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名着，自诞生以来，便受到后世学者的多方关注，指导着后世史书的编纂。不同时期，史家对《史记》、《汉书》的评价各不相同，无论是“扬班抑马”,又或是“扬马抑班”,都有支撑其思想的理论与依据。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史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史学界开始对二者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同时，由于史学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凸显，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史学，将史学与自身学科研究结合起来。在各方学者专家的努力下，《史记》与《汉书》的比较从体例、编纂手法、指导思想等多方面入手，均取得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的中国，推动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成为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史学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开始将目光转向史书中经济内容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经济史研究。
《史记》、《汉书》作为中国传统史书的代表着作，其经济内容的比较研究，也越发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将以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为主要内容，选取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代表文章与着作，在综述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理论思考。
一、论文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推进，经济发展深入人心，20世纪80年代后期，陆续出现了对《史记》、《汉书》中经济内容比较的文章，并通过对相关篇章的比较，揭示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的异同。
1987年，归青的《司马迁、班固的经济观之歧异及其思考》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报》，该文通过对经济相关篇章的比较，指出二人经济观上的歧异，包括对人性本质的不同、对商业的不同看法，以及对建立怎样经济秩序的不同看法，文章的后半部分对造成二者经济观不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是思想观念的差异和面对经济发展现实的复杂心态造成二者在经济观上的不同。作者在文中指出：“司马迁从性恶出发，认为人生而好利。”
而班固则不然，他不仅删去了司马迁论述性恶和推崇货殖的句子，还竭力赞美上古的淳朴民风。司马迁的重商思想和希望建立符合自然规律的经济秩序，也与班固重农抑商渴望“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的理想王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在推崇司马迁异端思想与批判精神的同时，认为班固与司马迁在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上存在高下之分，班固经济的经济思想体现了他作为儒学正宗的迂腐。
在1988年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比较》一文中，作者胡显中“抑班扬马”的思想可谓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在开篇便提到要“为司马迁说几句公道话”,作者驳斥了班固对于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的批评，又对班固列举司马迁“崇尚势利”、“羞贫贱”等罪状进一步举《史记》中的相关事例进行分析，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先进性和司马迁尊重劳动人民，鼓励劳动人民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思想态度。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分别从写作动机、进化与保守的历史观、立论的出发点、农工商并重与重本抑末思想的区别等四个方面，比较了造成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差异的原因。文章的最后，作者提出了史学界过分拔高班固《汉书》地位，认为《汉书》从多个方面都无法与司马迁比肩的论断。
第二年，唐任伍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上也发表了一篇题为《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之比较》的文章，除了对二者经济思想产生背景和经济思想内容的比较外，唐任伍还就二者的经济思想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司马迁首创记载经济问题篇章，并在结构上比较明显地分别出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概念，在《平准书》中主要表达了宏观经济思想，而在《货殖列传》中主要表达了微观经济思想。”而班固并没有察觉到司马迁的良苦用心，虽然补充了许多材料，却没有自身的创新，只是照搬《史记》的体例，就这一点来说，“司马迁是创新，班固是承袭。”
其次，作者提到了正宗与异端，在班固看来，司马迁适应经济发展的思想是异端，而自己是正宗，要用正宗改造司马迁在经济相关篇章中的异端思想。再次，二者在叙述方法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司马迁采用的“唯真”方式，在作者看来比班固坚持的“唯善”更接近科学的方法。最后，作者指出：“司马迁是要通过历史变化，找出历史经验；班固是要通过历史说教，巩固封建统治。”这说明，司马迁与班固的经济思想分析方法是有静态和动态之分的。不同于胡显中强烈的“抑班扬马”,唐任伍要显得含蓄许多。
朱枝富对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研究更为深刻，他的《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之意旨》即作为“史记与司马迁研究”的一部分，又可看做单独的一篇研究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之差异的文章。
朱枝富的这篇文章与前几位作者不同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明确地偏向司马迁或班固经济思想的表达，他主要从“撰书志”、“作货殖”、“叙民生”、“传巨富”等四个方面，选取了《史记》、《汉书》经济篇章中的大量实例，通过原文对比的方式，对二者进行客观比较，并多次引用李景星对于史汉的评议强化比较效果。文章最后朱枝富表示，司马迁的思想虽然较之班固更加“新异出奇”,有些经济思想也很大胆高明，但却不能被封建统治者采纳接受，而班固的思想则更加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这一点也从之后的封建社会中得到有力印证，最后，他还指出班固经济思想中的一些可取之处。
同在20世纪90年代的另一位学者游翔也关注司马迁和班固经济思想的差异，然而，他撰文《〈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比较三题》则一反前者的观点，在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汉书·食货志》地位的肯定。在两者的范畴界定与内容体系上，游翔认为：“《史记·平准书》只能称得上半部经济史，因为《史记·平准书》在内容上对于经济领域侧重于工商业，对于经济活动过程侧重于流通过程，它仅相当于《汉书·食货志》”货“的部分。”
在撰述旨趣与行文格调上，虽然《史记》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但是《汉书》在行文格调方面比《史记》更加趋于平实、公允；而在经济史实与传世影响上，他提出：“《史记·平准书》的经济史识为《汉书·食货志》所吸收、继承，而真正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则是《汉书·食货志》的经济史识。”
他的这篇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对于当时的马班经济思想研究来说不失为一大突破，与前面学者基本带有或明或暗贬斥班固及其思想不同，游翔从正面明确肯定班固《汉书·食货志》，不仅是史汉研究的进步，也表明史学思想更加开放。
