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表明，任何一场战争都和特定的军事文化密切相关，因而战争的胜与负便可以从军事文化中去探寻根源。这也就意味着，在先进军事文化指导下的一方，必然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而缺乏先进军事文化指导的一方，必然落个战败的结局。
19世纪末亚洲两个邻国的一场海战，再次验证了这个道理。甲午海战，虽然中国是泱泱大国，却令人意外地输给了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岛夷”,战争结局对中日两个国家的未来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20年过去了，人们在从不同的视角中进行不同的分析之余，都依然对此怀有无尽的感叹。笔者认为，从是否具有先进军事文化的指导这一视角来反思这场战争，不难发现，清朝军队由于先进军事文化的整体性缺失，其实早就注定了必败的战争结局。
一、先进军事战略文化的缺失
任何时代的战略文化，表征的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军队对战争的整体认识和战略构想。甲午海战的失败，在现象上表现为一次海战的失败，但从其本质来看，其实是先进军事战略文化的缺失，它准确地折射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清王朝军事战略文化存在致命的缺陷。
在传统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几千年来，中国军事文化是以“和为贵”和“守”字当头的消极防御为主要特点的。据历史学家分析，在明朝前期，中国军队的实力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其海上实力在世界上也是遥遥领先的。到明朝后期，海防观念变得日益消极，实行“重防其入”的战略，强化海上军力的观念开始淡薄。而且，随着北方长城防线建设不力，明朝军队缺乏足够的机动作战力量，骑兵机动作战力量尤其薄弱，在北方民族凶悍的机动式的重点式进攻面前，北方长城防线多次出现溃口，明朝的长线式防御作战逐渐力不从心，国防战略逐渐收缩。与这种消极防御战略倾向相对应的是，海防战略观发展到清朝前期，就从“重防其入”变成 “重防其出”,并宣布实行禁海，逐渐关闭了从海上看世界这扇大门。
在逐渐消极无为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不仅清朝海军舰船制造技术的水平得不到必要的发展，而且舰船实战训练的水平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种趋势逐渐演变的客观结果就是，海军的战斗力江河日下。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期，清朝海军的整体实力已经不可能与英军相提并论了，以至于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海军的劣势一览无遗，在英国海军面前几乎没有任何海上机动作战能力和抵抗能力，很快就败下阵来，完全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
一个国家的军队，本应该在军事实践中与时俱进。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连续遭受外敌侵略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军事战略文化一直没有改变，继续传承着消极防御的“先皇祖训”.虽然痛定思痛，清王朝也试图从战败中汲取教训，但军事战略文化就像一个病重之人，变得积重难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恶果面前，李鸿章等洋务派也曾积极改变落后的军事面貌，选择向西方学习，打造船坚炮利的军事实力，然而总的指导思想却是：
“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面而已。”[1]在海防方面，他们着手组建北洋海军，将旅顺、威海卫建设为海军基地，修筑了环渤海地区的大沽、旅大、威海等三角形的要塞炮台体系。然而，这貌似积极进取的一系列军事实践，背后却依旧由旧有的军事战略文化作指导。实际上，他们是把传统的筑城防御思想从陆地搬到了沿海、沿岸。所以，尽管组建了具备相当实力的北洋水师，但其军事战略思想不是通过出海训练和积极防御来夺取制海权，而是以控制和保护沿海的港口和海岸为作战目标。在甲午海战的进程中，北洋海军的作战方针竟然是“避战保船”,由此可见清朝军队的军事战略文化之落后。在这种作战方针的指导下，海战爆发后的各个阶段，北洋海军将士纵有万般英勇又奈其何？最后结果还是北洋海军舰船灰飞烟灭。而在完全失去海上机动作战力量后，以炮台式要塞为主体的海岸防御就全部暴露于日本海军的海上火力的打击之下，必要的陆地后援支持严重缺乏，以致海岸炮台陆续被日军从海上一一攻破，清王朝以防御为主的海岸战斗体系土崩瓦解，甲午海战以中方惨败而告终。
