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舒马赫（Schumacher）为代表的中间技术思想是针对发展中国家选择合适的工业化道路提出来的。20 世纪 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此展开的探讨一直没有中断，许多重要的报刊、杂志（如 the February Center Magazine、Resur-gence Magazine、the Observer、Manas Journal 等）都刊登了相关研究成果，但这一思想却始终没有朝着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方向发展，在许多问题上仍是众说纷纭，远未达成共识。本文探讨中间技术的思想起源，将其分为人性化、发展的非物质进化、农村经济规模变革和所有制革命 4 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以期推动中国国内对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整合。
一、思想起源
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早已为人所关注。熊彼特（Schumper）提出创新理论之后，学界逐渐展开了对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特别是罗默（Romer） 和卢卡斯（Lucas）等人构筑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将技术内生化，重新探讨了经济增长的源泉，为发展中国家加快实现工业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然而，技术进展却是一种悲喜交集的福音，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资源枯竭、人口爆炸以及失业、犯罪、社会动荡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在很长时期内，西方发达国家对技术不加限制地开发和滥用，导致技术与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的失调。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片面地理解后发优势，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工业技术，虽然经过多年的实践，终究没能摆脱贫困与落后的状态，反而给本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托德（Todd）等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技术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社会发展需要是极不相称的。不仅如此，现代技术的应用严重割裂并破坏了技术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人性呈现出某种病态。人们逐渐意识到，如何正确认识、选择和利用现代技术并克服其负面效应，以利于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在对传统工业技术观一味追求高新技术和片面强调开发效能的反思和批判中，中间技术思想诞生了。
中间技术是一种替代型适用技术，具有规模小、投资少、易于推广、促进人力资源开发、适应当地环境条件、有效利用当地各类资源、与当地传统文化和生态系统相容等特点。这一思想最早可追溯于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Ellul）1935 年出版的法文版专着《技术的社会》，而集大成者却是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他在其着作《小的是美好的》中开篇就说道“我们这一代最致命的一个错误就是，相信‘生产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个错误源于科技的惊人成就使人类忽视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资本密集型工业化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中心，大量消耗着不可再生资源；产业的专业化和大型化导致效率低下、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舒马赫强调要从技术的结构和水平等内在因素来决定技术的属性和适用性，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一种介于一英镑技术和一千英镑技术之间的中间技术，可称它为一百英镑技术”,这种技术的效率要比传统技术高得多，成本又要比现代技术低得多，而且“容易被学会制造，能够使人自给自足、自力更生”.
在舒马赫之后，中间技术的相关理论相继产生，具有代表性的有印度学者雷第（Reddy）的“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论”、英国学者杰克逊（Jackson）和克拉克（Clark）的“替代技术（Alternative Technology）论”、绿党（Green Party）的“软技术（Soft Technology）论”、日本学者星野芳郎（Hoshino Yoshiro）的“多样性技术（Diversity Tech-nology）论”,以及“生态技术论”和“绿色技术论”等等。这些理论或多或少源自、分化或派生于舒马赫的中间技术思想，都在分析和处理技术本身与其所处外部环境之间的某种联系；在对传统技术进行无情批判的同时，都主张各自新的技术发展模式；不仅都否定“技术万能论”和“技术决定论”,也并非赞成“技术悲观论”.这些理论具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对中间技术有关人性化、发展的非物质进化、农村经济规模变革和所有制革命等重要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与体现。
二、人性化
中间技术的人性化思想在于把人作为财富创造最重要的来源，通过解决失业来使所有人摆脱贫困。这一思想强烈批判早期“以物为本”的发展观，认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经济增长服务，因为发展只有以人的自由为内涵，才是符合人类本性的发展。
人性化思想最初表述为：现代技术的发展不应使权力和财富过度集中，而应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对自由、尊严和人权的关心。舒马赫更是强调了摆脱贫困的根本在于依靠广大人民自力更生，因为人是所有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最终来源。这一观点得到了多角度的理论延伸，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技术必须满足广大人民的基本需求，体现在“适用技术论”、“替代技术论”和“软技术论”中；第二，技术的根本目标是充分就业，体现在“适用技术论”和“替代技术论”中；第三，技术要能够提供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体现在“适用技术论”中；第四，技术要容易被掌握，有利于自力更生和劳动密集，体现在“替代技术论”和“软技术论”中。
三、发展的非物质进化