步入21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对经济关注的不断提高，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经济思想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是在众多论述二者经济思想的文章中，对于二者的比较研究成果和成绩，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演变而变得更加丰富。肖波的《从〈史记·货殖列传〉到〈汉书·货殖传〉看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的对立》，和之前学者一样，他的研究重点也基本放在作传动机、对待巨富态度、经济在社会中的地位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到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的对立体现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一种“转入”模式，“中国经济思想，由乐观、自由开放的性格，转入封闭、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转入压抑人类本性的方向；由重视百业转入农本主义的方向；由文人学者热心讨论经济民生，转入避谈经济民生、耻谈百工技艺的方向。”
他认为，班固的经济思想在后世王朝受到的推崇，恰好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一个思想根源”,将简单的经济思想的比较上升到思考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态势的新层面。
2012年，马格侠、曹婷婷也有一篇关于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文章发表，不同于往日这类文章发表在社会学期刊上的情况，这篇论文被收录于《商业时代》经济类期刊之中。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了人们越发认识到史学对经济学等实用型学科的指导、借鉴作用。可惜的是，文章在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并无太多创新之处，文章的整体结构与前人研究思路一致，结论也无新意，总体看文章的创新性和吸引性都不够强。不过，作者在选取原文引用时，也是下足了一番工夫，出现了一些不曾被之前学者引用、举例过的文句、事例，进一步丰富了马班经济思想差异实例方面的内容。
二、专着
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专门就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进行比较的着作面世。朱枝富曾着《司马迁经济思想通论》，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进行了翔实的研究论述。《中国财政通史之二：春秋战国秦汉卷》中，关于秦汉时期的财政状况研究，主要就是依靠的《史记》、《汉书》中的相关可用篇章，除了重要的经济篇章外，在一些本纪、列传中也能找到反映财政情况的实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编纂的《秦汉经济思想史》，用了专门的章节论述司马迁、班固各自的经济思想。除此之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两汉部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等一些经济史研究论着，都提到司马迁与班固这两位两汉时期史家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
随着各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探索领域的扩展，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专门就二者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专着。
三、结论与思考
从上述学术成果可以看出，《史记》、《汉书》作为史学界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其研究热度从未降低。司马迁、班固二人的思想全面体现在这两部着作之中，从最开始简单的推崇一方贬低另一方，到逐渐就二者的不同进行系统的研究比较，进一步深入探究二者差异产生的多方面原因。总体说来，对于马班二人及其着作的研究依旧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史记》、《汉书》对中国史学的指导推动作用仍然十分明显。然而，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此类文章的结构偏于相似，选取内容、研究方向大同小异，创新性未有突破。从上述提到的文章看，作者的目光基本局限于《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及两部着作的《货殖列传》，对其他非经济篇章的引用少之又少，学者大多没有关注到一些像《汉书·百官公卿表》等从侧面反应二者经济思想的篇章；所提出的二者经济思想的内容也趋近相同，后者并未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过多的进一步挖掘，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就二者经济思想的研究，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未能更上一层楼，研究的成果也明显少于20世纪末。
第二，绝大多数文章存在明显褒贬色彩。虽比较忌讳有褒贬，这一点表现在《史记》、《汉书》上可谓更加明显，对其褒贬相较，自两者产生以来，至今仍未曾停止。目前，从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文章来看，基本都带有一些“抑班扬马”的色彩，而“抑马扬班”的文章，则几乎没有。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当代学者看来，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更有甚者将其上升为冲破封建束缚，推动社会发展的高度。相比较而言，班固更多的是成为为儒家思想、专制王朝服务的代名词。这样的观点，是否有些偏颇？
第三，未有关于经济思想比较的专着面世表明，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价值还不足以支撑专着，但也可以说明目前对于二者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非常不充分，并没有对广大历史研究者尤其是史汉研究人员造成足够的重视和吸引力，所以未能形成系统的规模与成果。
第四，在有关两者经济思想的研究当中，单纯对司马迁个人经济思想的研究占绝大部分，相比较而言班固经济思想的研究就显得分量很小，其领域和范围也远不及对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不难看出，现代学者对于《史记》的热忱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衰退，反倒自新中国建立之后又出现了一波新的高潮，这不仅是司马迁写史魅力的体现，同时也因为司马迁的“异端思想”在现代看来，比“服务于封建集权君主的班固”更契合于时代。由于现代学者对于《史记》的研究程度远高于《汉书》，导致《汉书》研究的发展相对缓慢、滞后，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经济思想方面，对班固和其所着《汉书》在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显得落后，这也留给现代学者进一步研究的机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关于马班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相对于其他一些方面的比较研究而言还比较单薄，其研究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发掘，而且必将成果丰富。然而，对于马班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印证，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史学的作用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退出社会舞台。史学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发展到各个领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依旧适用于21世纪的今天。
参考文献：
[1]归青。司马迁、班固经济观之歧异及其思考[J].上海大学学报，1987（2）:78.
[2]班固。汉书·食货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23.
[3]胡显中。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比较[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62.
[4]唐任伍。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之比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2）。
[5]游翔。《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比较三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1）:73.
[6]肖波。从《史记·货殖列传》到《汉书·货殖传》看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的对立[J].晋阳学刊，2006（3）: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