总之，先进军事战略文化的缺失是甲午海战失败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受农耕生产方式的制约，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文化都是以“消极防御”
为主要特点，即使在重视海域之后，也是“陆主海从”的军事文化观念。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世界军事战略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明、清这两个封建王朝却持续秉持消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文化，实际上是以落后的军事战略文化作为指导，其大溃败的战争结局叫人在惊诧之余，也就随之释然了。
二、先进军事技术文化的缺失
战争的取胜，离不开必要的技术文化的有力支撑。先进的军事技术文化，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军事装备的系统战斗性能。从洋务派开始认识到船坚炮利的重要性之后，清王朝加大了对海军的投入。据统计，甲午海战前，清政府以海军海防建设名义所征的费用约7 000万两白银，舰船的构造费超过3 000万两白银，比日本投入总量大。就战争前夕双方舰船的数量上看，北洋海军共有军舰78艘、日本海军共有军舰31艘；北洋海军和日本海军鱼雷艇数量相同，都是24艘，日本海军还拥有武装商船4艘；北洋海军舰船总排水量8万余吨，日本海军舰船总排水量近6万吨。总体来看，北洋海军的规模要大于日本海军。但是，北洋海军战前虽有舰艇上百艘，但无论是兵力还是兵器都没有占据整体优势。
北洋海军主战舰艇的类型主要包括铁甲舰、巡洋舰、炮舰、鱼雷艇等，这些舰艇入役时间的跨度较大，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配置，从而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其一，主力作战舰艇搭配不均衡。两国不同吨级的舰艇数量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北洋海军舰艇的结构呈“两头大、中间小”的不合理格局，虽然巨大吨级的舰艇数量比日本多一点，但作为主要作战力量的大中型舰艇在数量、质量上都逊于日本。其二，舰艇性能、参数参差不齐。北洋海军舰艇型号庞杂，不同舰艇之间参数不同，即使是同一级别的舰艇，例如同为巡洋舰的“济远”和“致远”号，其参数、性能也各不相同。因此，在作战的时候，舰艇之间难以实现有效的协同。其三，舰艇老化、技术更新慢。北洋海军虽然舰艇数量较多，但多为旧舰，甲午海战之前的4至5年，没有一艘新舰入役。而日本海军在1890年之后，新入役的巡洋舰达7艘之多，还加上炮艇1艘和鱼雷艇18艘。一方技术逐渐更新慢，逐渐变得落后，另一方却及时汲取先进技术，不断刷新舰艇性能。两相比较，高低立判。其四，航速慢、火力弱、弹药差。在铁甲舰和巡洋舰的平均航速上，北洋海军和日本海军大体相当，但整体续航能力不如日本海军，在鱼雷艇的航速方面，北洋海军却明显不如日本海军。主战舰艇的大口径火炮的数量，北洋海军也不如日本海军。
19世纪90年代，先进国家的军队都使用无烟火药，而北洋海军依旧使用过时的黑火药，杀伤力低，以致交战中虽多次击中日本海军的舰艇，但均未能对之造成致命打击。其五，装备保障差。部分舰艇如“扬威”号、“致远号”等，因平时维护不到位，战时出现锅炉报废、舰体倾斜等诸多问题，很快就失去战斗力。上述表明，由于先进军事技术文化的缺失，北洋海军在海战过程中表现出的不是一种有效的战斗力，而是一种低效能。对北洋海军的军费投资不能不说巨大，但在装备的先进性上却不如日本海军，战前日本海军加速引进山内速射炮、保式14英寸鱼雷、LBS测距仪等先进装备[2],所以北洋海军在舰船的航速、舰载火力方面均不如日本，新式武器配备方面也逊于日本。另外，北洋海军基地虽有齐全的设施，但并没有发挥对己有利的作用，反为日本海军所用，以致资敌害己等。这些都深刻地表明，硬件的数量之和并不等于“硬实力”,单个的武器装备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并不必然就代表着先进的军事技术文化，先进的军事技术文化不仅意味着要及时跟上军事技术革命的步伐，与时俱进地革新装备，还意味着要强化各种武器装备的系统功能，创新与之相匹配的运作方式。清朝的海军在军事技术文化方面的落后，决定了甲午海战之前其外强中干的实质，也就最后决定了甲午海战的进程和结局。
三、先进军事制度文化的缺失
就军事制度文化理念方面而言，清朝军队沿袭了传统军事制度文化观，即以效忠皇上、保护皇权为主旨，忽视军事制度的现代化。即便大力开展“洋务运动”,那也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下进行的，结果就是在器物方面引进先进装备比较积极，但是在相应的制度改革方面却极为保守。“天不变，道亦不变”,只要是与既存的宗法制度和“纲常”思想相违背，一切改革都会半途而废，军队体制的改革也不例外。在旧有的军事制度文化的支配下，依旧是“山头”军掌管一方，各“家”军也只“自扫门前雪”,整个军队的领导结构臃肿不堪，指挥体制极不顺畅，这种情况也严重制约着海军的发展。
