益迫近。 这构成了那个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基本前提， 战争准备被摆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位置， 国防和军队建设处于临战准备状态。 特别是 20世纪 60 年代前期，由于国家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党中央、中央军委从最坏的可能出发， 对战争威胁的判断不断加重，从认为“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大”“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战争”,到提出“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2]P23,以此为依据筹划部署国防建设。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同志通过对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矛盾运动的辩证考察和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当前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 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成为制约战争、防止战争以至消除战争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大课题。 它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针原则做出了科学回答， 不断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宝库。 江泽民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以和平、平等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使“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战略思想更具有现实意义。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胡锦涛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合作”思想。 这种“合作”思想是摒弃西方殖民道路、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思想，是遏制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新思想，是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新思想， 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大创新。
二、适时确立和调整军事战略方针，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基本依据
军事战略方针是国家军事政策的集中体现， 是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 开展军事斗争以及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依据和纲领。[3]P274“为了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必须确立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 ”[4]P282新中国成立以来，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根据国际形势变化，结合军事斗争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党确立并适时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以其为统揽和依据，创新和发展军事指导理论，有效地指导了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及军事斗争实践， 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制定军事战略方针， 历来是党的领导核心和军队最高统帅深刻思考、精心运筹的重大问题。 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最先是由毛泽东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仍然实行积极防御， 但情况有很大不同。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及时把握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为军事战略方针增添新的内容。 为了保卫国防，准备和实施反侵略战争，毛泽东提出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1956 年 3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确定将积极防御作为保卫祖国的军事战略方针。 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尽管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具体提法和内容有所不同，如作战对象、设防方向、作战形式和战场建设等方面有所变化，但总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没有变， 人民解放军重大军事行动和军事建设都遵循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仅重新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结合新的形势赋予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新的时代内涵， 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 强调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来统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全局，使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取得了重大发展。 邓小平从国家性质、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状况出发，明确提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是坚持人民战争、立足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
依据信息化战争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提出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 以军事斗争准备牵引军队现代化建设。 胡锦涛强调，要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 不断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确保在各种复杂形势下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三、提升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威慑力，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根本目标
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威慑力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军事斗争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提升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威慑力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在未来的军事较量中战胜对手或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六十多年的军事实践已经证明，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只有以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威慑力的提高为根本目标， 才能实现军事指导理论对军事实践的强有力指导， 才能充分体现军事指导理论的活力与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的总目标，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5]P4. 以此为指导，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国防建设举措。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战略武器、常规武器和国防工业建设发展上都取得重大突破。 1954 年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军练兵积极性大大提高。 国防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军事训练的大力开展，都大大提高了国防威慑力和军队战斗力，成功捍卫了国家主权与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足打赢战争，探索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威慑力。 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明确提出“军队要提高战斗力”,坚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1975年，邓小平又指出，大仗五年内打不起来，军队“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6]P21.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加强军队质量建设、 努力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加强质量建设的关键，是实施科技强军战略， 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含量， 增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7]P276. 这一思想带动了其他军事实践指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进入 21 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指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 “以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8]P203, 积极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 胡锦涛从国家安全和发展形势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要求出发， 明确提出了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的重大战略思想， 大大推进了党的军事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与宗旨，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政治方向
政治方向，从根本上制约着军队的生存与发展。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着我军建设与发展的政治方向，是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保证。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事实践中， 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政治方向，保证了军事理论对军事实践的正确导向，保证了军队的高度稳定与集中统一，确保了无产阶级政权、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党指挥枪” 是毛泽东在建军之初就确立的根本原则，他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9]P547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指挥权属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得到巩固和加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邓小平反复强调，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他还指出：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4]P488改革开放后，面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新挑战，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给部队建设带来深刻影响的新情况， 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军队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的性质。 江泽民把党的领导称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并提出“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使人民解放军经受住各种严峻考验， 包括经受住国际上苏东剧变、国内政治风波、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胡锦涛把我军优良传统概括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多次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 六十多年来，党在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过程中， 始终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 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与宗旨不变色，并以创新的军事指导理论武装全军，不断加深和巩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思想基础，确保了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五、着眼历史使命，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军队的历史使命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调整，赋予人民军队历史使命的新内涵，都是对党关于我军历史使命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反映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对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 党在军事实践中始终以军队历史使命为牵引， 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突破口，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实现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的互动与发展， 形成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是我军的神圣职责。 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内陆剿匪、 解放沿海岛屿和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 全军响应毛泽东“建立强大的国防军”的号召，大力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技术装备水平，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这一时期，在履行使命任务中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创新与发展。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军队要担当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光荣使命， 并郑重地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 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6]P39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随之实现了战略性转变； 但是对于人民军队来说， 根本职能仍然没有变。 围绕使命任务，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在军事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创新与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江泽民指出： “我国已经裁军百万， 今后军队要努力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注重质量建设， 全面增强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保卫国家领土、 领空、 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 这 “四个保卫”“两个维护” 是对我军历史使命的继承和发展 , 是着眼新的历史条件对我军历史使命的新的科学概括， 是新时期党和国家赋予我军的历史性任务。 21 世纪新阶段， 胡锦涛根据党的三大历史任务， 提出了 “三个提供， 一个发挥” 这一新的历史使命， 以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根本着眼点， 进一步拓宽了我国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 明确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 奋斗目标和指导原则。 这都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M].北 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葛清伟。1960 年代前期党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J].党史文苑，2014（8）。
[3]刘源。改革开放三十年党的军事指导理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4]江泽民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 6 卷 ）[M].北 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