人性化思想阐明了一个事实，即发展始于人，缺少了人的教育、组织和纪律等非物质因素，所有的物质资源都将搁浅。因此，发展不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也不能被订制、购买和规划，它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逐渐演变以适应环境的变迁。如果技术的引进依赖特定的教育、组织和纪律，而这些非物质因素正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欠缺的，那么新技术就与其外部环境相脱离。
许多学者针对技术引进对其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展开了论述：埃吕尔、华宏鸣等人指出，技术的自主性是由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雷第、廖桂芳、钱俊生等人十分强调技术的引进与地区经济社会环境的适应程度；杰克逊、许志晋等人将技术系统确定为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林康义、苏永青等人提出技术发展的观点，主张采用适合当时当地经济社会结构条件的各种应用技术。但至今为止，在强调技术必须适应其外部环境的同时，大多数研究并没有指出社会系统应通过自身的调整来适应技术的变革，忽略了技术与其外部环境的互动，而社会系统自我调整的过程正是对人的教育、组织和纪律等非物质因素进行塑造和完善的过程。脱离了这一主旨，就与发展的非物质进化渐行渐远。
四、农村经济规模变革
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对现代技术的盲目引进与照搬照抄，导致人性化缺失，阻碍了发展的非物质进化，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城乡二元经济体系。对此，中间技术倡导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避免工业破坏农业、农业报复工业的“相互毒化”,克服对大规模的迷信，强调小规模的优越性，并实施组织变革。因为工业化是否适合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取决于技术类型，并非直接由规模决定。要通过考察技术与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其中最佳的“结合点”,来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选择劳动密集型、适合小规模企业采用的中间技术才能有所成就。于是，舒马赫提出必须跳过大城市而直接在农村与小城镇之间设置一个以创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为目标的“农业-工业结构”,并强调最主要的需求是工作场所。
在资本化层次上，简单的设备通常对高纯度或精确规格原料的依赖性较小，对市场波动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且劳动力易于训练、监督和管理，组织也较为简单，便于应对突发状况，因而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大量的工作场所。这对小规模企业而言，无论是在财务、教育、才能、组织技巧还是其它方面都是力所能及的。问题在于，随着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徙，又该如何在农村与小城镇之间形成“农业-工业结构”,选择具有劳动密集特征的、适合小规模企业采用的中间技术，并创设数以百计的工作场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缺失的，不仅需要吸引城市失业人口向农村回流，甚至需要在开放经济下吸引区域外劳动力向区域内转移。
以星野芳郎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间技术否定大批量生产的先进技术，把世界单一化为农业社会而轻视相互联系的现代社会，这会导致生态法西斯主义。理由在于，大型、大功率、高速、高强度、高复杂性的工业技术，虽然不是一种普遍要求，但在大批量生产的体制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机器、设备、原材料的技术性能，在生产流通上属于资源节约型技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它不仅带来低廉的产品价格，而且大幅度减少劳动时间。为此，星野芳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了适合开放经济的“多样性技术论”（也称为“体制转换论”或“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建设”）。多样性技术是小型技术与大型技术合理组合的综合技术体系，它强调技术的适用性是由技术自身的内在因素与其外在环境相互作用决定的。发展多样性技术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将分散化的小型技术与集中化的大型技术相组合，另一方面将技术组合方式与外在环境要求相结合。然而，多样性技术侧重于依靠整个技术体系的历史性转变来解决工业化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与中间技术所强调的吸纳劳动力充分就业则相去甚远。
五、所有制革命
农村经济之所以要小规模化，原因之一是当小型规模扩大为中型规模甚至大型规模时，不仅所有权和工作之间的联系随之弱化，而且出现了与工作不结合的私有制。舒马赫对此总结为三点：其一，在小型企业里，私有财产是自然、有效、公平的；其二，在中型企业里，私有财产不会刺激生产，而且也不合理；其三，在大型企业里，私有财产是没有贡献的企业主藉以寄生他人工作成果的凭据。在大规模生产中，私有制不但不公平，更是扭曲生产关系的一项不合理因素。虽然可以用“国有化”的方式来铲除大型企业的私有制，但“国有化”本身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所有权，只是取消了原先的安排，况且也无法决定权力实施者。
所有制革命思想的内涵在于，新的所有制既非私有制，也非公有制，而是国家分享股权，以分得的股息代替税收，同时参与企业监督，享有财产权，但不干预企业管理。这一思想主张克服私有财产制度的简化主义，使产业组织能够为人所役，而不是任其把人当作增进资本所有者财富的工具。事实上，达到该目标需要实行分权性的技术，即用管理资产的具体权利与责任来取代所有权。虽然所有制革命思想以人性化为主旨，以小规模为载体，理想地将企业制度的变革与国家制度的创新相衔接，但其是否能够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针对经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顺利开展和实施，还是有待实证研究的。
六、困境与展望
中间技术思想是一种崭新的发展理念，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创造性的技术选择方向。其所涉及的人性化、发展的非物质进化、农村经济规模变革和所有制革命4 个方面之间虽然存在着潜在联系，却并未形成各自独立的理论板块，使得至今未能构建起一整套思想体系。到目前为止，中间技术思想体系的完善尚有许多困境难以突破，具体表现在：其一，缺乏一个规范分析范式的数理模型；其二，侧重哲学思辨，缺少实证检验；其三，尚未实现体系的层级区分，也未明确体系的层级联系；其四，理论研究已中断。尽管如此，中间技术思想对处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下的中国贫困地区的技术选择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何将这一思想渗入到中国贫困地区工业化的实践与探索中去，以体现其实证含义和应用价值，最终完成整个思想体系的建构，这是值得拭目以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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