1885年，清政府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按道理海军衙门应该具备完整的军政和军令，但按照清制的传统，海军衙门官员几乎全是旗人[3],从大臣到部院章京，无一人精通海军知识和业务，缺乏科学的部门设置及其职能划分，这与日本“海军省”的制度比起来，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北洋海军自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组建以后，在醇亲王的巡阅和李鸿章的操办下，制定修改了《北洋海军章程》，显示出对创新军事制度文化的重视。但是，由于海军领导管理体制始终未能科学理顺，造成海军发展过程中内耗、低效问题突出，北洋海军的军费、舰船购买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海军衙门后来对北洋海军的管理、指导作用也没有最终发挥出来。在这种军事制度文化的指导下，更不用说在海军舰队之间，陆军与海军之间形成科学协同、密切配合的系统作战体系。海战的结果是海军、岸防部队被敌军各个击破，陆军也未能有效支援，这恰好是对这种军事制度文化的最好诠释。
就训练体制机制而言，北洋海军训练体制不科学，形式主义严重。作战训练来不得半点浮夸和花架子，然而北洋海军的训练由于缺乏严格的制度保证，实际训练是形式大于内容。甲午海战之前，北洋海军将校阅作为一项制度性规定，写进了海军发展的章程，并为各层次的校阅设定了相应的等级、规划了相应的目标、规定了相应的责任、明确了相应的奖惩。应该说这本是有利于海军建设和发展的，但是这些制度都没有很好地予以落实。据有的海战幸存者在反思时痛心地指出：“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平时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兵勇练惯，及临敌时命中自难。”他们呼吁：“平时大炮打靶，不可设立浮标，预定远近。各船当随便驶行，使其自测码数，一若临阵击敌，方有裨益。”在实际的两次校阅活动中，也是过于注重对校阅官员的礼仪排场和迎来送往，没有强调和看重如何贴近实战进行有效训练。
与清朝军队的制度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学习西方近代海军的先进制度、组织管理方式，加大海军建设力度。日本海军加强军事制度文化建设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改革海军领导体制。日本军队着眼战斗力的提高，加强了对海军管理的力度，尤其注重根据自身实力的变化，优化海军领导管理体制。据统计，甲午海战前的27年间，日本军队对日本海军的领导管理体制进行过多达23次的改革，机制体制不断调整，领导管理机构越来越灵活高效。二是加强依法治军。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队下大力气借鉴西方的军事法规，不断根据海军的发展情况修订旧有法规，并颁布新的法规。甲午海战前的27年间，颁布的海军法规多达100余项，形成了完全近代意义上的治理海军的法律体系。三是重视海军人才培养。明治维新后，日军借鉴了西方海军经费的预算制度，加大了对各种海军人才的资助力度，同时以西方的正规军事教育制度培养海军学员。正是得益于先进的军事制度文化，日本海军实现了体制的科学化、装备的标准化、兵员的正规化，其能最后战胜先进军事制度文化缺失的北洋海军，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结束语
120年间，对于甲午海战的失败我们分析了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今天看来根本原因还在于先进军事文化的缺失。一种完整的军事文化形态，一般应包含军事战略文化、军事技术文化和军事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清朝海军在这三个方面都是缺失的。一个国家要想拥有强大的军队，必须有先进的军事文化作指导；一个国家的军队要具有强大的海防，必须要有先进的海防文化作支撑。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创新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积极投身新军事变革的时代大潮，树立先进军事文化理念，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推进军事技术革命，加强编制体制调整，加强联合文化建设等。
参考文献：
[1]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9卷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 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海军 [M].北京：三联书店，2008.
[3] 刘传标。中国近代海军职官表 [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4] 陈旭麓。甲午中日战争：下册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高中级干部理论学习读本 [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