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司马迁以历史学家的境界和经济学家的眼光，以朴素唯物论思想，揭示了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较为准确地归纳了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中有关区域经济特点的论述，反映了司马迁对环境特征的理解及其对民风民俗影响的认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阐明了他的文化发展观。
司马迁的区域经济思想对中原文化有着较为全面而准确的概括，对我们理解、把握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原，狭义上是指今天的河南省。《宋史·李刚传》谓：“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此处“中原”即为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河南全部之外，还包括现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与河南相邻的地区。诸葛亮《出师表》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
此处的中原即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了更好地阐释司马迁区域经济思想及其对中原文化的理解，也为了在更为宽广、系统的基础上认识中原文化，此处所称“中原”概念系指广泛意义的“大中原”,亦即按照“中原经济区”的规划范围,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区域面积28.9万平方公里，2011年末总人口1.79亿。
这个区域包括了司马迁所划分的经济区域中除关中区、东楚区和南楚区之外的主要部分。
一、司马迁经济区域划分与中原经济区对应关系
《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提出了七大经济区域，分别是：关中区、三河区、燕赵区、齐鲁区、梁宋区、越楚区和颍宛区①,在这七大区域中，中原经济区包括了三河区全部、燕赵区一半、齐鲁区部分、梁宋区全部、颍宛区全部、越楚区中的西楚区大部。因此，司马迁所概括的区域经济特点与文化特质，基本上涵盖了中原文化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司马迁所划分的经济区域与中原经济区所规划的区域大体的对应关系为：需要说明的是，中原经济区中的晋城、长治（西汉时属于幽州的上党郡）被司马迁排除在了三河区和燕赵区之外，但在叙述三河区交通位置时说“温、轵西贾上党”,所以根据其地理位置等因素，应与三河区相近，故将晋城、长治放置于三河区内。
司马迁所划分的七大区域，相对来说，交通位置较为优越，物产富饶，文化底蕴深厚，司马迁用“都会”来表述其繁华状况，在对三河区的描述中，司马迁说：“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用“天下之中”、“王者所更居”、“建国各数百千岁”等说明其位置的重要和内涵丰富的文化价值。还认为邯郸、临淄、陶、睢阳、南阳等都是重要的“都会”,这些表述都说明司马迁对经济区域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当时七大经济区域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二、司马迁区域经济思想视域下的中原文化特质
司马迁划分经济区域的主要目的，是要将不同区域的经济特点和民风民俗揭示出来，使物资得以流通，百姓各取所需，社会良性发展。因此，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对各地分布的物产及其影响下的风俗习惯进行了充分地肯定，提出了地理的区域性和各区域的文化特征，在介绍了各地的物产之后，他说：“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①，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一方面是物资的多少、贵贱不同，更主要的是要让百姓根据各地物产多寡，加强开发利用、加工生产、广泛流通，“任其能，竭其力”,这才符合自然之道，也就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民风民俗有深刻认识，所以，他将各个区域里以民风民俗为代表的文化特质进行了准确的概括。
司马迁认为，民风民俗等文化特征产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物质财富，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其实也就是唯物主义者所持有的基本的物质第一的观点，这是司马迁分析中原文化特征的出发点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司马迁认为中原文化具有的独特的魅力，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1.政尚忠朴、敦愿，有先王遗风
司马迁认为“有先王之遗风”的区域有二：一是颍宛区，云“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二是梁宋区，云“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所谓“政尚忠朴”即指民风纯正、朴实，这种民风与远古时期尚未受到世俗熏染的风气一致。敦愿，指敦厚、诚实，注重实际，坦诚、率真而不浮夸、虚伪，这就是所谓君子之风。这种风气是中原民风的代表，是长期以来固守在土地上的中原农民善良品德的典型特征，司马迁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特点，并将它作为区域民风的文化特质加以赞颂。
2.好农而善蓄
重视农业生产、固守土地，广蓄积、多储备，是中原文化的另一重要特色。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农业即所谓本业，没有了农业、没有了粮食，便没有了一切，所以晁错曾在《论贵粟疏》中说道：“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
说明了土地及粮食的重要性。关于储藏粮食的重要意义，晁错也说：“明主……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将农桑、蓄积看作是国家政权得以维系的重要手段。
司马迁认为，梁宋区“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明确指出了中原农民善于耕作、广于收藏、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性。因为善于耕作，具有勤俭节约的习惯，因此，虽然没有丰富的山川资源，也能够做到有物资储藏，可以在旱涝灾害、青黄不接时保证有效的衣食供给。
3.业多贾
“业多贾”即指这些地区有着经商传统，具有典型的商业特色。虽然司马迁强调了每一个区域的商业价值，但是，直接提到具有明显商业特征的地区有三个：
第一个是颍宛区，认为颍宛区“俗杂好事，业多贾。”司马迁所谓“迁不轨之民于南阳”的“不轨之民”未详何指，但从“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等事例来看，迁来的肯定有商人，这就为南阳的商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关于此点，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得更清楚：“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南阳的商业发展早、基础好、影响大。早在战国时期，南阳制造的兵器如铁锸、铜弩机就极其有名。《盐铁论·力耕》篇载桑弘羊语云：“宛、周、齐、鲁，商遍天下。”将南阳置于首位，可见南阳当时的商业地位。
第二个是西楚区的陈地，云“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陈是淮河流域的重要城邑，土地肥沃，水道纵横，渔业资源富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陈州》云：“州控蔡、颍之郊，绾汴、宋之道。淮泗有事，顺流东指，此其经营之所也……又其地原隰沃衍，水流津通”.秦灭六国之后，大批诸侯富豪迁往江淮，导致陈地人口骤增，食盐需求迅速增加，陈地大量民众制盐贩盐，促进了盐业的快速发展，司马迁所谓“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即是这种现象的概括。
第三个是齐鲁区：“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关于“五民”,《集解》引服虔曰：“士农商工贾也。”其中，商、贾虽有差别，商强调往来贩卖，贾偏指囤积盈利，但是很明显，此处商贾均泛指商业、商人等，同篇“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索隐》即云：“言米贱则农夫病也。若米斗直九十，则商贾病，故云病末。末谓逐末，即商贾也。”亦商、贾并用。另外，司马迁在谈到三河区时说：“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其中的“贾”也同样是商贾的意思。
4.地重，难动摇
“地重，难动摇”是指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十分看中所依附的土地，轻易不会离开土地而远走他方。这是司马迁所认识的齐鲁区的民风。而实际上这种民风在整个大中原地区都普遍存在。《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在中原地区，农民以土地为基本生产依靠和生存条件，在土地上出生、成长、安身立命，所以视土地为生命，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本身形象地说明了土地和人的关系。《释名·释地》云：“地，底也，其体底下载万物也。”“土，吐也，吐生万物也。”这些内容都是对土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阐释。
5.地薄，寡于积聚
古代中原地区沿河流域相对较为丰腴，而丘陵、山区则较为落后，尤其是限于抗自然灾害能力而面对水旱等灾害时的无能为力显得更为突出，所以，不少地区土地贫瘠，农民难以储存足以保证日常生活的粮食。司马迁认为西楚区“地薄，寡于积聚”,这是针对其特殊情况而说的，该区域包括了河南东南部、安徽西北部等地，这些地区风沙盐碱、水旱蝗虫等灾害不断，导致土地贫瘠、民生维艰，不但西汉时期如此，历史上这种情况都比较突出，直到现在，这个区域的不少县市仍属于欠发达地区。
6.其俗剽轻，任侠，易发怒
好气任侠是是豪爽、耿直的典型表现，这种表现有好、坏两个方面，从好的方面看，直率、真诚是为人处世的优良品质；从坏的方面看，情感过于直露，脾气暴躁、蛮横，容易失去理智。女子则失之端庄，短于内秀，甚至有轻浮放荡之弊。司马迁认为三河区、燕赵区、西楚区和颍宛区均有此类风俗。三河区“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燕赵区“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西楚区“其俗剽轻，易发怒”;颍宛区“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其实，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来看，这些能体现人的“真性情”的民风，是作者深为赞许的。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无论是壮士、闾阎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等等，他们都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真实地实现着自我价值。
司马迁对各种民风的概括，虽然有地区间的差异，但是，在整个大中原地区仍然有不少具有相同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民风特点，这些特色和特点综合地表现了司马迁对中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由衷赞叹。
三、中原文化特质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司马迁区域经济视域下所认知的中原文化，既是对先秦、秦汉时期文化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华夏文化的开拓性创新，这些文化特质对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价值。
1.积累财富积累财富是生产力低下、社会保障不能达到老有所养时期民众所具有的本能意识。大量地聚集财富，不但可以保证青黄不接、灾年荒季时的生活需要，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更能体现人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司马迁利用蜀卓氏“拟于人君”、程郑“富埒卓氏”、宛孔氏之先因富而使“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等事例，形象地说明了积累财富的途径和效果，尤其是鲁曹邴氏在极其俭啬的生活习惯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以至于“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给善于勤俭节约者提供了一个勤俭致富的良好样本。正如《左传》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作者最后有感而发：“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把财富和人的地位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积累财富成了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无论家底贫富，无论生活俭奢，省吃俭用是基本的生活原则，这个原则在古代有重要影响，在现代也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2.忠厚朴实为人忠厚善良、淳朴老实是中原地区古朴民风的代表，长期依附于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使中原农民养成了质朴憨厚、诚信仁义的良好风尚，历史上，对于中原地区忠厚朴实民风的记载史不绝书。
宋代宋神宗在一道批示中称赞河东路（包括今山西运城、长治等地）“其民风俗，素号忠厚。”宋哲宗时毕仲游也曾说：“臣见河东土风淳固，盗贼稀少。人民耕田力作，衣食至薄，而罕敢为非，比之他方，狱司刑法十无一二。”
其中的潞州（今山西长治）“陵阜多，川泽少，故有余于力而不足于智。虽强聒难令，而无椎牛发冢、群行剽劫之患。”明代王士性《广志绎》卷三对中原的民风更是有具体、详细的描述：“中州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
《大清一统志》《开封府一》引《通典》谓：“地居土中，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其地产厚而类繁。”顾祖禹还从河南简称“豫”字的解释中，寻绎中原民风，《读史方舆纪要》引《周礼·职方》“河南曰豫州”云：“豫州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又云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故云豫也。”
这些特征是中原忠厚朴实民风的代表，但是，也有其明显不足的一面，过于忠厚则显得木讷，甚或迂腐，灵活度、开拓性显然不够，这是需要在中原文化传承创新中加以认真思考的。
3.重视商业中原地区商业现象及商人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被奉为商业鼻祖的商丘人、商代的王亥“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浚县人子贡不仅能做官，而且善于经商致富。至于南阳人范蠡，被称为第一个热心公益亊业的商圣，在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后，悄然引退，把才能用于经商。还有爱国商人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再如北宋时的汴京，人口达到150多万，是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人口超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形象地描绘了汴京的繁华景象。
这是中原商业的基础，更是中原商业发展的动力和内涵。司马迁十分了解中原地区的商业传统，在介绍各地习俗时，也十分看重地区间的风俗特点、物产以及地理环境，以突出商业开发、商品流通的基本特征。如“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这些带有明显商业倾向性的介绍，将各地丰富的物产与民风特点、交通位置联系起来，客观上为商品流通和商业开发提供了潜在的资源，为商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尚义任侠中原地区的尚义任侠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中原人具有北方人典型的体魄健壮、尚武好强的特征，又长期受到儒家忠义仁爱思想的熏陶，养成了尚义任侠的良好风尚。在南阳汉画中，就有不少人与牛、虎、狮等搏斗的场面，展示了人的力量、胆略与智慧。司马迁在三河区和燕赵区中两次提出“好气任侠”的风气，所谓“义”指道义、信义、忠义，所谓“侠”指主持正义、打抱不平者，行为上表现为卓荦不群，不畏世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引《汉书》“河南之气，厥性安舒”之后云：“今汴地涉郑、卫之境，梁、魏之墟，人多髦俊，好儒术，杂以游豫，有魏公子之遗风，难动以非，易感以义。”即道出了中原人的尚义之风。尚义任侠的美好传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特征，表现在当代社会，则是关爱社会、展示自我、开拓创新。
5.以农为本以农为本是中国历代王朝都坚持不懈的一个主导思想，更是代表华夏文化的中原文化的核心。神农氏立都于淮阳，“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裴李岗文化中就出土了不少农具，在渑池县魏晋窖藏铁器中有使用长达两千年的铁犁，刘邦建汉伊始，颍川籍的晁错便向中央提出了《论贵粟疏》，认为粮食的重要性远远高于金银珠玉。司马迁对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极为熟悉，反复强调了中原地区以农为本的重要性。
以农为本的传统影响到了当代国家的农业政策，国家每年的1号文件都把“三农问题”作为治国的首要问题，这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地区来说，显然意义更加重大。
司马迁区域经济思想是其整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涉及到的中原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他对经济区域的划分及体现出的各区域中原文化的观点、认识，对于我们把握中原文化特质、弘扬传统文化、发展大中原区域经济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该书。。
[5]（汉）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汉）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8]（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5.。
[9]（汉）班固。汉书。元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汉）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5.。
